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时候到了！”袁庚的声调高扬，“中央批准了交通部的《请示》。”他扬了扬手上《请示》的油印件，“我们在香港，要充分发挥这个窗口的作用。”

　　“有中央支持很好啊，我们要拿出办法来。”招商局副总经理郭玉骏说，他是来自广州远洋的老干部，是个老资格。

　　袁庚召开见面会，除了例行公事，主要想开成一个动员会，看到张振声等人情绪逐渐高涨起来，决定再添一把火：“前不久，我来香港调研，打开电视一看，每天都有这样的镜头：大陆偷渡逃港过来的人，被这边遣送回内地，男男女女戴着手铐，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那种画面看了叫你欲哭无泪。”他有些激动，额头竟然冒出细密的汗珠，“很多同志看到这里，‘叭’——就把电视机关上了。我们住在香港，想想大陆同胞为什么逃港？十几年前，香港人却想到内地谋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请大家晚上看看电视新闻，看看每天有多少人背井离乡，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偷渡？”

　　会场上，立时叽叽喳喳小声议论起来。有爱国心的人，共产党员们，更感到压抑、气闷。有人分析内地人逃港原因是太穷了。更有人认为是对天天高唱“社会主义就是好”不务实为民的现状失掉了信心。有人思路更宽泛一些，嘀咕国内为什么把好的、美的，比如花鸟虫鱼、时装靓衣喇叭裤、富裕生活统统打成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老百姓喜欢的上头就要反对、批评？一个个表示想不通。

　　袁庚认为有些事是扯不清的，他没有过多地牵扯理论、政策等敏感问题，而是启发大家如何大干快上，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接着，不少人提出拆船、航运等方面的办法。会议开到这会儿，大多数人都发了言，表了态。也有一些人，包括总经理金石、副总经理陈广轮惜话如金，一声不吭。

　　袁庚心里清楚，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经过十年“文革”的动乱，香港招商局内部派性很严重。这里的外派干部，大部分来自长江航运和广州远洋两个地方，自然分成两派，形成颇为严重的“山头主义”。这一次赴港任职之前，交通部一位副部长建议袁庚多带一些人来，以利于把中央批下来的《请示》精神尽快地贯彻下去。

　　到一个陌生地方任职，没有一班得力人马辅佐，工作是很难开展的。袁庚考虑了很久，决定一个干部都不带，单枪匹马来上任。

　　面对实际存在的“山头主义”，袁庚打定主意当着全体人员的面挑开来说，来一次彻底的摊牌。“我上次来香港调查，了解到招商局的派性很严重。”他环顾四周，淡淡一笑。“我不管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我说，假如有人同我一块来搞改革开放，我们一同干点事情，我就叫他为‘同志’，志同道合！这样的同志，就是好样的！”

　　会议室内突然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随后又扬起一阵议论声。张振声用左手敲击着桌面，向会议桌旁的总经理与副总经理挨个扫了一眼。他是一个体形高大的山东大汉，有话就说：“袁董，其实，你说不管哪个山头的，积极肯干就是好的，这话说得好。如果要算旧账，永远也扯不清，越算越不团结。”他略为停顿了一下说，“大家都有顾虑，我们一怕干不好，二怕赔钱。”

　　“要干就干跟航运有关的事情，”梁鸿坤提出建议，“这样入手快一些。”

　　新一轮的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又响起来了。在这种群情激奋的态势下，原先抱定主意不说话的分管航运业务的副总经理陈广轮也发表了意见：“还可以修船。远洋公司和益丰公司有一百多条船。”

　　受派性影响，原本打算在会上当泥菩萨的干部在融洽的气氛中，也都先后表了态。

　　招商局的外派干部，包括一些董事先生，对于束缚他们手脚，不让他们发挥专长的种种限制早就憋了一口气。多年极左路线的影响，招商局已经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今天，这位叫袁庚的胆大包天者公开站出来挑头，他们才敢说说心里话。否则，要他们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公然抱怨国内政策，就是借他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