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布鲁根在24号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奥申委的工作用下面这句话给与了他的评价：“我想要强调一下北京奥申委的工作班子达到了非常高的专业水平。经过四天与奥申委紧张的会议，从评估团的角度讲，我们感到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北京奥申委工作的专业水平和陈述水平都非常高。同时，还包括他们对背景知识深入的了解等。他们这些专家对于各自专题表现出了十分熟练的专业程度。”

    听到布鲁根能够给出这样高的评价，我们这些为之努力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欣慰。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对于“陈述”这个词的理解都不是十分明确，什么叫陈述？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一个95%民众支持申奥的国度，我们如何把这些伟大的数字和激情的人民融入到“陈述”这两个字中？

    所以，这看似简单的“陈述”二字其背后所涵盖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所要做的工作是巨大艰难的。到后来，我们理解的奥组委要求看到的“陈述”其实是一种承诺：奥委会所关心的问题和担忧的问题，我们通过陈述来回答他们，承诺他们，让他们放心，让他们相信，中国，北京有能力处理好这些问题，有能力成功地举办一届奥运会。有了承诺这个基调，具体实施陈述工作还是相当复杂。其中涉及1个运动项目的主题就涉及到28个单项、300多个小项，还有对每个小项竞赛规则、人员安排。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整个陈述工作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系统工程。当时，我们采取的策略是以稳为胜：在每个环节尽量的覆盖到国际奥委会所关心的每个问题，比如交通问题、环保的问题，气候的问题，场馆的问题，转播的问题。

    在我进入奥申委之前，陈述的文字稿基本确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这17组的文字稿付出自己的心血，提出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参与陈述用的文字材料编写与整合工作的人员少说得有好几百人。举个例子，一部成稿后的《申办报告》直接参与其中的就有600多人，而间接涉及到的相关人员则有好几千人之众。

    2月21号那天，陈述开始，见PPT播放都很正常，我就到外间的休息室溜达了一圈。走到休息室，里面的情景把我吓了一跳。宽大的休息室里坐着的都是21号上午相关陈述主题的专家，在一个休息室里囊括了那么多社会精英。

    后来，我才知道，每个陈述主题，为之服务的共有三级专家。第一级专家就是陪着陈述人坐在陈述台前的三到五位专家，每次陈述人就该主题陈述完毕后，评估团的团员会就陈述内容提问——这有点像硕士、博士论文的答辩现场，而这些第一级的专家就是要负责回答这些提问。

    在这些一级专家中，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国家登山队的队长王勇峰。为什么王勇峰会出现在陈述现场呢？当时杨澜的陈述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对奥运火炬传递路线的设计——我们要把火炬从尼泊尔的南坡传到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从珠穆朗玛峰再传送到布达拉宫，再从西藏传送到中国国内。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很大的火炬接力的亮点。奥运的精神是更高、更强、更快，我们通过奥运火炬传递到人类最高点，来表达我们对于奥运精神的独特诠释跟，实际上就是挑战人类的极限。

    我们在设计这样的路线，就知道评估团的团员一定会为此担心。他们可能会问，在那么高的地方，人都缺氧，火炬能不能着火？还有人拿着火炬能不能上去？大家知道一个人登珠穆朗玛峰，徒手上去都不容易，况且还要携带一个火炬。此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火炬实况转播怎么办？一个人高度缺氧的情况下他怎么摄影？那些登山队员他不一定会摄影，那些摄影的人员不一定会登山；电池在那么低的温度下能够保温多少，镜头是不是被雾住了？为了回答这些技术问题，我们就把王勇峰请来到这里。他对这些技术问题最有发言权——他的脚指头在爬珠峰的时候，冻断过几根。

    像王勇峰这样的就是在场的一级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