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月份，除了紧张的排练之外，还有一件事始终吊着奥申委领导们的心，那就是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听取我们陈述的会场问题。对于选场这件事，在我去美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动手实施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没有确定。时间不等人，别的问题还可以再往后拖拖，场地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时，我和魏小平及其他选场地的领导看了许多场所，意见不一。我离开北京去美国之前，一共看了好几个地方，有北京饭店的西大厅以及地下一层的会议室，最后看的场地是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去看的人都觉得挺满意。我本以为最后会选择人民大会堂，等我从美国回来后，才知道，选场的领导们已经放弃了这个会场。具体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有两点：一.路程远近的；二.对它的改造存在很大的难度，比如仅改造经费就可能要上百万。没选大会堂的北京厅，我是持赞同态度的。其实从一开始，对于评估会场的选取，我就偏向于北京饭店。为什么？因为我知道2月份评估团来北京，所下榻的酒店选的就是北京饭店。中国有句话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评估会来说，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越近自然越好，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可以让评估团精力更集中，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交通麻烦。

    可北京饭店的具体设施和现有的会议室格局让我们颇为犯难。当时北京饭店刚装修完毕，几个会议厅要么太大，要么太窄。太大，显得空洞，毕竟这个陈述会只有几十个人参加，太大就显得有些落寞。太小，就更不合适，几十个人闷在一个小房间里里，又闷又吵，现场的环境自然就会有些糟糕。

    14号晚上，我从奥申委回到公司办公室，没有困意，想到压在心头的会场问题，随手拿笔划拉了一下，简单分析了一下参加评估会议的人员组成。此次评估团有17个专家外加两个工作人员，是19个人。我们奥申委这些陈述人，此外加上刘淇主席，包括何振梁何老这些负责人以及一些陪同人员，大约20人。两部分40人的会议室外加一个能够摆放一个陈述台的位置——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会议厅。

    这个会议厅要连续用四天，所以它的环境一定要好，无论是通风还是隔音设备都应该是一流的才行。划来划去，我想到的还是北京饭店地下一层的那个会议厅。

    次日，我们一行人再次来到了那个地下一层会议室（现在为北京饭店地下一层的紫晶厅）。在现场，我详细观察了一下它的布局。这个地下一层的会议厅大小比较合适，但布局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它很窄，从前到后的横向直线距离只有八米多不到九米，长度倒有二三十米，此外，会议室所处的楼层相对较矮。我们开会的时候，必须要用到一个大功率的投影仪，投影仪工作时，有个大功率的风扇在散热，在这么样一个空间里，大功率的投影仪一旦启用，无疑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热源和噪音源。这对于现场环境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在这样一个布局里，最前面的人会挨着陈述台，声音大不消得说，而最后面的人却要在陈述台几十米之后，声音自然弱很多。现场勘察的结果，说明这个会议室问题太多。怎么办？难道最终只能放弃？可放弃它，哪里还有更合适的呢？

    就这样，商量来商量去，大家决定就这样摆投影仪算了，总不能把投影仪放到屋外去吧。当会场摆好之后，投影仪一开，问题就出来了。在最远位置根本看不清屏幕，声音小得不能再小，而坐在最靠近投影屏的那个位置，声音则大的向炸雷。除此之外，我又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大家开会时看屏幕，都得把脖子转将近90度，才能看到屏幕，如果连续四天这么扭脖子，怕是谁也吃不消。

    现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怎么办，怎么办？负责会场的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万嗣铨急得满头大汗。时间迫在眉睫，地方迟迟没能确定，我在众人研究如何改造那间会议室时，悄悄溜了出去。我绕到会议室的后面，见紧临会议室的后面有一个小门，锁住了。从门缝里，我特意往里看了几眼。在狭窄的走廊里，我低着头，抱着胳膊，沉思着，一个匪夷所思的“坏主意”从心底浮上来。

    十分钟后，我返回那间会议室，众人还在讨论着，我说，我有一个意见，说出来你们大伙看看行不行。我提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完全“疯掉”的方案：改变投影仪的布局！在宽度仅9米的距离摆放投影仪，让所有的评估团团员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投影屏——当时的具体环境完全不允许我这么做：要在七八米的长度里放座椅，还要摆放一个投影仪的影池，这显然不可能。 果然，立刻就有人问：“黄总，你也看到了，这里仅有八米的距离怎么做背投？”

    我快步走到墙壁边，弓起左手的手指，敲了敲墙壁：“我的具体方法是，打掉这堵墙，在隔壁房间里架背投，然后在打出来墙孔上转一面折射屏，用折射的方式把两间房子连在一起，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加大会议室的长度，把噪音和热源全部放到隔壁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