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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力量:源远流长与自我复兴

作者:熊玠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和讯读书
  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华文明比其他古文明存活更久,甚至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自我调整,这些要素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生态地理因素、半宗教因素(如“天”)以及历史的巧合(如封建制度早于专制国家的建立),这些要素使中华文明在影响黄河流域以外的族群并使其融入汉族文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类因素包括统一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和沿用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保证了朝代在更替中延续中国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而导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其自身的包容性,以及其兼容并蓄的能力。

  由于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那种认为中华文明只有5000年、并非历史最悠久的文明的传统观点正经历挑战。中华文明并不像许多著名历史学家推断的那样仅有黄土高原一个源头,更多的文明发源地遗址陆续在全国各地被发现,例如,河南省、三峡地区以及浙江省等。1973年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杭州湾南部,属于繁盛期新石器文化,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 仅这一项发现就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提前至7000年前, 使中华文明位列世界古文明之首,即早于尼罗河文明(6000年前)、两河文明(5000年前)以及恒河文明(4000年前)。即便不考虑1970年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华文明部分起源于黄土高原的观点对文明起源于河流的一元理论仍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该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都发源于河谷地带。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在迁徙至平原前,居住在黄土高原上的古代中国人以小米及其他谷物为生,这些农作物能在疏松的土地及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用原始的工具就可以耕种且无需灌溉。

  魏特夫将中华文明描述为稻作文明,进而认为中国应该被称为“水利社会”,并进一步提出了“东方专制”理论。他的理论认为,由于有大量的稻田需要灌溉,稀缺的可用于灌溉的水资源就需要统一配置,有时甚至会需要政府的强制力量。由此,这种稻作文明衍生出一种强政府的传统以及中华文明的专制规则。这一理论在提出之时,即被《星期六评论》誉为“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想的分水岭”,而《纽约时报》则认为其为“理解人类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当代考古研究却表明,黄土高原的居民向南迁徙至平原后才学会如何种植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稻米。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后代南迁之前的几千年里,黄土高原的先人们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明。故此,中华文明起源于黄土高原的发现带给人们最重要的启发是,魏特夫“东方专制”理论是不合史实的错误假设。

  一、中华文明的核心

  在比较古代文明前,我们首先要对“文明”下个确切的定义。学者们给出过许多种定义,有些时候“文明”也被用作“文化”的同义词,而文化在不同的语境中常会有不同的含义。考古学家通常用文化来特指向文明过渡的时期,例如“新石器文化”。然而,企图用文化来定义文明不仅赘述,也会造成误解。例如,中华文化一直被理解为一种“儒家文化”,但是如果说中国有一种“儒家文明”则不知所云。

  “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赖以生存之方式(例如农耕文明)、百姓起居情况、政府管理方式、交易习俗、文字和书写体系、度量单位,而最重要的是,拥有统一的世界观和传统习俗。而“文化”则更多是指观念、哲思以及一个社会中知识、艺术和道德等精神层面的东西。 除此之外,文化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并反映出人们对待挫折和挑战的态度。如此看来,文化构成了文明的核心部分。

  此外,人们不可能撇开历史来研究文明,尽管文明不是历史的同义词,但两者紧密联系,例如,一种文明的绵延不断是通过一国的历史体现出来。因此,如果想要解释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我们需要从中国历史着手,更广义上还要求助于地理学和生态学。

  文明与静态的“礼仪”不同,它是动态发展的。但是作为一种从未中断的文明,其核心的特征不会因朝代更迭或外来入侵而改变。中华文明即符合这一条件,从黄土高原发源一直绵延至今。尽管中国人一次次地迁徙,又一次次不断改变并调试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一直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例如,对“天”的崇拜以及“阴阳”两分的思想,体现出原始农业社会中农民对于日月交替的理解。尽管世事变迁,这些要素依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亦将是文明复兴的关键。

  由此观之,在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未被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延续最长的文明,在经历了外族入侵、朝代更替以及半殖民统治后依旧延续至今。相比之下,其他古文明和社会或因殖民统治,或因政治腐败、道德沦丧、过度的军费开支而中断。例如,古埃及和希腊文明因罗马人的入侵而中断,内部腐败和战场上的失利则断送了罗马帝国的辉煌,波斯人结束了巴比伦的繁荣,而哈拉帕文明的衰落则是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

  二、中华文明何以延长迄今而历久不衰

  尽管有许多证据可以解释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它比其他古代文明更为长寿。很少有学者提出这一问题,更别说试图解答。

  生态因素

  我们的分析将从最直接的要素入手,由具体到抽象。有研究指出,特定的地理环境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扩张和绵延,其生态因素包括三个特征:

  首先,广阔的水网分布不仅成为了天然的交通运输网络,更将拥有同样文化却散居在不同地方的人们联系起来。

  其次,广袤的土地为承载大量人口的农耕经济提供了保障,促使越来越多的族群和人们加入了中华文明。

  最后,古代中国人的聚居区(中国北部地区)气候比较寒冷,所以这里的人们比同时期处于较温暖地区的人们,如古埃及人、印度人和巴比伦人,需更勤奋工作。为了抵御寒冬,中国人需要搭建屋舍、准备衣物和柴火。中华文明即是源起于较寒冷的北方(黄河流域),之后逐渐迁徙扩展至较温暖的南方,从长江流域到珠江两岸。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起始于温暖的南方(希腊和罗马),并逐渐向北面扩展,先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再到西欧(荷兰、比利时、法国、英格兰、德国等),最终到达俄国。

  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

  一系列的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中华文明能扩展并影响其他远离黄河流域的族群。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古代中国人有一种与“天”紧密联系的世俗宗教。尽管现代中文里的“天”在英语中翻译成“Heaven(天堂)”,但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天”是高高在上的,是仁慈与先知的化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着宇宙中的秩序,包括统治人类社会。虽然“天”被具化为一个神,受到人们朝拜,被称作上帝(或上天),但它却不是唯一的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被灌输了一种非排外的世界观(正如天堂并不排斥任何人),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 所以,认为“天”并不限于某一族群,这与《圣经?旧约》中基督上帝仅限于犹太人不同(直到耶稣之后,基督教才被允许流传至异教徒)。而恰恰这种特性使得非汉族地区的族群融入中华文明成为可能。鉴于此,加之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的制度化的教会组织的存在,使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或许也是中华文明从未间断的原因之一。

  在之后的中文用语中,“上帝”的“帝”一词被频繁使用,但并非特指某一位神,而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他因受天命而享有管辖天下的权力。正如“天”代表了一种非排他的、跨族群的秩序一样,受天命的中国统治者(“帝”或皇帝)则不仅是汉族的领导者,也是全中国所有族群的管辖者。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不断扩张的因素则是皇室的统治方法,通过文化吸收以及示范效应等方法,而不是通过征服和压迫。政治上,自周朝(前1046—前256)开始,中国统治者设立了一套分封制度来管理游牧族群。与西方不同,罗马帝国征服欧洲后,用罗马文化取代了希腊文明,而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化断层。此外,由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很容易使外来入侵者融入其中并在征服胜利后被“汉化”。历史上,中原曾两次遭到少数民族入侵,一次是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1206—1368),另一次是满洲人建立了清朝(1616—1911)。虽然他们逐鹿中原,取得地位,却最终被“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从未被蒙古或满洲文明所取代。

  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才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更容易包容并接受中原文化。事实上,满洲人毫无后顾之忧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假设来说,这就好比罗马人吸收了希腊、埃及文明,雅利安人包容了哈拉帕(印度)文化,而不是在征服后就以自身文明取代这些文明。

  同样地,在中原王朝的更替中,后者往往继承前者的制度结构和统治文化而非推翻后重新建立。在秦(前221—前206)、汉(前206—公元220)最早的两个王朝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 另外,还包括度量衡。自汉代以来的政府结构,以及从周朝开始的书写体系(包括象形文字)历经王朝兴衰沿用至今。虽然儒学于公元前136年被定为“国教”(见第二章),但一些周朝的地方文化,也能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静静地流传下来。由此可见,要理解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关键是了解其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不难想象,我们的祖先是以大地农民的眼光观看百川汇流融入大海的情景。

  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从未间断,关键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使我们更加期待21世纪中国复兴后主导新的世界秩序将是何等景象(详见第八章)。

  中西发展阶段先后有别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因素与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的先后顺序有关,这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截然不同。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的封建(分封)制度先于帝国专制统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封建制度”不同于封建主义,后者在1949年后的中国被视为落后、专制甚至是反动的同义词,被认为是旧中国的代名词。为了更好理解这里提出的观点,我们必须先解释什么是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时期相比,周朝出现的中国封建体系权力更为集中。共主(周天子)是这一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由他将土地分封给各个诸侯。诸侯理论上拥有自己封地上的所有东西,包括人(称为“子民”),这些子民事实上是各诸侯的农奴。这些世袭的封地最早是赏赐给不同部族的首领的,感谢他们在推翻商朝(约前1600—前1046)时拥护周氏的部族。由于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极其残忍无情,于是“天”便授意将王权传给周氏以建立周朝。分封制度后来被周天子们用来统治自己的诸侯,一直延续了867年,而周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

  至周朝末期,一些封地开始变为独立的国家并彼此交战,由此开始了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其中,七个封地演变为当时主要的国家,直到其中之一征服了六国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专制王朝——秦。由于秦朝曾在英语中直译为“Chin”,故中国的英语拼写China也由此而来。 由秦国建立并在汉朝得到完善的行政制度一直沿用至1911年,它不仅造就了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长久,也将中华文明传承至今。

  如果以罗马帝国(前27—公元395)做类比则能更好地理解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横跨亚欧大陆的罗马帝国不是崛起于封建主义之前,而是崛起于统一各个领主的封地之后(封建体制),那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它的命运也许会如同结束了中国封建体制的秦国一样,使得欧洲以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态延续至今,就像中国自2300多年前秦国大一统之后一直保持着完整的帝国形态。如此,罗马文明也很有可能至今依然存活。

  第二,帝国建立和文化统一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不同。在中国,文化统一以“儒化”(见下一章)或国家独尊儒术的形式出现,使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而这几乎与帝国建立同步进行。在西方,与儒家文化具有相当地位的则可能是基督教文化,而它的影响仅在罗马帝国衰落、天主教会的势力壮大后才传播开来。在比较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时,我提到其“也许”与儒家文化地位相当,因为对于教廷能否作为整个欧洲文化统一的推手这个问题尚存争议。由于对基督教的真正教义有不同解释,教廷内部存在派系斗争,加之连年的宗教战争,使得教会在促进欧洲文化统一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不过,基督教距离这一目标已经十分接近。在此以基督教为例只是希望说明儒家思想统一下的中国文化,乃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样,由儒家文化衍生出的科举制度被历朝历代所袭用,中国的政治结构一再得到巩固,也避免了中华文明因发生突变而被阻断。

  三、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总的来说,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华文明比其他古文明存活更久,甚至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自我调整,这些要素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生态地理因素、半宗教因素(如“天”)以及历史的巧合(如封建制度早于帝国之形成),这些要素使中华文明在影响黄河流域以外的族群并使其融入汉族文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二类因素包括统一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和沿用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保证了朝代在更替中延续中国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而导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其自身的包容性,以及其兼容并蓄的能力。中华文明这一难得的特性,将新旧、内外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自身的不断发展。在苏联解体的二十年后,俄国人仍未掌握利用市场理论推动其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而不同的是,中国人自1992年起就开始熟练地将市场理论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使中国转型成为永不停歇的“发电站”。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中加入市场概念,并使之和谐发展,也未否定其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成果。有怀疑论者自邓小平改革开始后便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不屑一顾,更有甚者妄言中国的衰亡近在咫尺。但是,自2008年华尔街破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曾是私有资本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开始关注以国家宏观调控同时严格市场管理的“中国模式”。回顾先前对于中国模式的怀疑,更多的是由于西方不理解中国人如何能将互相矛盾的事物融合在一起,如阴阳思想,并使其和谐共处。

  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华文明依然延续至今的原因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之后,我们将会讨论中国的再次强大是否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复兴等问题。复兴并不等同于恢复,孔子的回归(1995年后)以及自胡锦涛以来以来关于在海内外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便说明了这一点。复兴,是指从一个半世纪的屈辱史中觉醒,决心“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发挥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优势而非无情地将其取代。

  一、儒化的中国

  “儒化”一词在本书中是指:官方支持采用孔子(孔圣人 ) 思想作为“国教”(公元前136年开始);儒家思想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及其后果。“儒化”虽与“中国受儒家思想之转型”为同义词,但两者并无紧密联系,因为后者并不能完全传达出官方采纳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中国受儒家思想转型并非由孔子推动,而是在其被采用作为国教后的必然结果。“国教”一词在英语中没有准确的表达。一般来说,“国教”含义丰富,其中包括:一整套原则、价值观和美德;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一系列以此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如“礼”),适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体现于使命感和身体力行以期达到的人生标准。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如第一章中提及的,就是它起到了文化统一的作用,使得在皇权统治下的社会各个阶层都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但它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发展中,不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被敬奉为宗教一般。儒家思想之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圣经》几千年来对于西方的影响。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圣经》的教义由教会宣传推广并执行,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执行者并非类似教会的组织,而是由国家、士大夫、家中长者和宗教领袖共同推行和贯彻。直到1911年王朝统治被推翻,特别是共产党执政初期,儒家思想的影响才开始式微,但是它并未至此消失。1995年后,孔子正式回归中国社会,包含其思想理论的精华——《论语》。《论语》有些地方自小学阶段开始已被教授。

  抓住了时代精神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以孔夫子命名。 孔夫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恰逢中国“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前551—前233)。按时间顺序,孔子仅晚于相当有神秘色彩的思想家老子 几年,而先于其他各家。巧合的是,所有六大主要学说的创始人都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且相差时间不长。凭借着这一优势条件,孔子取各家之长,融于自身的理论体系中。 他撷取了其他各个学说的精华部分,与自己的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他渊博的思想不仅来自之前的文献资料,更获益于其在乱世中(周朝分封制度开始瓦解并向后分封时期转型的过程)周游列国的经历,以及与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百姓接触的际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说,孔子“抓住了时代的精神”。由于集中体现了人文关怀和中庸之道的思想,孔夫子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家的尊崇。

  受儒家思想的启发,汉武帝(前140—前88)意识到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作为基础。为了找到合适的思想体系,朝廷从互相竞争的学说中选出三个作为备选。在朝堂上,一些谋士借鉴先秦的专制统治,倾向于老子的思想,提议采纳其在《道德经》中提出的“无为而治”。第二个备选的是法家学说,但由于其与秦朝统治关系紧密而遭到质疑,秦朝官员中大都奉行法家思想,过度使用酷刑,其残暴的手段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最终,汉武帝选择了儒家思想,并在公元前136年宣布将其定为“国教”。

  独尊儒术的困惑

  对于汉朝朝廷为何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中国学者以及西方汉学家中一直存在争议。有评论家指出,这是由于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思想因素受到汉武帝及其以后历代帝王的青睐,因为它能帮助巩固王朝的集权统治并为其提供合法性来源。在此,我个人认为,从现代政治科学角度出发应当可帮助我们追溯找到其真正的动因。如果我们了解了汉武帝当时遇到的挑战和客观因素,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古代中国在周朝分封制度瓦解之后,于秦汉时期开始(公元前3世纪)建立帝制国家。在接下来的年代中,土地从之前的各个封地解放出来并可以自由买卖。结果,在汉代最初的半个世纪中,土地集中于少数有权势的豪门手中,这个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大地主阡陌延连,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以大地主阶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与世袭皇权之间前所未有的对立。到汉武帝时期,他目睹豪门继续购买土地进而不断增强了自己的势力,这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从现代政治科学中权力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运用伦理思想的武器来调整权力关系,以此制约不断增长的大地主们的经济势力。但是,正如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家提出的,如果汉武帝仅是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理论为王朝的集权统治效命,他完全有更好的选择——就算不采用已失信的法家学说,还有墨家思想可以选择。墨家思想以墨子命名,墨子原名为墨翟,其思想堪与英哲托马斯?霍布斯相比而更甚之,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英格兰民主革命前皇权统治最有力的维护者。

  为便于比较,我们需要一些笔墨简单介绍一下霍布斯。在英国内战时期,托马斯?霍布斯坚决拥护君权的至高无上。霍布斯基于“大自然状态”假说得出结论:人民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维护和平并实施制裁来抑制人类固有的不合群的倾向。 在霍布斯的绝对主义理论中,人们只能在绝对权力(如君权统治)以及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中选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社会治理的形态。霍布斯将他的君主称为“肉体的上帝”,他的手上同时握着宝剑和牧杖。

  在墨子和霍布斯关于绝对统治者的理论中,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墨子相信人生活在“混沌”之中,这与霍布斯提出的在无统治者状态下的“大自然状态”相似。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而霍布斯则称君主为“肉体上帝”,这就好比墨子将统治者视为“天子”,认为既然统治者的出现是为了结束社会混沌的状态,那么他一定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此外,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制定“对与错”的标准。既然天子是用上天授予的权力管理社会,那么他的命令就是上天的意志,理应被所有人遵循。在墨子看来,服从天子的意志是整个社会和平与富足的开始。

  与之相比,尽管孔子将君臣关系列为各种关系之首,但他并没有如墨子一样看待统治者的权力问题。一位孔子政治理论的评论家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将他的人文思想运用到国家事务的治理上。根据这位评论家所言,孔子毕生都在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普世教育。世间没有一个封建主子喜欢自己的臣民受教育,因为教育能解放人们的思想,能促进自主思维而不只是盲从他人的想法。因此,孔子普世教育的思想必然使其成为封建制度及以后王朝统治者的潜在威胁。

  不仅如此,汉武帝是在人称“亚圣”的孟子(约前372—前289)将儒家思想进行修正及扩充后才将其定为“国教”的。孟子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继承者之一,他阐明了孔子学说中模糊的部分,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之道。他甚至比孔子更深入,在回答一位弟子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到百姓有权推翻一个糟糕的君主,这等于是“诛一夫”而非“弑君”,因为一个不称职的暴君已经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夫”了。儒家思想中最独特的见解就是知识(以及节操) 比财富更重要,并且认为国家须有堪称君子 的人来统治或者辅佐治理国家。

  通过以上的辨析,如果汉武帝真的要通过一种思想来统治百姓、巩固王权,那他舍墨子学说而用孔孟之道的做法只能说明他当时神志不清。这明显说明汉武帝有其他的考量,他考虑的是豪门兴起的现实,这些豪门依赖他们拥有的大量土地而大肆敛财,由此实际控制着整个经济的命脉。除了改变社会的准则使得财富不再是获得权力和尊重的手段,汉武帝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吗?一旦儒家学说成为治理国家的第一准则,那么一些不可继承的因素(包括道德和能力)将取代可继承的财富(如土地所有权),于是儒家思想成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新准则。

  知识成为选拔官员的新标准

  随着知识重于财富的观念日益牢固,如果国家创立一个制度体系来决定谁拥有正确的知识并可以被选拔为官,那么国家就扮演了实际掌握社会升迁的大权。由此,国家就不用担心经济势力会僭越政治统治。这些考量推动了新的精英选拔制度的产生,即由原来的察举制度 向科举体系的转变。尽管正式和正规化的科举制度直到唐朝才真正确立,但察举制度已首度为精英流动打开了大门,所以才有可能使得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前200—前121)成为汉朝丞相,开启布衣卿相之始。相比之下,人们不禁要问,在西方,何时才有如公孙弘一样布衣背景的平民首次获得类似的优越提升呢?

  “儒化”使中国早早进入了“单一职业”社会

  正如前文所说的,中国的“儒化”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本文中,“影响”指相对正面的结果,尽管并非预期,而“后果”则指意料之外的较负面的结果。因为这两种结果相互联系,我们就在下文中一起讨论。有些在前文中已触及的结论在此重复提及,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评价分析。

  尽管我们不必一再重复儒教作为文化统一的功能,但我们应注意儒家的经典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审查内容,体现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即使在科举体系建立前,汉朝早期的察举制度下的审查官也同样会在面试中考察被试者对于儒家思想的掌握。

  科举制度产生了独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是士大夫,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在官场中任职;第二是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寒窗苦读,励志通过科举入仕为官;第三是已退休的官员。这些士大夫辅助君王,成为国家实际的管理者。无论王朝如何更替,他们依旧保持了国家统治机制的延续性。总的来说,文人阶层的领导是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

  科举制度还产生了一个“单一职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入仕为官才被视为真正的成功,除了能拥有大量的赏赐之外,还能享受常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其他所有职业,就算是家财万贯之人,都一样受到轻视。没有被科举授予功名的人,即使家庭富裕,也无法享受同等的权利和声誉。 尽管1451年后,财富可以用来买官,却也不能买到通过科举考试而成功的人所享有的尊重。

  国家通过科举制度控制社会流动导致了政治上的成就远胜于经济上的成功,同时也造成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地位较低,以致每一位从商的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努力读书,通过考取功名来光耀门楣,以提高家族的地位。

  因为昂贵的教育开支,使得本应重新投资在商业中的资金被转移,最终致使财富很难代代相传(加之许多商人的儿子长大之后并不希望子承父业)。

  由于知识与脑力以及父亲通过科举而得到的功名都是不可世袭的,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这创造出了一种在西方闻所未闻的社会精英周期性的“向下流动”现象。

  “向下流动”的结果造成的统治阶层的职位空缺,为许多有志青年通过科举入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同样的,社会“向下流动”的特征巩固了中国社会的农村基础,因为在“单一职业”的社会中,那些科举失利的人除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别无其他选择。

  中国从封建时代直接过渡到“福利国家” ,不同于西方通过工业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而走向民主。

  儒家思想构建了社会流动的通道,因而在既有体系下形成了稳固的身份认同以及社会本身的稳定性,直到现代中国遭遇亡国灭种的威胁时,儒家思想才遇到挑战。

  只要儒家思想依然为大多数人相信,其作为国家的理念就会得到保留,即认为只有充满智慧又洁身自好的人才有资格在政府中任职。

  分析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国家对社会流动的掌控,不仅造成了一个“单一职业的社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大于社会的现象。这一传统即使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依然难以消除。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传统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并非产生于儒家思想,而这往往被许多只凭直觉而不进行思考求证的评论家所忽略。

  儒家思想是主流,但不是全部

  批评家常假设儒家思想在被汉武帝立为“国教”后便成为了中国的正统学说。基于这一点假设,他们从两方面批评儒家思想:第一,它取代了所有其他学派的思想,影响了所有中国人的“单一的思维模式”;第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孔夫子,因为他的思想在成为正统后引导或误导了所有的政府政策和决定。 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指责值得我们深究,不仅因为这唤起了人们探寻真理的好奇心,也有其他原因。特别是孔子思想在1995以后再度被重视,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过去关于儒学的弊端的批评都是正确的话,当今的儒学复兴就应该尽量规避这些负面作用。

  密歇根大学侯服五教授通过追溯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仔细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发现历史记载中封建中国的统治者并非一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的正统思想。

  侯服五指出,首先,许多由儒学家记载的历史文献中清楚地表明,汉武帝并没有诋毁其他学派的思想,这与人们通常所假设的情况不符。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兴趣仅止于公元前136年所颁布的采取儒教为“国教”的圣旨。事实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尽管他的丞相兼幸臣董仲舒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儒生,但是也有许多与汉武帝亲近的大臣是道家和法家思想的支持者。不仅汉武帝没有将儒家思想视为正统强加于国人并排挤其他学派,而且汉武帝的继位者也不曾这样做过。即使是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正宗儒生的汉宣帝,都不曾如此。尽管他在朝中设立了皇家朝会殿,专门用来为儒家的经典思想正名并解决其中一些存有异议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固步自封,并不盲目跟从儒家思想来处理国事。相反,他还经常参考法家的治国理念,同时,他也不愿意将儒家思想作为正统学说强加于知识分子阶层。

  在之后的3世纪至6世纪的300年中,中国历经六朝的分分合合,其中见证了道家思想的盛行以及源自印度的佛教的渗入,而儒家在这一时期则相对式微。尽管科举考试在当时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是考试的重要内容,但根据记载,儒家思想从未是决定儒生们成败的唯一标准。在这一时期,许多非儒家思想,甚至是反对儒家的学说都得以在统治阶层中流行。公元666年,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辉煌鼎盛的唐朝时期(618—907),一位皇帝将老子——这位本土宗教道教的创始人,追封为“太上老君”。

  官方对于道家学说的支持一直持续到唐朝之后的朝代。例如,在之后的宋朝时期,朝廷主动资助道家典籍的编纂并支持建造道观和道家经典的藏书阁。宋徽宗甚至自封为“道君皇帝”。而在元朝,道士甚至被授予官衔及其他特权。

  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性,使得儒家与道家、法家及其他学派学说并存的情况成为可能。同样,皇帝选拔不同学派的官员供职于朝廷也成为了一种惯例。这也是为什么皇帝们虽然公开承认儒学为国教,但是他们实际制定的政策却往往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原则。

  在唐朝之后的所有朝代中,皇帝一直沿用一个标准来选拔政府高官,那就是通过科举录用才华出众之人。尽管科举是以明确的知识作为终极标准,但是没有硬性规定这些考察的知识一定要出自某一学派或答案要接近某一特定的观点。虽然研究儒学的历史学家和作者常常夸大儒家思想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但是回顾历史,儒学其实只能说是较其他学说更受重视而已。

  儒学塑造了独特的民族性格

  第一,孔子重视教育,但他却不提倡他的弟子们专攻计谋,如玩弄技巧、巧言令色,抑或吹毛求疵来攻击别人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相反,他强调的是全面教育,注重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全面培养。他教人隐忍,告诫人们要学会包容,不可过多显山露水 ,要是用现代的语言表达,这就叫作人文教育。在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中,就列举了所有君子追求的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的观念在由孔子的弟子们整理的《论语》中以不同方式多次提及。孔子毕生都在追求仁义孝道。不同于亚伯拉罕意识形态,有关“人性本恶”的说法,孔子相信人性本善,只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才一步步走向堕落,所以教育的真谛就在于净化被腐蚀的人性,使其重归本性,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协助祛除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尽管“仁”的思想内涵丰富,而孔子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在英文翻译中,它被定义为“善心”,也就是人的本性在被腐蚀前最纯真的特征。 如果“仁”被视为立国之本,成为政府行事的原则,那么其结果将是“仁政”。

  根据以上对人性的假定推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应该清除社会中那些腐败堕落的思想的影响,因此政府就担当着教育民众不可或缺的角色;人们在有益教化的社会中发展而非在孤立的环境中实现内心的满足,因此强调“人是社会中的人”的观念、而不是像西方强调个体“救赎”。除非整个社会环境被净化(通过教育和政府培养),不然个体很难被教化。如果用宗教的语言表达,就是个人的救赎离不开集体的救赎。因此,中国人视集体福利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就是来源于这一逻辑,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密歇根大学汉学教授孟旦早期的论著中,他提到“人是社会中人”的观念建立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这与一般西方人对儒家思想的印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通过适当的教育(借用经济学的术语,称为“社会附加值”)帮助个体发挥潜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从此最终确立起社会的规范。从儒家的观点看,精英不应仅考虑提升自己的价值,更应该将实现集体的利益视为自身的主要目标。个人禀赋和成就各异,最终形成由“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组成的不同的社会集团。

  第二,孔子的集大成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自古至今的兼容并蓄,就如孔子汲各家学说之长与自己的思想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体一样,同样也反映了一个兼容并蓄而集大成的特性,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本性。例如,虽然邓小平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看似是为了向西方思想看齐,实际却恰恰集中体现了中国人自孔子开始兼容并蓄的特征。不仅如此,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目标也是一次能力挑战,因为它需要结合两组相互矛盾的思想,一组是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时代),另一组则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矛盾的统一(邓小平改革,详见第六章之后的章节)。

  第三,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孔子影响了科举制度的建立。科举制度取代了之前贵族治国的传统,采用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官员。这些出身士大夫的贤能之人,是自汉朝开始逐渐实现实际管理国家的行政主体。孔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对官员提出的要无私奉献社会的要求,使得传统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专制和残暴。此外,孔子重视御史大夫进谏的作用,它能有效抑制君主的过度集权。这样的观念也鼓励除了谏官以外的官员要注意提醒君王在社会中出现的不满。尽管谏官在每个朝代中的作用不同,但是有意思的是,每当谏官或是其他官员有意劝诫君王时,他们总是引用儒家思想作为是非对错的标准或是自身观点的佐证。

  第四,也许孔子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对政府角色的定义,在他看来,政府的职能在于推行仁义,实行善治。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在开化民智和清除社会不良风气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承担保护并滋养民众的责任。

  简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经久不衰以及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孔子的尊崇,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孔子对于知识和智慧的重视。相较而言,墨子同样推崇智者和贤人,但是他的思想在其死后并没有广为流传。在当代中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看来,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全在于其“理想与现实并具,实际却又不浅薄的特征”。回顾历史,尤其是1995年后,儒家思想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开始复兴,笔者不禁要问,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促成了儒学的源远流长。事实上,这一因素就是儒家思想秉承了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精神的核心——兼容并蓄,即集百家之所长而不是墨守成规地局限于自身的正统理论中。

  二、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是儒家思想的过错吗

  若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史进行比较,一个突出的不同就是中国在封建制度 结束后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在欧洲,情况恰恰相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市场和贸易,而只是说中国缺少在西方意义上的“私有资本主义”。

  直到近些年,西方主流观点仍应和着马克思?韦伯的说法,认为儒家思想是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罪魁祸首。 韦伯堪称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之父,对于儒家理论持非常消极的看法,这与他对于新教伦理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尽管儒家思想的主要学说在形式上是理性的,但是它“缺乏一位在伦理上超现世的神”,因此“缺少一种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其缺少像新教那样有宗教热忱的功利主义,韦伯发现中国的企业没有将收入再次投资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的冲动。此外,他还发现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和谐”并没有使中国人为进入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做好准备。

  基于上述原因,韦伯预计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优良条件。在他的理解中,“资本主义”基本上等同于经济发展。于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繁荣。有鉴于今日中国(与东亚)之经济蓬勃,人们则会好奇,要是韦伯仍然在世,他会对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作何评论。套用韦伯的理论,既然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周朝瓦解,封建制度结束后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那么中国在后毛泽东时期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也并非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后毛泽东时期的发展,但我们理应先解决为何在相应的历史时期中国没有发展出像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

  我们之所以要研究这一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既关乎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又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紧密关联。不过,为了作出更有意义的比较,我们需要先简单梳理一下私有资本主义是怎样在欧洲封建时期以后萌发形成的。

  技术创新使欧洲向资本主义转变

  用最简单的语言概而言之,封建主义是一种政府管理模式,但其核心关系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不是国家与公民,而是领主和诸侯。封建统治在欧洲的终结在很多方面清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的制度安排。在欧洲的封建时期,农民像奴隶一样被迫为领主干活,没有任何技术创新的兴趣。领主们也无需劳作买卖,更别提会有任何创造力,他们只知挥霍或将钱花在军事装备上,全无开发新技术的动力。然而在后封建时期,这些情况彻底改变了。技术创新导致了贸易扩张,进而演变为对制造产品的大量需求。例如,英国庄园制度的崩溃造成佃农阶层的产生,他们可以自由买卖商品并积极开发新的技术。16世纪,国际羊毛贸易的丰厚利润,刺激了领主们开始圈地牧羊而非种植粮食,这在历史上称为“圈地运动”。

  羊毛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原来的领主逐渐转变为新的商人阶层(中产阶级),形成了一股能与国王抗衡的新的经济力量。这一发展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议会民主在英格兰共存的开始。资本主义的影响早在英国内战(1642—1651)爆发之前就渗透到大部分农村地区。在削减了国王的权力之后,内战为圈地领主们扫除了发展贸易的最后一道障碍,也使英格兰进入了被巴灵顿?摩尔称为“地主委员会”的治理时期,其后又演变为议会制度。尽管贵族体系得以保留,然而它的基础已不再是血缘而是金钱,同时,正如扎戈林所指出的,英国议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石。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封建统治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16世纪。封建庄园主几乎都是自给自足,在市场中的地位有限。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封建时期结束后的新技术和新发现,尤其是在农业与海外开拓领域,使得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从奴隶的土地向领主的资本的转变。 当先前的领主转变为企业商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也就完成了。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中产阶级革命,它为之后的民主革命或西方民主奠定了基础。而在这次革命中,英格兰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

  为何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兴起?

  由于许多原因,欧洲从封建时期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模式在周朝结束后的中国没有出现。其中部分原因是有关社会形态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社会风气及文化方面的,我们将在后文中逐一分析。

  首先,与西方帝国时期(罗马帝国)过渡到封建统治不同,周朝封建体系结束后紧接着是中国第一个帝国的崛起,从秦朝到汉朝,帝国初见雏形(公元前3世纪)。我要强调,这个差别并非由于这先后转换的时段不同,而是在中国帝制兴起后的权力结构使然。 由秦汉两朝所奠定的帝制基础一直影响着其后的20多个世纪。

  在西方,从封建时期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双重变形,即先前的奴隶变为自由民众以及先前的领主变为新兴商人(中产阶级),并且两者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与之相反,大汉帝国的崛起是一个农民家庭(刘氏)在起义胜利、推翻秦王朝并打败其他多股势力后取得的王位。同时,一大批草根出身的有识之士和战功卓越的军事领袖也被提拔到朝廷供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朝(周朝和秦朝)供职的平民官员、商人以及普通农民在周朝瓦解过程中开始要求土地的自由买卖。在这些土地买卖的地主中,最大的成为了豪门并最终威胁到王权统治。这种财富与皇室血脉之间的对立最终导致了汉武帝于公元前136年实行改革——立儒家思想为国教,推翻了以财富决定社会地位的固有观念,重新确立标准,即以知识为标尺。自此之后,仅两个阶层的人才有资格管理国家,皇室家族和被国家认可的士大夫阶层。

  所有上述因素导致了中国“单一职业社会”的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此现象下,所有人包括商人都争相把钱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上去,希望他们能通过科举入仕为官。这与西方“从领主到商人”的转变极为不同。没有自我维持的商人阶层,私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兴旺发展。尽管如何炳棣所言,在1451年后,“财富一般都可以转化为学术官僚上的成功”,但是金钱仍需被转变成科举制度认可的形式,结果导致了买官卖官的出现。当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翰林院被取消后,“买官卖官”的现象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叫作“捐生”。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即使在这种以金钱换地位的现实下,仍然清晰地看到了“财富的消逝”,这同时也抑制了商人阶层的发展。

  如此观之,韦伯所作出的儒家思想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所确立的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知识取代财富作为社会升迁的衡量标准,由此便阻碍了商业文化的发展。但是,韦伯的结论却不是基于正确的理由。这恰恰是当代学者能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归因为儒家影响提供依据。

  另一个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因素是汉朝(继秦朝以来)在公元前127年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在以前的制度下,土地以及所有其他财产都仅由一家的长子继承。而废除这一制度是秦朝法家为了防止封建世袭特权继续衍生所做出的努力,但其结果是导致了家庭财富的均分化。这同时也意味着土地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废除长子继承制最终造成了家族财富由于分化而逐渐消逝,使得资本化和再投资的过程受阻,而这两个恰恰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个体合法拥有私人财产,那么中国传统的家族共有(而非个人)财产的观念同样妨碍了私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巴克斯鲍姆称之为“家庭共产主义”。尽管这种传统与儒家思想注重家庭的理念有关,但是在废除长子继承制之后,这一理念被过分地曲解,从而加速了家族财产的流逝。仅需要几代人,将财产均分给每个子嗣的做法就会极大地削弱财富的数量,以致最终消失。

  导致私有资本主义停滞不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发展,例如国家对盐、铁和酒类的垄断。这一现象始于汉武帝时期,当时连年的战争和基础工程建设几乎使国库耗尽,所以亟需补充。除了提高税率来增加收入,汉武帝扩大了(由秦朝首创)国家垄断的行业范围。而这种垄断方式为其后的历朝历代及国民政府所效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发展模式一直根植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并延续至今。 除了在上述提到的领域中实行垄断,为了平衡经济,国家也允许中小型的企业自主发展。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国家会通过发起项目的形式参与经济发展,例如在采矿和其他一些领域,也允许私营企业在政府监督下进行实际操作,这叫作官督商办。这一做法集中体现在19世纪,当时为了抵御西方入侵,朝廷急于在造船和军火领域实现现代化改造。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界定,我们暂且将这一体系称之为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甚至是半独立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很缓慢,但私有资本主义毕竟没有消失。而关键问题是这一传统经济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此次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被称为“中国模式”,尤其在2008年华尔街(私有资本经济的尖端代表)发生金融风暴后更是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三、儒家思想和当代中国

  儒家思想的几个不足之处

  从以往的观点看,我们这里所指的儒家思想的“不足”,可能是事后回顾时发现的不曾预料到的某些欠缺,原因有二:第一,可能是它要求的标准超出了普通人,即使是有好的教育,甚至有政府的督促,也未能达到的;第二,它的一些学说可能被政客们变相用来谋求自身发展而非为大众福利。例如:

  出于对“君子”的过度理想化,儒家学说积极推动效法古代明君治国的先例,而非依法治国。在孔子看来,最理想治国的人选莫过于像传说中的尧、舜、禹和汤一样的明君。孔子对于这种治国方式的偏好在于,他认为像这样的贤君,他们的才能和正直能胜过专断(甚至过时)的法律。然而,这一理想在缺乏明君的情况下便会演变为中国历代进行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

  由于提倡容忍,并贬低可能导致自我膨胀的批判性思维,孔子实际上积极倡导对各方面权威的顺从。结果,每一代的中国人,无论精英还是平民,都将权威的意志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这也导致了许多社会流弊的出现,如父母的狂妄,长者肆意行为,夫妻间关系不平等以及专制帝王拒绝接受御史大夫和其他官员的谏言,等等。在当代中国,人们对权威的服从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王朝统治时期,“天命”可能会丧失的观念还使得民众推翻暴君成为可能,但是这一传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却已无形消失。虽然孔子并不主张盲从权威,但这种思想却是从他过分强调教人心善敏慧却忽略批判性思维的教诲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培养人性向善的教育模式却最终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不足点,还被一些位高权重的人所滥用。

  孔子对集体观念的强调也可能成为其弱点之一,因为它会造成对自我的否定。集体观念最初仅附着于个人所归属的家庭、部落和社区,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这一概念逐步扩展为整个国家。于是乎,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变成个人化,导致了中国人对民族被蔑视非常敏感,因为观念里这就等同于对个人的侮辱。孔子提倡的孝道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正如夫子所言,一个孝顺的儿子几乎不可能在外作乱。事实也确实如此,忠臣必出自孝子之门。古代帝王以孝治天下也发现宣扬孝道是一种使臣民效忠朝廷和国家的有效手段。但内中也有一个“绊脚石”,即一位倡导孝道的君王必须以身作则。而这一前提便给皇太后揽权创造了条件。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是所有皇太后都干涉朝政,但是也有许多都有干涉国事的习惯,她们甚至可以改变君王已做的决定。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皇太后还会僭越君王的权力。其中一例便是唐朝的武则天,她废黜了年轻的皇帝而自己登上帝位,并改国号为“周”,自己称帝统治国家。所有这些事例都体现了中国帝王史上特有的“皇太后综合征”,而这正根植于贪恋权力的皇太后们利用儒家提倡的孝道制约并操控君王的行为。儒家思想的另一个不足,在密歇根大学哲学、汉学教授孟旦晚年的著作中被提及,他在书中对儒家传统和当代中国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在许多对儒家思想的总结中,其中有一条是教导人们明确“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或是他们被要求这样做”,从而为愚民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怎样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

  到目前为止,我们坚信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接下来,我将试举几例说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我明白有些例子可能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框架,但是如果他们能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那么我们所花费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从最抽象的层面上看,汉朝后的中国在其后的近2000年间,可以说是一个帝国。它有两个政治组织,在上的称为国(主要有皇族、各朝代的统治者及其官僚阶层组成),另一个在下的组织称为家(主要由家庭、家族以及协会和地下社团等组成)。实际上,将这两者合称,就成为了汉语中的“国家”。在家与国之间起连接作用的就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大都出身寒士,却效力朝廷,为皇室管理国家。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由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单一职业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由此产生了更多的促进社会流动的渠道。自邓小平改革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稳定,其中也见证了新一代城市人的崛起,他们生活更加富裕,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符合现代化的需求。许多拥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仍然把在党内或政府机关谋职视为实现自身抱负、回馈社会的有效途径,这与过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勤奋工作的年轻人极为相似。不过这一点似乎在变动中。近年来因持续经济增长而致富的一批企业家的出现,造成了两个畸形却又现实的变化:第一,拜金文化似乎对一些青年才俊们产生了影响,不论是最聪明的还是最有进取精神的,极少数人认为当今的人生目标不再是如古时的为国家效力,而是为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第二,对金钱的渴望(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物品),腐蚀了许多官员的基本道德,其中不乏党内的一些高官。

  “资本主义”这个词,尤其是再在前面加上“私有”二字,仍是非常敏感的词。若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考虑,“市场经济”则更容易被接受,因为这表明了中国经济的支柱仍是国有企业,尽管其所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在逐年下降,但是依然占到了60%—70%。对于“资本主义”之潜在消极含义,从传统社会以来就一直是个矛盾。

  当今是领导干部取代了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和作用,相应的,党纪党风也替代了灌输给士大夫使命感的儒家思想。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现在还大力提倡“雷锋精神” ,给全社会包括干部和群众竖起一种道德标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于纪律与自律的重视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和群众的高要求中也得到充分体现。这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群众路线教育,使得中国在面对近期的外来挑战时能够逢凶化吉。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另一次则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

  在儒家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其一便是使知识取代财富作为历朝历代中决定社会升迁的标准。它不仅确立了“文人治国”的理念,还突出了官员录用体系的重要性,而这种在人类历史上首创的“开科取士”体系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朝代更迭及民国时期,确保了政府结构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我们已目睹了科举制度如何将中国变为“单一职业社会”:一方面国家成了决定社会升迁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国家大于社会的传统不断延续。这个传统即使在1905年科举被废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破除。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不良结果并不是来自儒家思想本身,而是源于随其建构起来的科举制度,这一点并未被许多人,包括一些汉学家所正确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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