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诧异的是，在人们传言涂俏正在寻找并接触吸毒人员、风尘女子与高危人群的时候，在人们认为她的灵魂与步履继续在边缘地带游走的时候，她突然从“边缘”杀回“中心”，从隐性采访转向显性调查，目光从寂寂无闻的芸芸众生落在社会精英、改革中坚身上，于是就有了这部《袁庚传?改革现场》。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积累丰富知识，提高精神境界，培养高尚人格，始终牢记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温家宝总理也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涂俏转换现实观察的角度，调整反映生活的切入点，让人再一次感到她视野开阔，眼光敏锐。在关注“边缘”的同时也深入“中心”探索，前者关乎社会公正，后者直抒社会变革，两点一线，同样是社会责任感与良知的驱动。《袁庚传》的写作，前面已经提到，正逢第三次改革大论争的时候，也是不少作家在眼花缭乱的消费文化和报酬颇丰的广告文学面前越来越失落了原本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时候。涂俏为袁庚立传，是在传主离别权力位置已经12年，再不能在蛇口呼风唤雨时进行的。这就是说，采访是艰难的。为了印证一个细节，廓清某个传言，作者往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寻。她沿着袁庚当年的足迹东奔西走，得到了袁庚与家人的积极支持，得到了招商局及蛇口工业区上下的鼎力相助。作者仅凭一己之力，采访了156人，甚至为了专心采访写作，一度辞去香港《文汇报》记者之职，夙兴夜寐，穷三年之功，终于完成了这部50万字的传记作品。如果说，涂俏关于边缘体验的作品，表现的是“生存的苦涩”，那么，《袁庚传》给人的感受，无疑是“行进的艰难”。艰难与苦涩，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涂俏作品显得厚重的缘由。尽管艰难与苦涩，社会毕竟在变革中前进，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传记文学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大有可为的。涂俏的野心很大。她计划完成三卷本的《袁庚传?情报生涯》、《袁庚传?改革现场》及《袁庚传?蛇口试管》以后，继续为改革开放初年搅动南中国海波澜的风云人物立传，力争留下一个个澎湃着变革图强时代高音的鲜活生命，一个个具有独特人格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画卷增添光彩。

　　这条路很长，很艰难。我们期待她获得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