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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

作者:吴敬琏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讯读书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须回答很多和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同样,中国供给学派需要回答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人们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暂时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我们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一些“跟风”行为经常会导致新政策的扭曲。这方面,笔者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出现和美国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而中国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资本不重视实体经济,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看不到经济的潜力,开始外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一带一路”可以帮助消化一些库存和产能,但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在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计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提升,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线城市,在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它们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健康就能大大减少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成长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纳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过起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都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很容易导致对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让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而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到了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很多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过大。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大力提倡虚拟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降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信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所以政府部门对网购市场的规制方面需要更多作为。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贴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贴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很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实际上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要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须回答很多和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同样,中国供给学派需要回答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人们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暂时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我们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一些“跟风”行为经常会导致新政策的扭曲。这方面,笔者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出现和美国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而中国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资本不重视实体经济,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看不到经济的潜力,开始外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一带一路”可以帮助消化一些库存和产能,但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在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计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提升,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线城市,在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它们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健康就能大大减少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成长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纳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过起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都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很容易导致对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让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而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到了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很多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过大。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大力提倡虚拟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降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信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所以政府部门对网购市场的规制方面需要更多作为。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贴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贴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很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实际上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要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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