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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者:简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讯读书
  中国打破“大停滞”

  迄今为止,人们所说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影响力扩展到大半个世界,出现了类似罗马帝国时代的“美国治理下的和平”,但这在很长时间内仅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地域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领域的交往萌芽于60年代[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且经常表现为收购而非新投资(绿地投资)],80年代才真正开始发端,主要表现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低端产能转移。80年代中期之后,冷战时代终结,全球化(即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才大规模启动。这个全球化的特点不仅表现为西方世界内部的打通(主要表现在金融领域),而且表现为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辐射,体现的是美国的影响力,尤其是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政治、军事影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存在了三十几年),全世界人民均认同美国价值观,并认为美国的种种理念是通往富裕的康庄大道。其中,财富创造是支撑美国价值观的重要经济基础。

  历数近30年全球化时代美国在经济上影响世界的方法:经济意识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强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传播;货币领域,主要表现为美元霸权;贸易领域,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等自由贸易机制的极大推广;财富领域,主要表现为美国资本市场长期牛市。其中,财富领域的慢牛重要性绝不可低估:它创造的财富(虽然可以视为“虚拟财富”)是美国近几十年购买力的主要基石,增强了美元及美元标的的债券(尤其是美国国债)的合法性,使得美国尽管处于长期贸易逆差,却并不慌张,而且世界各国出口所得的美元还以认购美国国债(乃至部分美国股票)的方式不间断地流回去,从而形成了一个全球化世界的“金融循环”。所以,虽然美国的大量产业出现“空心化”现象,但其财富居然一直在增长。也因为这绵延30年的慢牛,美国才涌现出巴菲特、彼得·林奇这样的投资大师。这些财富神话又进一步增强了世界上的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对美国的认同感。因此,可以认为美国资本市场是此轮全球化的中心。

  但是,证券市场虚拟财富的创造需要新的企业作为IPO的“基础材料”。美国70年代物质层面的发展达到了顶点,事实上今日欧美大部分能源、交通领域的技术和70年代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大发展——或者说把积累的技术基础进行大扩散、大应用——是在通信—信息—互联网产业领域(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后来人们逐渐缩减为IT,再后来演变成互联网)。美国近30年资本市场的慢牛,其市值创造的载体公司,除了部分受益于全球化的企业(如沃尔玛、可口可乐和UPS快递),主要体现在通信—信息—互联网产业领域。近10年,美国新增的亿万富翁,除了金融领域,基本都来自互联网企业或互联网思维企业。

  然而,这个财富盛景下却存在危机。首先,正如小米、乐视模式一样,在逐轮风投募资中形成的互联网公司的估值并非源自对未来的预期利润折现(对互联网公司的投资无法判断未来能有多少收入,因为多为“全新的领域”,而且都是先免费占领“市场”),而是由每次融资大致需要的资金除以出让比例倒推出来的,所以互联网公司成长历程的心态与通常靠盈利积累发展的公司完全不同,它永远处于天堂与地狱之间:能说服投资者继续投资,就是身价(估值)亿万,升入天堂;一旦断血,就是一文不值,进入地狱。由此可见,这样延续下来的估值,等到真正上市的那一天变成了确实能甩卖变现的资本市场市值,也必然延续着存在“偏

  虚”的问题。最近一轮移动互联网热潮发展出来的如此多一级市场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正是靠这一秘密。而如此极端的“价值创造”也使它们的根基极虚,其中一些公司确有价值,但肯定不值那么多钱。其次,大部分公司并没有在根本意义上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这才是最要命的!今天,汽车载客App优步的估值达到400亿美元,但和100多年前的企业家相比:优步并没有真正改变物质生活,它只是把车辆使用的效率提高了,而100多年前的本茨(奔驰)发明了汽车,福特普及了汽车,哪个对世界面貌的改变更大?哪个更有价值?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由于今天那些在最表层应用层面的互联网公司反倒获得了最高的估值(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真正的复杂技术公司,如半导体企业而言),很多当事人便显得尤为骄傲,倒过来指点江山,要求自己的前辈——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和经营者们向自己学习,声称要敢于应用“主体产品免费”的“互联网思维”。这些人完全忘记了中国90年代铺设电信骨干网络时筚路蓝缕的历程,忘记了是因为中国规模大、有工业能力(大规模消化吸收光缆技术、产生了华为和中兴这样的设备企业)才能实现全覆盖的移动通信网络和近三四年突飞猛进的宽带网络,忘记了自己只是站在巨大基础设施网络基础

  上的衍生服务应用商。

  如果我们以为1995年以来的互联网,2004年以来的社交互联网,2009年以来的移动互联网就是“伟大的变革”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应该回看一下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的成就——这个年代可谓西方主导、世界改天换地的年代。以美国为例,在这个时代之前——19世纪上半叶,美国还是个田园牧歌加城市小商小贩的国度。然而煤炭的发现和利用刺激了运河的修建,第一次形成了广袤的物流网络,再到南北战争,刺激了铁路的修建,而铁路及军需品、能源的修建又刺激了钢铁产业的繁荣,再进一步,人们对石油、焦炭及其功能的偶然发现,促成了诸多巨型工业企业的诞生,繁荣而不断扩张的市场制造出网络(铁路、电报)伸向四方,上百万移民涌入美国,田园牧歌的小农经济不复存在,社会秩序被重塑。接下来,电又被发现并利用,电力网络开始修建并逐渐服务于铁路网络,火电站、水电站及电力传输技术被发明并快速升级。石油、钢铁的进一步使用,汽车开始大规模生产,飞机发明出来,出现了跨大洋的航线。战争的刺激促使核能、火箭技术被发明出来,核电站、太空争霸开始??到六七十年代,人类已经进入物质生活的高峰。最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航空—航天时代,此时,距离那个田园牧歌的前工业年代仅仅100年出头。但是,从70年代到今天,已经过去40年了,这40年,以西方发达国家居民的感受,物质变化是相当小的。《大停滞》的作者泰勒·考恩发出感慨:“我的祖母生于20世纪初,到她年过半百时,

  她感受到生活基本物质装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生于60年代的我年过半百时的生活基本物质装备大体不变。”根据他的统计,1873年时创新率的平均值达到高峰——这正是电和汽车发明的年代。相比考恩,中国直到1949年才着手奠定现代产业基础及人才储备,再从70年代末才开始从消费贫乏的国家一举通过开放,追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到今天,在很多领域,我们前面的追赶对象已经消失,世界等待中国人书写未来的画卷。我们要为世界呈现一副什么样的画卷呢?

  可以确定,我们不能把西方(主要是美国)最近30年形成的规则当作真理照搬过来,尤其是在金融—证券—财富创造领域,因为这是社会的风向标。如今美国对于(移动)互联网的过分推崇,很可能是把稻草说成了金条。

  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风投机制的问题是,它千方百计追求“明星企业”机制的价值倾向。这是由历史偶然因素造成的:上述西方百年物质领域装备大变革到70年代遭遇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挑战——这就是以“环保”为领军口号的西方左翼群众运动,包括早年的反核、反水坝、动物保护等。在这种模式下,能源、交通等工业体系的根基部门进一步的发展被限制了——其实70年代在这些领域已经提出了很多大胆的想法。这样,传统物质领域难以进一步创新,同时原来的工业体系也相当复杂,“爆炸式增长”的商业模式很少见,与之矛盾的是,随着西方老龄化加剧,出现了越来越多寻找投资出路的资金,如养老金体系、保险公司。在这种资本总体过剩的趋势下,各种能容纳其获利梦想的领域就浮现出来,首先是70年代末大宗商品投资的出现,而后是80年代欧美、日本金融体系联网,实现金融资本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再下来迎来了一个迎合“增长想象”的产业:通信—信息—互联网产业。早在互联网启动之前,90年代初对“三网融合”的鼓吹就已经充分显现了资本增值的欲望,因为这是传统行业中比较轻的行业,尽管事实证明电信、广电、新闻媒体的融合无法带来想象中的价值爆炸。互联网启动之后,通过上市进程对互联网公司盈利要求的事实豁免,互联网就被完美地嵌入资本的增值要求里,而风投的口味也一路提高到“三年百倍”的明星企业模式上。一旦如此,既有的物质领域就很难产生满足风投口味的新企业,明星企业只能诞生于建立在较完善物质基础上的服务领域,由使用者自己驱动(所谓病毒式营销),而且进一步被新发明的道德束缚压制。西方在基建、机械、能源行业处于资金“不愿投也不能投”的状态,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只要继续这套风投游戏,世界一定会分为两个极端:一个板块是已经具备工业基础设施的世界,如欧美、日本,但是它们的基础工业系统处于停滞不前和被压制的状态,难得的一些进步(如页岩气、智能硬件、无人机)只是进行“补缺”,大量资本在进行自循环——热衷于金融市场上的量化交易以及硅谷的“风投—明星企业—变现—再风投—再明星—再变现”游戏;另一个板块是发展中世界(中国除外),因为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那里的人们无缘享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已经达到的物质消费——可能连基本电力需求都无法满足,更不要说包括西方近30年看重的个人通信设备、计算机等“数字时代必需

  装备”了。而前一个世界已经存在多年的技术存量因为各种道德训诫(如不能开发水电,因为会“破坏环境”等)无法进入后一个世界,前一个世界给后一个世界带来的,仅仅是一些时髦的道德说教以及样板式的扶贫救援,比如?界银行等西方多边开发机构所做的各种无效努力。这就是大停滞。这种大停滞表现在,支配西方世界的精神气质,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拓边疆的进取精神——这个边疆从美国西部到西伯利亚、到非洲内陆、到中国大西北、到天空、到外太空,变成了80年代以来的“向内看”和对人类价值的自我否定——已经取得太空进展的卫星大多开始回头关注地球,生怕地球因为人类的活动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大停滞表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社会领袖人物正统、严谨的价值观,包括洛克菲勒、福特,被时髦的、违反人类种群繁衍规律的新“政治正确”价值观所取代;这种大停滞表现在节约、储蓄、奋斗、生产的美德被及时享乐、哗众取宠、玩世不恭的价值观所取代。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西方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9年以来金融领域量化交易

  的日益盛行,正是这个社会衰败的标志,这不仅指量化交易本身可能引发某些系统不稳定,而且资本日趋青睐量化交易这种态度,正说明了这个社会没有明显的发展趋势。如果某些产业系统在大规模崛起,那么常人的思考就可以判断趋势,从而进行相关投资即可大规模获利,只有整个社会长期缺乏系统性趋势的时候,才需要“抠边角料”,用计算能力拼高频交易,抓并不具有规则的随机波动进行套利。人类信息时代的主要成就——计算能力,用于这种脱离实际生产的金融自循环,是人类的悲哀。

  由此可以判断,打破上述两大板块分裂、停滞的局面,让人类重拾开拓进取精神的,只能是第三种群体,这就是中国。这正是“一带一路”的意义。“一带一路”的诞生背景是,西方世界积重难返,它们的政治、经济主张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看来都成了陈词滥调,同一时期,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励精图治的国家眼中成为榜样。而“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正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非洲)修建基础设施,一方面拉动中国本土各产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启动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实现“发动机点火”。这样,上述两大板块的大停滞僵局就被打破了。事实上,这可能意味着人类开拓边疆的精神又重新启动了——这次是由中国人领头。在《大停滞》一书中,作者把原因归结为低垂的果实没有了,作者列出的低垂的果实是:丰裕的未开发的土地、年轻而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扩散的教育(带来技术创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百年大发展中:丰裕的未开发土地主要是指美国广袤无垠的中西部,年轻而不断增长的人口主要是指较高的出生率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和不断涌入的移民,不断扩散的教育是指美国私立、州立教育系统的扩张及大量工程人才的培育。这三个要素的确在70年代之后发生了转折:土地方面,因为新的道德教条出现自我隔离,被人为设定红线;人口方面,出现了一定的老化现象,但美国的情况并不严重,真正的问题是人口质量在退化;教育—技术方面,在教育领域出现了朽败,除了互联网开发者,工程师群体的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公立教育系统下降,私立教育系统走向英国式的贵

  族化,大量金钱耗费在表演性质的素质教育上,技术则同样受制于环保等各种道德要求,发展放缓。人口、教育—技术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精神气质的转变带来的道德标准转变诱发的。可见,果实其实还是可以有的,只是近30多年西方世界自己把它屏蔽了。反之,“一带一路”有没有恢复这三种要素的可能性?理论上是有的。新的广袤待开发的土地,这在亚

  洲、非洲有一大片;技术方面,只要不受到西方社会运动的影响,70年代西方大量束之高阁的技术重新付诸实践的空间很大;人口—教育方面,中国本土的确出现了人口老化的严峻局面,但如果建立一套高标准的人才识别体系,将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为之所用,是可能的事情。

  一个大的经济开发,必定伴随着金融驱动系统。如果“一带一路”是可行的话,那么对应的金融基础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经验表明,跨境大型经济开放绝不依靠于贵金属储备(在今天等于外汇储备),而是依托于金融创新。在上一个百年大变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铁路为载体,人类对地球进行探索、开发的壮志豪情达到过高峰:各国纷纷着手宏大的铁路计划,包括美国横跨中西部的“太平洋—密西西比河/大西洋”铁路、英国的开罗—开普敦2C穿非铁路、德国的柏林—拜占庭—巴格达3B铁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所有这些巨型工程依靠的都是超凡的融资手段,即某种正能量的或具有正能量成分的金融创新(当然,美国19世纪的铁路工程壮举确实充斥着金融操纵、诈骗的股票丑闻)。这些金融创新都带有制造扩张的货币或用债券、股票等手段动员储蓄的特点。

  而且它们要求金融体系拥有低利率。始于美国南北战争到20世纪初繁荣进步的半个世纪,欧美主要流行低利率(19世纪70年代曾经因为树立金本位的原因,美国紧缩货币导致高利率),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总体也是低利率。这两个西方发展的黄金时期,低利率的环境加上建设、生产的总体取向,西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

  然,始于80年代的全球化,也伴随着欧美世界利率走低的进程(主要表现在1995~2004年)。但这次低利率导致的是消费狂欢、金融自循环和互联网产业的大规模虚估市值,主要原因是西方在生产领域进行了自我道德束缚。

  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前景,是否足以支撑上述超级开发呢?答案是双重的,有这个潜力,但存在隐忧。2014年以来,中国社会新增两大流行观点,除了“一带一路”外,还有民间和官方共振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中国金融体系在2003~2011年的黄金增长时期,以贷款为主。按照“贷款创造存款”的现代货币规律,中国的货币(商业银行存款意义上的货币)迅速增加,支撑了大量对资金周转有高要求的行业,包括基建、房地产的大发展。2011年之后,产能过剩的局面逐渐显现出来,企业的日子不好过,负债率却偏高,同时期银行对滚动贷款(宏观效果是维系社会货币总量)的意愿降低,于是各种过桥贷款的民间融资迅速形成,这就是民间借贷2011年以来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到2014年年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问题。2014年之后,民间借贷频频出现违约,于是,追求高利息的资金四处寻求新的、相对可靠的高回报方式——他们便把目光瞄准了刚刚抬头的股市。这就是2014年年末以来,本来较为稳健的慢牛(7月底到10月)陡然变成“疯牛”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中国互联网界,2012年热门的“大数据”概念迅速转向“互联网金融”。这与民间金融大规模崛起的时间段重合。于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P2P行业就迅速与之融合。在美国定位为个人之间互相借贷的互联网平台的LendingClub模式,就迅速蜕变成集中个人资金借贷给企业过桥贷款业务的中国P2P模式。

  从此轮热潮结果来看,互联网金融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反倒是一度抬高了社会流行利率水平,进入2015年后,这个行业会迅速收敛,几家互联网巨头的金融支部成为互联网金融的主力。这类金融可能是过去20多年消费者贷款的互联网变形,总体来看利率水平不会低,很可能高于10%。如果是这样,最扎实的互联网金融板块也可能是从“理想主义”(服务小微生产者)起,以现实高毛利业务终。而这种金融的文化取向可能是鼓励过度消费的。

  与过于浮躁,鼓吹及时享乐、消费及其金融高息贷款的流行浪潮不同,本书比较青睐另一种新兴的中国互联网趋势,这就是有机融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互联网主张”。2014年11月在浙江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是这种主张兴起的标志,这种主张比较突出互联网安全。此外,将互联网乃至更“原始”的广播电视(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目前首先要解决的是电视问题)有机融合到“一带一路”“大推进”的过程中,“四两拨千斤”以影响人心,在海外梳理中国高端形象、品牌。这种主张彰显的是中国主体性的气质。同理,以这种中国主体性的思路推演,结合中国的现状,“一带一路”对应的金融体系驱动力的外形也就若隐若现了。

  在货币领域,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两次西方繁荣期和近30年美国领导的全球化告诉我们:必然要充分发挥权力中心国家货币的“国际货币”功能。这意味着,人民币在未来势必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即国际贸易普遍乐于接受的货币,而过程中形成的外国央行当局持有的大量人民币储备应该能够购买中国证券资产。当前,这一趋势的落实载体可能是扩大使

  用范围的双边货币互换,从狭隘的贸易结算扩大应用到工程结算、项目投资方面。

  在银行领域,可能的趋势是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复制中国银行业模式,即寡头化而非碎片化的银行业格局。其具体的方法可能是政策性银行先进入,商业银行以国际化的旗号通过兼并收购进入各国,通过不断兼并整合,形成寡头格局。在比较雄厚的银行制度下,才可能在这些国家再现基建—城市开发驱动的中国模式。当前,中国工商银行积极的国际化进程即具备上述功能,而且为货币领域提供了基础条件——全球24小时的人民币清算。

  在证券领域——这是金融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很可能发生的是新的一批上市浪潮。这可能主要来自三个部分:一是国有企业领域,主要是结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地方企业和央企子公司一轮在A、H股上市;二是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国际化,利用资本市场扩大再融资,进一步形成社会化的新跨国公司;三是目前中国还很少人提到的,即中国专门做海外市场的一类新兴公司和友好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当地公司在中国上市(外国实体可发行类似美国存托凭证的中国存托凭证)。发展第三个部分的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含香港)成为一个吸附世界上市公司资源的“金融极”。当前世界在西方世界反复量化宽松的情况下,形成了大批有待投资的过剩资金,此时以香港为桥梁进行新一批企业上市融资,是有效利用西方源起的过剩流动性的策略,这也是香港等证券市场的唯一出路。另外,近三四年自发形成的有中国发展特色的大宗商品市场(动力煤、焦炭、铁矿石、螺纹钢等)可能会逐渐趁着“一带一路”带动的亚非国家现代化浪潮,逐渐摆脱本土产业过剩阴影下的漫长下跌,成为中国引领体系内具有指导性的商品价格指标。

  这种广阔的愿景自然需要稳健的慢牛作为基础。牛市,长期是获益的,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进入。慢牛,让其速度可持续,最好如同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样,夹杂着若干次调整,缓慢进行二三十年。从A股2014年11月到2015年6月的疯牛,2015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的“股市调整”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躁动的青春期,很不成熟。这和我国20世纪90年代就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证券结算系统,即参与者可跨过券商直接参与市场,造成以散户为主的市场格局确实有关系。市场的素质实在有待提高。我国资本市场要获得与其规模相匹配的稳健性,恐怕需要多次震荡、教训才能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伴生财富转移、部分原中产贫困化而部分人因此暴富等副产品。本书预期,良性慢牛的形成,有赖于市场自发优胜劣汰,去除那些投机气息浓厚的相当部分私募基金和不成熟的85后基金经理操盘的公募基金,保留那些能坚守价值投资底线、稳步上升、形成中国金融品牌的少数私募基金,形成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稳健新格局——中国家庭财富的系统性重新配置将成为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同时,可进行制度创新,逐步引入中东海湾国家及其他资源生产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作为长期投资者。在新股发行上,改变2013年以来的行政干预,同时配合其他法律的修改,形成一种“新股平准基金”,如将上市前股东各10%的股份划入特别账户,由新股平准基金代为操盘,等到解禁时,将最终余下的股票和现金返还给原对应股权所有者,一举端掉当前新股“理性预期不断涨停”下的恶性毒瘤,尽一切努力促使慢牛的良性秩序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5年六七月的“股灾”也许是一个福音,它提前挤爆了炸弹,让我们发现系统性的危险,虽然我们不得不付出社会代价。

  展望未来,在数年内,我们将看到中外经济、金融世界形成一种“新常态”:世界利率水平将保持低位,而中国利率水平将长期下行,存贷利差将缩小,在可控范围内,资产证券化可能启动,A股可能走出缓慢的牛市,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将逐渐证券化,财富管理行业历经大浪淘沙将在数年内逐渐定型,服务于中国人更加灵活的资产财富配置。中国企业的数量将减少,各行业将陆续整合,将形成更精炼、更强大的企业格局,并在这个过程中打破“西方—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僵局,带动世界的发展。我们对那些扎实的、立足长期奋斗的中国企业和人群充满信心,未来将迎来一个中国人发挥重要引领功能的全球发展时代,中国人的足迹将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进入工业化起飞期的国家,这些国家将与中国本土形

  成阶梯性的次序结构。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诞生出一批优秀的全球性企业和脚踏实地的新兴“全球视野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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