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跳出香港到宝安求发展(1)
改革现场(1978—1984) 作者:涂俏 2008-05-08 04:52
1978年10月,招商局董事会改组,袁庚以副董事长身份来香港主持工作。
袁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和交通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研究贯彻落实办法。会后,将两份文件交朱士秀安排打印,油印出几十份以便传达贯彻。
10月18日。上午9时。袁庚穿一身铁灰色的簇新西服,系蓝白相间的真丝领带,站在香港招商局12楼会议室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其他董事与部门经理。
会议原定上午9时30分举行,还有半个小时,当老板的袁庚早早就来到会议室门口恭候,大家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也有人认为袁庚在作秀,很不以为然。与他共事时间一长,人们就明白这是一个视时间为生命的人,珍重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也珍重别人的时间。每每开会,他作为召集人或者领导,一定准时到达,甚至往往比其他与会者还要早一点坐在那里。袁庚认为,这里面不仅有时间概念,还有对别人的尊重。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作为领导人先行进场,这用不着去作秀,他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
“欢迎你,袁董。”招商局总经理金石说,“你的那份《请示》很精彩。”金石比袁庚大两岁,安徽人,来香港招商局任职已经四年了。
袁庚笑容可掬地答谢:“谢谢你的支持。金总,我希望,精彩的在后面!”
梁鸿坤因接了一个买船的电话耽误了一点时间,朱士秀为了处理公务最后一个进入会议室。等他俩甫一落座,金石就敲敲铁灰色会议桌面,让大家安静下来,随即宣布:“今天开会最重要的一件事,交通部派袁庚同志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工作,现在,我们欢迎新来的袁庚同志给我们讲话。”
“谢谢你,金总。”袁庚清了清嗓子,他的嗓音一贯有点沙哑,像个慢性咽炎患者,但又不乏温和与亲切——考虑到外派干部较多,他选择了普通话来表达他的思维。他坐在椅子里的身躯微微前倾,发言时的神情照例是自信而刚毅。
“各位,大家好,其实,在三个月之前,我和诸位都见过面的。我曾经浪费过诸位的时间,也很感谢诸位的帮助和支持,使我完成了对香港的调研。”会议桌四周一阵纸页翻动的窸窣声——对于招商局的干部来说,记录老板的讲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各位,上次调研你们谈的一些问题,比如单一经营、困守一隅、没有经营自主权、大锅饭等等,我都向部里汇报过了。我将调研的成果写成了一份《请示》,由交通部党组呈递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现在的好消息是,中央非常及时地批复了我们的请示报告。”
会议桌四周出现一阵骚动,还有一阵喃喃低语。袁庚扫了一眼正在长椭圆形会议桌旁就坐的几位董事与部门经理。对于袁庚来说,他的目标是要改变招商局现状,蹚出一条崭新之路,让这里不再是一个混日子的地方。
“现在的国际环境不一样了,各个国家都在大搞经济,唯独中国还是老一套,怎么行呢?”袁庚严肃的脸上掠过一丝沉重,思路像海潮一般绵延。他的才华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能使自己犀利的头脑完全专注于某一问题。这个时候,他所陈述的话语便拥有了非凡的煽动力,“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恢复了邦交,通过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中美也相继建交,本来封锁了这么多年,可以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但是,‘四人帮’这些人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吹自擂,一个国家这样下去,没有出路。今天,我们招商局为什么要改革一些东西?是因为受香港的影响。香港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国内有充足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为什么别人能干我们不能干呢?”
“可是,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权,就是想干也不行啊。”张振声炮筒子脾气一点燃,就炸开了。梁鸿坤、朱士秀等人也抱怨束缚太多,浑身有劲使不上,不知怎么办才好。
|
>>热点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