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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亚当-尼科尔森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和讯读书
  本书的核心内容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荷马史诗》从何而来?其重要性何在?我知道,宏伟的《荷马史诗》卷帙浩繁、令读者望而生畏;但我深信,时至今日,其对战争和苦难的描述仍响彻人类耳际——天命、暴虐行径、人性、人性之弱点、宇宙苍生……如此种种各有其旨,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却神秘莫测。《荷马史诗》里的内容,就像达雅克人(译注:Dayak,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古老民族,分布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3国。)一样陌生,像瓦努阿图(译注:Vanuatu,瓦努阿图共和国,位于南太平洋西部,属美拉尼西亚群岛,由83个岛屿组成。)一样遥远;然而,为什么,这些4000年前青铜时代(译注:考古学上指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有早有晚 。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较晚,大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和事仍然对我们影响至深?大家为何对如此遥远的事情如此割舍不下?

  在陈述发问之前就给出答案也许稍欠妥当,但这些问题的背景过于复杂,所以,首先交代答案也算明智之举。何况,未风先雨也符合荷马的叙事风格。所以,如果大家要问——《荷马史诗》如何应运而生?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意义深远?那么我就告诉大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同一个——因为荷马要讲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今日这番模样。

  可惜这个答案并不符合现代人的学术标准。现下正统的说法是这样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为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作品;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史诗中所描述的世界应是希腊的铁器时代,亦被称为希腊的文艺复兴时期。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希腊文明散布于诸多相互隔绝的贫穷岛屿上,爱琴海(译注:Aegean,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大海湾,位于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上的很多岛屿已经破落不堪。虽说其中有一两座岛屿仍然富饶,并且与近东地区(译注:“近东”一词,过去主要指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亚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如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等)和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还包括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联系密切,但早期宏伟华丽的希腊宫殿已经坍塌,希腊文明陷入了低谷。尽管如此,到了公元前8世纪,希腊文明迎来了大范围的复苏(原因后表)。希腊及诸岛上的人口上涨,生活节奏加快;依靠进口而来的锡,希腊的铸铜技术在400年时间里第一次得到提升。殖民地、贸易、改良的船舰、竞技场、铸币、庙宇、城市、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希腊运动会(首届古代奥运会举办于公元前776年)、文字、陶器及圆柱体上描绘的人物、首部成文法、编年史、城邦制的雏形……这些文明复兴的火种在公元前8世纪爱琴海上诸岛屿之间迅速蔓延开来。如此看来,《荷马史诗》诞生于希腊历史上一个活力四射、政兴人和、文明繁荣的新时期;而荷马,是一位盛世诗人。

  但本书的观点与之不同。本书认为,荷马出现的时间比上文所述的还要早1000年。他的影响力和史诗并非源自公元前8世纪爱琴海地区一些零星浮现的状况,而是诞生于一个更宏大更重要的历史时期。那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时的希腊文明,是两个迥异的世界相融合的产物——一个是黑海北部和西部地区欧亚草原上崇尚武力的半游牧文明,另一个是地中海东部城市和地区里服从政权的发达开化的城市文明。希腊文明——亦即欧洲文明的源头——就是在上述两个世界的碰撞和融合中产生的。而荷马就是那段历史的印记——所谓“碰撞”,体现在《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绝望以及最终的和解;所谓“融合”,体现在《奥德赛》中各方的适应和同化。荷马的紧迫性源于上述两个世界碰撞所带来的痛苦,而其直观性则来自于危急关头的信念和抉择:哪个更重要——个人还是集体、城市还是英雄?人生是什么——是一种永恒的价值、还是无可奈何的沧海一瞬?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荷马时代的史诗都是传奇,它们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出现而成型的。这个民族经历了上述碰撞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希腊”;而此过程所发生的地点,即希腊人的地中海故乡。这些史诗,是讲述“希腊意识”起源的神话传说,虽然不尽完美,却复杂而动荡。作为一种文明而言,希腊地区结出的果子,与青铜时代北方草原上的文明、与近东地区的专制政权都有不同,却融合了二者的特质于一身。荷马史诗是一个基础的神话框架,它讲的不是人,不是自然界,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亦即希腊人的自我定义;正是这种心境造就了希腊人,也以多种方式遗传到今日欧美人身上。正因如此,对我们而言,荷马所描述的混乱世界仍留有难以言表的熟悉感。

  本书同样会论及史诗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价值。史诗不是记忆的载体,不仅仅是人对过往的回顾;因为人类的记忆只能覆盖三代人的跨度——我们多多少少了解祖父辈的某些事情,但从情感上,在内心而言,我们对祖父一辈之前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同理,史诗也不是历史,因为后者的年代过于遥远,我们已经罕有方法或无法触及。史诗这种载体,跻身于记忆之后、历史之前,占据了二者之间的空档,形成了人类追忆往昔的第三种方法:它尽力拉伸人类的记忆,使之接近历史的始发点。史诗旨在使遥远的过往一如发生在今生今世,使那些伟大而古老的传说在今日仍能美丽而痛苦地绽放。

  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一幅生动的史诗壁画保存至今。(译注:迈锡尼文明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它由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位于希腊南部,古称“摩里亚半岛”。)的迈锡尼城而得名。迈锡尼文明是爱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了克里特文明。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迈锡尼人开始在巴尔干半岛南端定居,到公元前1600年才建立王国。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呈现衰败之势,后多利亚人南侵,宣告了迈锡尼文明的灭亡。这是古希腊青铜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包括《荷马史诗》在内,大多数的古希腊文学和神话历史设定皆为此时期。)1939年夏天,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的考古学家卡尔R26;布雷根(Carl Blegen)及其希腊工作队开始发掘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的迈锡尼时期的皮洛斯(Pylos)王宫。王宫的中央位置是一个宏伟的柱式大厅,在残垣断壁的大厅地面上,布雷根发现了一幅意义深远的壁画,它是在公元前1200年那场毁灭了迈锡尼文明的大火中轰然倒塌的。

  壁画的背景较为粗糙,画的也许是远处的山峦。画面上,一位诗人——就把他称作“荷马”好了——坐在一块明亮的彩色石头上(这石头颇有现代社会夜店里的风格)。他身穿一件条纹长袍,半袖上衣,露出古铜色的前臂。他的头发编成了辫子,弯弯曲曲地搭在肩膀上,垂在背后。他似乎是刚洗过澡,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他的身姿和表情都是全神贯注的——睁着明亮的眼睛,身子绷紧而镇定,腰杆笔直,似乎做好了演奏的准备。他怀里抱着一个大号的五弦竖琴,右手手指扣住琴弦,琴弦则应力而弯。

  他身后的背景是红色的——不是血液干了之后的暗红,而是生机勃勃的赤红色。在这红色的背景左侧,是最令人惊讶的内容——一只灰白色的大鸟。鸟的颜色与右侧吟游诗人身上的长袍颜色一致,其双翅上绘着与背景一致的红色条纹。它的眼睛与诗人一样明亮而圆睁,鸟身比诗人的身体还大一些;它巨大的身形悬在壁画上方,似要振翅而去,身后留下的,是纹丝不动的、正在吟唱的吟游诗人。

  这只鸟其实就是诗的化身,却生出了双翅;它体型之大之强壮,胜过了荷马梳着辫子、指扣琴弦的身形。它是翩翩的文辞,是“epea pteroenta”——“飞翔的文字”,它承载着荷马时期史诗中英雄人物的传奇人生。“epea”与英文“epic(史诗)”是同根词,而“pteroenta”的意思是“有翅膀的”:轻巧、灵便、来去自如,传递着信息,正如荷马口中的诗,其美其义展翅而翔。

  这幅壁画,是有史以来把诗歌具象化的超凡之作;化身为鸟的诗歌朝远方粗糙的地平线飞去,其生命力蓬勃而不息。壁画的寓意既非无法捉摸,也不含混朦胧,它是飞翔在大厅里的另一个现实。然而,这里却有一个极大的悖论,也是荷马史诗宏伟篇章里的中心要素:诗歌的“虚无”特质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它没有“实体”,但其精妙的整体、其人文的现实感都在岁月的侵蚀中保存下来,像这幅壁画连同其所属的宫殿一样,一同掩埋于公元前1200年那场大火的厚厚的灰烬之下;可另一方面,诗歌的“真实性”也无出其右,其永恒和持久令人赞叹。荷马就像一道神奇的光线,它从人类文明的一端射向另一端,不息不灭。

  荷马不是狂野的哥特式人物(译注:哥特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特点是黑暗、恐惧、孤独、绝望。)。他身上所展现的,是极致的自控力,与其所在的开化文明一样,平静从容、井然有序。这里有巨大的储藏室,有宽阔的档案馆,这里的人衣着华丽、遍身香气。荷马即是端庄品质的代表。这幅壁画完工之时,希腊人已经有了250年的文字历史,其经济以王宫为主体,复杂而精妙;其行政制度已有文字记录——管理着税收和军务,还处理着与其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准帝王制国家的商务和外交。

  荷马也许存在于这个时代,但他史诗中吟唱的却不是。史诗中的故事,年代更久远,更粗糙,更原始。他吟唱的,是这座宫殿的主人身后的人和事。正因为有了这段时间间隔,大家才能以我认为妥当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荷马时代的史诗:公元前1800年的暴虐行径和陌生感,在平静安宁的公元前1300年被回忆起来,然后度过希腊的黑暗时代(译注:Greek Dark Ages,希腊黑暗时代,又称荷马时代(Homeric Age),指的是希腊历史上多立斯人入侵及迈锡尼文明灭亡的公元前11世纪直到公元前9世纪最早的希腊城邦之崛起;以及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等最早的希腊文写作的出现。),在公元前700年付诸纸笔(也许不是最终版本)。荷马史诗久久笼罩在历史上空。他的智慧,他越过传说本体、超凡入圣般的存在,都是千百年往事的积淀和追溯、而非灵光闪现之下的即兴之作。他的诗融合了时代的气息,其内容充实丰满,就像浪涛一般,在希腊的礁石海岸涌动了若干世纪。他的诗还受到了悲痛的驱使,那是一种因探索“存在的本质”和“死亡的痛苦”而产生的喧闹而绝望的焦虑感。荷马史诗是讲述“起源”的传说,而苦恼和忧虑是其永恒的驱动力。

  本书将一路追溯到壁画所描绘的年代,通过本人及他人对《荷马史诗》的解读,通过人生经历,通过考古发现,通过实地探访荷马时代气息奄存的地点,去寻找有关荷马的任何蛛丝马迹。这是一段热情洋溢的追寻之旅,因为这些史诗通过一组独特的镜头、描述了人生在世的方方面面,描述了人生的悲伤、胜利、苦难和荣耀。这些史诗,阐述的是人生有所启迪的时刻。在这里,大家将会读到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R26;洛格(Christopher Logue)笔下特洛伊海滩的样子——“海水与陆地交接之处,一如霓虹灯的边缘。”在这里,大家将会读到人类对生存的恐惧:“利刃扎入温暖的脑壳,冒着热气。”——这是蒲柏(译注:Alexander Pope(1688-1744),亚历山大R26;蒲柏,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启蒙主义者。)所译《伊利亚特》中对一场杀戮的描述。在这里,大家将会读到震人心魄的陌生与不安——阿喀琉斯那双猫头鹰般的眼睛在微敞的头盔缝隙中闪烁着光华,在诗人洛格看来,就如同“炉门之内熊熊的烈焰”。

  在本书写作过程的思考和奔波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伯罗奔尼撒东南海岸托罗(Tolo)附近一个小型岩石半岛的夜晚。此前我一直在思考乔治R26;塞弗里斯(George Seferis);他是一位希腊诗人、外交家,在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二战之前曾到访过我脚下这片土地,那时考古人员刚刚证实——这个微微探进爱琴海的小地方正是阿细恩卫城(Asinē)。此前这里已完全被历史遗忘,只在《伊利亚特》中留下了一个地名——它是希腊士兵踏上征程去攻打特洛伊的出发点之一。

  那天晚上,海湾里的海水是淡淡的乳灰色。内陆是一片桔林,寒夜里,果园里为保持空气流通而设的小型柴油机动力风扇散漫地转着。天阴欲雨。我席地而坐,身边的海葱和干草在阿尔戈利斯海湾(译注:the Gulf of Argolis,希腊东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深海湾,爱琴海西臂之一。是希腊迈锡尼文化和多利奥文化的中心地带。)的海风吹拂下摇曳着。我读着塞弗里斯所写的一段话,说的是人类与往事的关系;他如此写道:

  “荷马史诗无处不在。有时候,我们幻想的人生会与之相伴而行。就像海豚和金色的帆船在阳光下并肩前进;片刻过后,它再度消失不见。”

  这种熠熠生辉的接触、这种与海豚短暂的不期而遇,也是本书将要谈及的话题,正如塞弗里斯所说的那样:

  “……就像风的翅膀乘风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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