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在招商局及蛇口工业区与袁庚并肩作战的同事及其员工，大多已经离休或者退休，也有的先走了。听说袁庚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同意为他写本传记，他们一个个都表示欢迎，欣然接受我的约见和采访，帮助我广泛搜集袁庚的素材。

　　招商局原办公室副主任朱士秀老人，在向我介绍袁庚初到招商局情况以后，还用颤抖的手写了三页纸的材料回忆袁庚，送给我作为参考。

　　当然也有例外。今年73岁的梁鸿坤是广东新会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广州铁路局干部，“文革”时期下放到基层工作。1973年，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交通部从原铁道部中抽调了梁鸿坤和另一位干部外驻香港招商局工作，不久，任命梁为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和善、精明而又谨慎的小老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刚说明来意，他极不信任地询问道：“请问，你是写真实的袁庚，还是因为宣传的需要拔高他？”

　　我告诉他，我除了多次采访袁庚本人及其家人之外，在找你之前，已经采访了36个袁庚同事，包括至今还在反对他的人，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回到现场，力求真实，客观公正，有血有肉”十六个字的为人立传方针。我特别强调蛇口老同志都很帮我。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孙绍先叮嘱我到香港找你们这些老人谈谈。已定居上海的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特意飞回深圳，接受我的采访。

　　“那好，”梁鸿坤说完又沉默了一会，接着突然反问我，“他带我看三级片，你写不写？”

　　我大吃一惊，猛地站起来追问：“说什么？”

　　“他在香港看三级片。”梁鸿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

　　1973年9月30日，被康生罗织罪名而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终于被释放回家，总算是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他的胆识和开放意识，得到叶飞赏识。

　　1978年，已经61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

　　那天，叶飞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袁庚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对“打开局面”几个字怦然心动，当即答应可以，但要先过去看看，做点调查研究，有了发言权再说。叶飞即派他赴港调研，要求他在招商局调查两三个月后，拿出一套让招商局走出困境的办法来，供部党组研究定夺。

　　1978年6月，袁庚赶到香港招商局那天，没有立即走进位于香港干诺道西15号那幢14层高的大厦，他在楼前看了看，一时默然无语。以往，每回出国公干途经香港，他会到交通部属下的这个招商局来歇歇脚。那时，他只是一名过客。现在，他可能要常驻这里了。“文革”期间，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有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的唱腔，香港人因而把进入香港的内地干部，统称为“表叔”。部里来的“表叔”不走了，他无法预料，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预测，他的人生在60岁以后会来一个大转折；更没有想到，他推行的众多变革竟然会对渴望革故鼎新的当代中国产生一道道冲击波。

　　袁庚在招商局集体宿舍安顿下来之后，立即找干部谈话，一天安排两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想不到安排谈话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梁鸿坤走进袁庚的临时办公室，没有在袁庚身边的椅子坐下来，选了稍远一点的位子，半欠着身子坐下去。看上去，袁庚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身板硬朗，说话中气很足，沉稳而干练。梁鸿坤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更不明白他来调研的目的，也就没有多说什么。现在“钦差大臣”满天飞，你满怀改变现状的热情对他说了一大堆情况，他也很认真地记录了一大本笔记，然后呢，他说回去汇报、研究，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就“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更可怕的是，这种人把你反映的情况泄露出去，他走了，你只能留在原地“吃不了兜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