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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思考

作者:田文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和讯读书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历史思潮,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研究一直被视为显学。但总体上讲,现有的研究都是把二者分割开来,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因此有必要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联的角度对中东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探讨。

  一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一般性探讨

  民族主义是一种近现代以后才有的政治现象。在中世纪时期,庄园和行会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权力主体。它们相互隔绝,彼此缺乏联系。中世纪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人们的效忠感情只能是地方性的。作为一种以跨地域的国家为认同对象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最初发轫于17世纪的西欧,它的产生、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确立息息相关。从12~13世纪就已开始的商业活动,到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再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种具有内在驱动力的经济变革,使本来停滞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步被更有活力、更具开放性的民族经济所代替。这种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分工协作方式,把各地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构成跨地域的利益共同体。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对外竞争扩张的逐步展开,迫切需要获得相应区域范围政治力量的保护,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这些日渐增强了人们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民族国家所需的一系列物质条件:诸如创造了不受他人的支配而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民众”,从而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形成造就了物质前提;创造了复杂的劳动划分,把各个阶级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的民众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生产不同劳动产品的地区连接起来,实质上成为经济一体。 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强,使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由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契合性,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民族主义获得了物质力量和政治价值。因此,就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演化不出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无法进行得那么快速。

  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者才能以国家为后盾去开辟市场”。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便大体是从分散和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从16~17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历时200多年,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本质上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中世纪中晚期王权的增强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发展,造就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式,它的内容属性则到资本主义革命时代才完善、成熟。因此,不少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看成是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换言之,作为民族国家精神体现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在价值指向上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核是“个人权利”。由于有了这一内核,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是通过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的办法,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的;同时,民族主义力图巩固和扩大国家实力(权力)所做的努力,也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基于此,汉斯·科恩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基于现代化社会内聚力及这种社会权力合法化要求的政治信条,民族主义集中了绝大多数人对现存或要求建立中国家的极度忠诚。”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一大批处于世界发展边缘的国家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发展经济便成为政府的首要战略目标。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相比,这些推迟到来的“现代化”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强制型工业化。从现代化启动的顺序看,它一般以政治革命或改革运动为先导,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和技术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改革政党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往往扮演主导角色。这就使与民族国家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特殊影响。中东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使之与现代化的关系,要比西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复杂得多。这既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有关,也与中东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

  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它是一种后发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期,面对西方殖民扩张势力的挑战,奥斯曼帝国内部已出现了零星的现代化改革势头。从艾哈迈德三世到哈米德二世苏丹的“百年改革”,以及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的变革,都可以算是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最后都停顿下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诞生了第一批独立的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其中,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实行了以政教分离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改革,从而拉开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伊朗礼萨汗和阿富汗阿马努拉也顺应当时的世界潮流,效仿凯末尔推行民族化、世俗化、现代化改革。但由于这三大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领导者自身能力、素质有差异,其结果也不尽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中东国家由于统治阶级腐败无能,无力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政权更迭,权力转移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手中,如埃及(1952年)、伊拉克(1958年)、北也门(1962年)、叙利亚(1968年)、苏丹(1969年)、利比亚(1969年)等。这种政权更迭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深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 中东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入探讨

  首先,中东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要求及功能与现代化进程结果是一致的。中东民族主义作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它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侵略、谋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独立过程中产生的,这与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的起源大相径庭。“传统民族主义是和领土观念、权威的传统象征、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类型民族主义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驱赶外国入侵者。”中东民族主义通过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如土耳其),或推翻腐朽统治争取民族自强(如埃及)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发展空间。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成功的现代化改革作为物质基础,所谓的政治独立、国家强大终究是一句空话。凯末尔在当时便曾指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胜利,不管有多么巨大,如果经济上获得的胜利不能巩固下来,那胜利就会消失了。”凯末尔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便是巩固政治独立的重要手段。二战后,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已成为中东民族独立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其次,中东民族主义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初始动力。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中东国家过去一直以游牧业和小手工业等传统生产方式为主,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一种传统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外源型的现代化。而国家作为组织经济生活与控制社会的集中权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在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促进新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家自然地成为推动各种变革的现成的强大组织力量”。国家力量首先是一种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员和观念整合的任务。由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效忠基础上的现代意识,因而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扩散有助于打破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部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把民众的精力和认同集中到国家层面,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有力推动。正如现代化学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通过唤起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可以起社会动员和扮演大众趋同象征的作用。”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策略,在许多方面和中东地区的实际与传统基本脱节,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一些疆界未定而民族认同仍然摇摆不定的国家中,要比帝国主义更能使人们了解,激进而专制的意识形态,也要比自由思潮和主张自由意志的想法,有着更强的魅力。从社会实践看,这种国家主导的增长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都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

  最后,中东民族主义是一种植根于中东特定社会土壤中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能够适应中东地区现代化多样化需求。人们对文化进化理论的新观念是在20世纪才获得的,从本尼迪克特到斯图尔德,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文化不是像生物进化那样单线进行,而是一元多线,可以按照不同的途径进行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且西方的现代化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效仿模式。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而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尤其对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中东国家来说,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个无法绕过的话题。而中东民族主义作为适应本地区特点的政治意识形态,有意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早在1943年,阿弗莱克就把伊斯兰教说成是阿拉伯主义的基础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教)是对阿拉伯心灵始终寻找崇高及更高的精神追求所做的一个答复。……伊斯兰教可以被认为(甚至被阿拉伯基督教徒认为)是民族文化”。这种根植于传统之上同时又吸取了异质文化某些先进内容的民族主义,则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一个有凝聚力的新认同,从而成为中东国家推动现代化的现实支点。

  从政治实践看,由于中东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中东民族主义形成了不同派别。除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以彻底的世俗化姿态著称外 土耳其现代化模式是中东地区现代化模式中非常少见的,鉴于问题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一问题需要专门论述,而作为反面例证,伊朗巴列维王朝忽略了传统的现代化进程的失败,对中东其他国家则更具启示意义。,多数中东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与传统相结合的办法。如“纳赛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兰教机构,并逐步将它们纳入他的现代主义国家”。而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君主制国家(我们姑且称之为君主制民族主义)则借助宗教的名义,推行渐进式的社会改革。中东民族主义依照各自国情采取不同的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三 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中东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和功能的复合体,加之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许多变量,因而使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大打折扣。事实表明,中东民族主义主导的中东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

  从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个方面。而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上的一致性。民族主义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支持,而国家整体实力的大小又往往决定着民族主义“说话”的分量。而中东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东民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冲动的产物,因而它缺乏类似西方现代化那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内在推动。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反抗西方殖民压迫,谋求民族解放的目标与行动,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气质型”的民族主义。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没有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而反过来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

  一般而言,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多的是为了巩固政权,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中东国家独立后,民族主义政权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也谋求经济独立。它们较多地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发展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学派和“激进派”的影响。这些学派一般认为参与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贫穷和不发达的根源。主张新独立国家应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与国际市场“脱钩”,通过发展国内工业实现经济独立和经济增长。这种理论符合深受殖民经济体系之苦的新独立国家的感受,也符合其通过发展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强烈愿望。因此,许多中东国家制定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如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因此,中东国家的工业不经常参与国际竞争。由于价格偏低和技术不足,许多幼稚工业从未发展起来,过高的交易费用和国内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合理。……重工业增长太快,而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增长。另外,这种战略易造成国内垄断和国家权力滥用,容易“把极权主义国家的作用扩大到最大限度”。因而有学者用“进口替代症”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产生的弊端。

  从自身来看,中东民族主义基本是一种内敛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它的政治制度的矛头是内指性的。因此,尽管中东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政治性的。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包括中东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许多奉行民族主义的领袖存在着一种“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倾向。因此,工业化已经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更是着眼于政治目标,把工业化视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其结果往往是不顾国情和客观需要盲目发展,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配置不合理。正是中东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缺失,使政治目标和方法被当作经济目标和方法使用,由此导致了一种“政治性”的经济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经常受到民族主义指向的影响。中东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性考虑(因此也是不稳定的),决定了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目标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是那么强烈而有力,致使民族主义往往淹没了现代化,使其转移了主要进程,争取独立的斗争所吸引的生命和力量是那么多,保卫疆土、保持独立所需要的财力物力是那么大,以致其他问题都成了配角。”而民族主义在具体实践中一旦将发展目标外转,走上民族扩张道路(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会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挫折。中东问题专家贝萨姆·梯毕就曾指出:“民族动员对前殖民地来说,不是总能产生一种现代化的效果,却往往由于引导民族力量反对某个国外敌人,而使人们看不到现代化的需要。”

  2.现代化的陷阱与中东民族主义的政绩困局

  首先,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着巨大风险。

  建设一个新秩序远比破坏旧秩序艰难复杂得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亨廷顿曾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另外,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外源型现代化,一般都存在很多现代化通病,如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特征、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距、地区差别、社会分层体系混乱、社会分化与整合之间不协调、社会价值观混乱、官?队伍的膨胀与不可遏制的腐败、行动效率低下等。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的巨大风险,对全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是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民族主义政权除了要富国强民、克服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扰外,还背负着如何妥善处理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与外来现代化关系的历史重任。在这些以伊斯兰文化为民族主题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两世兼重、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使之历来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精神主宰。与此相适应,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伊玛目、乌莱玛、毛拉、阿訇等)也构成一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谋集团”。伊斯兰文化强烈的唯我意识及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教集团的冲击(经济利益削减及政治边缘化),使之注定成为这些国家领导者推行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宣传,还需要经济上的赫赫成绩以为佐证。因此,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艰难,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世俗与宗教几种力量的碰撞和冲突。在伊斯兰国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其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一向视现代化为异端的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这些失误为宗教势力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

  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对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现代化就其特征而言,是复杂而琐碎。这与普通民众伴随着凯歌行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宏大心理预期相去甚远。党派斗争、贫富分化、腐败蔓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政治思想的混乱。这时,民族主义作为整体的普遍运动,已经被一种复杂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不同部分的运动所取代,造成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思想混乱。人们难以分辨哪些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哪些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失,因而统统归结到现行政权的身上,从而威胁到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民族主义政权把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却使之陷入难以摆脱的政绩困局。“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从实践来看,中东民族主义政权现代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而受挫,使民族主义政权自身面临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中东各国难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致使伊斯兰复兴运动得益于民族主义失败的“负面合法性”而蓬勃兴起。在伊朗,现代化改革的失败则直接导致了巴列维世俗政权的垮台。

  3.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

  中东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之处在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它同时承担着对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对外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从理论上说,二者最终是一致的。因为唯有通过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也唯有国家安全不受威胁,拥有和平的外部环境,才可能全身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但从短期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矛盾的。在资源给定的条件下,为保障国家安全而增加军事开支,必然相应减少用于经济发展的投入。反之亦然。因此,如何处理二者间关系已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难以回避的两难选择。

  就中东地区看,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激烈争夺,以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权并未因国家独立而完全解决政治独立问题。尤其是以色列的建国侵占和挤压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因而是对阿拉伯世界生存安全的直接威胁。而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尊严,始终是中东民族主义者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因而,在中东民族主义者的战略棋局中,抗击以色列始终占有重要位置。

  相较而言,现代化建设毕竟属于发展层面的问题,它太复杂、太漫长,也太艰难,不符合久受欺辱,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效证明自己的中东民族主义者及广大民众的迫切心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它随时准备把群众的注意力从政府所无力解决的问题、失败以及无所作为方面转移到别处去” 。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刚刚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感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地位提高,远比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更重要。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屈辱性失败,使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能否收复失地,捍卫民族尊严已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面临的最大考验。萨达特在1970年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时,强调他的首要任务是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为此,埃及人民“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认为“渡过运河,葬身战场要比接受1967年失败后蒙受的奇耻大辱更光荣千百倍”。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是救亡压倒启蒙,经济现代化从属于反对外部挑战的大战略,发展经济往往被视为备战的手段,由此导致了现代化目标的模糊和偏离。据统计,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以色列相邻的前线国家,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长年保持一支相对强大的常备军事力量。各国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基本维持在国家总开支的25%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50%以上。从后果来看,持续的武装冲突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阻断了地区经济交流和外部资金技术的流入;高昂的军费开支挤占了本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投入,使该地区除了少数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外,大多数民族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步履维艰。正如一位世界银行负责中东事务的经济学家所说:“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比火车还快,遗憾的是,中东不在这列火车上,事实上中东甚至还没有走到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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