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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反寡头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讯读书
  即便现在,中国仍然继承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在经济领域每一块存在一个寡头。这种情况也见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最典型的莫过于俄罗斯的石油寡头。

  乌克兰现在的问题也是寡头问题。世界媒体都认为乌克兰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干预,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经济寡头变成政治寡头。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寡头之间相互斗争,因此国家毫无希望,证实了内忧才会导致外患。十八大前,我们观察到有些经济寡头正在转向政治寡头,开始干预政治。一旦他们转向成功,中国也会陷于泥潭。

  此前,我认为十八大以后改革动力仍然不足,主要也是基于对既得利益群体长大的判断。我曾感叹有一段时间有些领导人似乎没有大局观念了,都是以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小圈子利益为主,周永康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令人吃惊的是,新政府看到了利益集团成长将带来的危害,这两年新政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寡头,而反寡头最重要的方式即反腐败——也是本届政府最令人称道的工作。这次反腐败区别于以往的特点也在于集权。反腐败一定要集权,不然既得利益集团比反腐机构的权力还大,何谈反腐?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在反腐,但是反腐败部门的权力不够,每个时代只是抓一个典型,比如陈希同和陈良宇。中国不整治寡头就很麻烦,这届政府判断得很准。反腐败也有机遇,这届不反,后面就更难了。如果寡头成长到足够大,权力结构就难以扭转,政府职权会弱化。

  同时,习近平和王岐山坚持“先治标后治本”的思路也很到位。反腐的“标”和“本”问题在中国一直有争议,呼吁“治本”的观点认为要从根本上通过制度建设反腐败。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如此大的腐败体积下不可能做到并落实制度建设,因此应先大规模治标,“清场”后再建设制度。

  制度和法律都是人为建设和操作,不应该迷信制度主义。美国没有那么复杂,新加坡更简单,只有一个反贪局,中国香港则是一个廉政公署。为什么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政府廉洁,因为反腐败的权力集中。中国的纪检组织存在于党口、政协等,然而权力分散,反而给腐败更多机会。过去在中国,反腐败的人本身最腐败。

  中纪委在两年内“打老虎”、“打苍蝇”成绩卓然,两年中打下省部级干部55名,上至前政治局常委。各地政府政风大变,已经为下一步“治本”扫除很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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