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包括自传和传记，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在我国，传记文学的源头应是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五四”以降，西学东渐，传记文学从传统体裁向现代文本演变。新中国成立后，传记文学创作在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两个勃兴阶段。八九十年代传记文学创作冲破许多禁区，打破五十年代的英模“螺丝钉”的单一模式，将人还原成人，向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多样性回归，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今天，在当代文学不断被人诟病之际，传记文学创作方兴未艾，一枝独秀。《袁庚传?改革现场》应运而生，异军突起，必将成为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

　　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传记文学创作的生命线。《袁庚传?改革现场》为了突破传统的叙述结构，以写作时的采访背景为经，以回述现场情景为纬，双线平推，时空交错，将第三人称的传记与第一人称的采访融为一体，力求将真实性与客观性作为传记的出发点和归宿。不难看出，这部传记的史料性强于文学性。这似乎是作品的弱项，但孙梨先生在高度评价《史记》时说：“首先因为他写的是历史，历史真实性强，令人信服，才成了文学作品。”（《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以这个视点来审视《袁庚传》，恰恰是“令人信服”，在平实的讲述中显示了文学作品写实的魅力。

　　《袁庚传?改革现场》只截取了1978年至1984年这一时间段，展现了袁庚短短七年的人生历程。这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袁庚，却已然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作品中的袁庚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立体的、鲜活的、真实可信的。

　　我读袁庚其人，最让我感慨与欣赏的是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思想，敢想敢当的做派。也许，在《袁庚传?蛇口试管》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袁庚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会表现得更充分一些。在本卷中，袁庚努力消除内心对权势、对主流话语权的恐惧，不唯上不唯书，其追求真理的脚步，永不停歇的生活信念和现代精神，尤为让人难以忘怀。迷信权威，盲目依从权杖的拨弄，思想与精神匍匐在地，这种“奴性”十足的人永远与敢想敢干无缘。袁庚敢于“站立”，始终直面人生，痛感当下中国非变革不可，是源于他个人意识的觉醒，表达了他的价值评判和思想寄托。不错，袁庚往往“特立独行”，但决不是“特立不羁”、另立山头，而是永远“听从将令”的。在这一点上，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这期间有一种有趣的现象。袁庚反对唯命是从，却多次拿着高层政要的指令当做“尚方宝剑”，他的“野心”是为了扫除改革路上的障碍。既有独立的人格，又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既有原则性又有策略性，袁庚是一个成熟而善谋的改革领军人物。

　　卢梭在《忏悔录》中宣称：“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展示在世人面前，此人便是我。”然而，在当今人物传记包括自传的写作中，通常颇多顾忌，对于敏感的历史事件，对传主有负面效应的言行，对于传主的隐私，一律回避，一概讳莫如深。《袁庚传》却是从实记录，一一写来。涂俏传承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不为尊者讳，传主亦反复要求作者不要把他写成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态的怪老头，告诫作者千万不要夸大他个人在这场改革中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了光环笼罩下袁庚的另一面：看“三级片”，夜闯领导家，与另一位改革大将、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结怨，骨子里自傲情绪下小觑深圳特区，成绩面前滋生起来的“大佬”（老大）思想和家长作风，对个别干部使用不当等等。袁庚与涂俏都没有回避袁庚的负面，不做矫情状，不织遮羞布，不建粉饰纪念碑。传主与作者第一次向公众公开传主的种种缺点错误，显示了传主包括家人、子女的大度与雅量，也体现了作者的正直与勇气。

　　关于人物传记的写作，我始终认为，写作者的学养包括良知、正直与勇气都至关重要。一千个人为袁庚立传，就有一千个袁庚。但是，如果这一千个写作者东怕狼西怕虎，这也不敢说那也不能说，害怕开罪不同的利益各方，那么，真实的袁庚就会迷失在并不久远的历史烟尘中。《袁庚传》的出版，就像在改革战场上功勋卓著的袁庚自始至终都会遭受非议，干得再出色也会招来反对者一样，传主袁庚，包括作者涂俏都会无端惹来是非，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批评、指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创作与生活一样，无可奈何往往是一种常态。如果怕批评，怕惹是非，就去涂抹现场，阿谀各方，见到菩萨就作揖，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