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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讯读书
  第三个大领域就是要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功效,但要意识到其限度。任何社会,在穷人还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时候,很多政策很容易倾向民粹主义。不过,民粹主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所有政策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执行下去的。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吏治改革。

  其一,要改革工资制度,给官僚体系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人们经常质疑高薪养廉制度。高薪不一定能养廉,因为人的贪婪是无限度的。但如果官员没有一定的薪资水平,腐败就成为必然。如果官员不能够有体面的生活,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权力寻租行为。中国官员大面积的腐败所累计起来的钱,足够实现“高薪”了。如果实现不了合理的薪资水平,永远跳不出腐败的循环。工资制度方面,中国具有太多的改革空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其官员的基本工资远远少于其他收入;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其官员工资可以连续那么多年不提高。因为工资制度不合理而带来的腐败,所牺牲的不仅是政权,也是全体人民。

  其二,要区分腐败和改革上的一些失误。要容许改革的试错性质。如果规定不能犯任何错误,就等于不容许任何改革。改革必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没有风险,哪有改革?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能够有效推行下去,是因为当时的改革是可以试错的。在容许改革者试错的情况下,改革者具有动机承担风险。今天的改革执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不容许改革者犯任何错误。并且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在犯错误和腐败之间画等号。所以没有官员敢于承担任何风险,没有官员有改革动机。

  其三,要努力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过很好的讨论,但马上被政治化,不了了之。中国传统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官僚体系,但现在反而失去了。政务官可以由政治人物来任命,以形成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团队。政务官必须具有政策创新的能动性和执行力,而事务官也就是一般的公务员则是执行政务官所制定的政策。可以考虑从社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意企业)、学校等直接提拔一批有作为、敢于作为的政务官。这方面已经开始(例如在环保领域),但远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可以称之为“社会培养干部的制度”,不仅关乎于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需要另文讨论。)最近中国高层强调要起用“改革促进派”人才,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不管怎样,今天的中国处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发展仍然是要务,是硬道理。如果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所有存在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发展一旦出现重大问题,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化。诚如习近平“四个全面”论述所展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仍然是头等大事,深化改革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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