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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讯读书
  近来中国政策界又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开展了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争论了多年,但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后不久的今天又提了出来,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争论背后的经济状况更不容忽视。主要原因在于2014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远远超出了预期。本来“新常态”就是要实现长期平稳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并不容易实现。

  争论的焦点在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而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强调得不多(如果不是被完全忽视的话),那就是,谁是发展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寻找发展的主体,甚至要比界定增长点更为重要。目前,这场争论的经济学家往往过于注重界定增长点,例如产权、投资、出口、技术创新等等那些能够促进经济继续增长的制度或者“潜力”。他们的讨论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结果经常导致过分的乐观主义甚至是画饼充饥。要把经济增长点或者“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还是需要通过发展的主体,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角。就市场经济的本质来说,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可以由发展的主体本身来回答。政府除了规定哪些不能做之外,就由发展的主体自己来寻找增长点,哪里有发展空间,发展的主体最清楚,并非政府或者经济学家所能规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来增长缺乏动力,与改革和发展过于“中央化”是有关联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对之前改革与发展缺乏顶层设计而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乱象的状况,进行了集权式改革。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集权式的改革顶层设计不仅必须,也属必然。尤其是像法治那样的制度建设,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否则很容易出现无政府状态。

  不过,集权式的改革顶层设计并不代表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唯一的改革与发展主体。中央政府是改革与发展设计的主体,也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例如财政税收、金融货币政策等,但在更多的改革领域,中央政府并非改革主体。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主要有四个改革主体,即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和地方政府。现在的问题在于,除了中央政府,这四个老的主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缺乏发展动力。

  民营企业在互联网和金融等少数领域比较活跃外,在其他领域并没有显现发展势头。实际上,民营企业资本“向外走”的势头,要比其在内部增加投资的势头更为强劲。外资方面,尽管大规模撤资的现象并没有发生,但很多外资企业在减少对华投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因为反腐败等原因,基本上处于不作为的状态。现在唯一的亮点在于“众创”这一新现象。不过,尽管“众创”能够比较有效地提供一些就业机会,但对国家整体的产业升级和GDP的增加,不会产生有效的影响。或许,从长远来说,“众创”可以孵化一些高科技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要应付目前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除了“众创”,还必须回头过去促发上述四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在这些领域,中国是可以通过一些制度改革,来促发这些主体的发展能量。只有把这些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出来,才能够把发展的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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