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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把握、发挥经济推动力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讯读书
  本届政府虽然治国只有两年多,但是对于经济发展的理念也有了明显变化。中国官方在经济领域终于明确放弃GDP主义。习近平2014年多次公开提新常态,就是接受了中等增长的现实,这是世界规律,没有国家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可是纠正GDP主义并不容易,毕竟GDP目标单一,容易实现,这一代领导人都在GDP红旗下长大。此外,中国并非要放弃经济增长的指标,中速增长应该保持,如果中国继续保持6%到7%的增速,那么十多年后就是现在台湾的中高收入水平。但是低于6%就麻烦了,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像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导致社会不稳定且腐败滋生。

  在中国,有些经济学家比较乐观,比如林毅夫,但是他假定的前提是所有的经济要素都能发挥出来,然而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太好,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需求难以长期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开发国内增长动力至关重要,包括城镇化、技术创新和建设消费性社会,但是国内有寡头在阻碍市场经济要素的发挥。

  这届政府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中央的两个“遏制”政策令人称道。第一是遏制国企大扩张,2008年中央政府发行了4万亿债券导致国企大扩张,国企扩张不是空间扩张的问题,一个国企就是一个寡头,此前在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企老板的声音和权力远远大于部长的权力,现在遏制住了。

  第二是遏制地方政府债务。海内外很担心中国是否会爆发像美国一样的债务危机,现在来看已经遏制住了。在上两届政府时,地方没钱就向中央政府要,中央政府很“体贴”,要钱都给。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有财政危机,但是中央政府有钱而不给,让地方去改革。

  财政危机正成为促进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譬如上海,把地方国企卖给央企或者民企,改善政府收支,过去没有财政压力就不会想改革。此外,深圳政府改革小产权房也很成功,很多地方都形成了自己的改革方式。

  在强调市场化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建设重点之一是城镇化。对此,我认为城镇化对经济推动力的功效被夸大了,因为城镇化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53%,OECD(经合组织)国家是70%左右,中国距其只有十几个百分点。因此,不用国家政府推动,城镇化自然进行就好。

  此前政府推动城镇化的效果不好,出现了很多空城、“鬼城”,证明GDP导向的城镇化不可持续。城镇化不仅仅是空间规模的问题,还包括如何解决目前城市中17%无城市户口的居民、城中村等问题。现在的思路还不够完整,只城镇化还不够,还应有城镇体制改革。

  全世界都罕见中国这么多的行政级别的城市体制。中国的资源根据行政级别分配,从首都、直辖市、省会城市等递减。就结果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太愿意去二线城市。因此,在限制大城市的扩张并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应弱化行政系统的资源配置。

  中国的行政体制过度官僚化。大部分城市都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这种官僚化的城市化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否则还是GDP主义。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动力。现在中央集权,就要打破地方的反抗姿态。如果很多小城市能够成为一级政府,就能释放出很大的生产力。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也有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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