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浅浅一笑，看穿了他的矛盾心理，知道他有话要说，却没有催他，适时地结束了谈话。其实，他走进来的时候，袁庚也在打量他，觉察出这位小个子干部是个精明而又谨慎的角色。

　　袁庚工作讲究效率，你愿谈，他很欢迎；你不说，他也不勉强。你不要以为你不说，他就掌握不到情况。最让人闹不明白的是，和他相处的时间一长，你就对他心服口服，愿意把心里话通通告诉他。

　　袁庚第一次找张振声谈话的时候，快人快语的张振声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张振声是香港远洋公司总经理。交通部在香港的益丰公司与远洋公司不属招商局，却由招商局代管，属一个党委。张振声是党委委员。他说，不论是招商局，还是远洋，业务都没有什么发展，基本上是看守性质。招商局更惨，清朝洋务运动中靠船队起家的船务公司，现在连一条船都没有！袁庚大吃一惊。还有这等事？真是不可思议，请你再详细说说。张振声带点牢骚地说：国家对派来香港工作的干部限制很多，出门也必须有两个人同行。不仅思想上限制，业务上也管得死死的，凡是业务上的事，必须报北京批准，几千元的开支都必须北京同意才行。部里对派驻香港企业不放心，不放权。记得六十年代，招商局的办公室非常小，只有一座四层小木楼，旁边的房主想把自己1000平方米的房子卖掉，招商局想买下来，但是没有自主权，必须报请部里审批，我去北京跑了两次，结果没有获批。我请示的时候，领导说，香港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买呢？好像香港就要解放似的。眼看着香港飞速发展，我们啥事都不能做，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干了20年，心里憋了一股气。

　　几天以后，袁庚找到梁鸿坤：“老梁，你带我到各处走走。”

　　梁鸿坤以为袁庚要到各个科室转一转，哪知道他要上街。梁鸿坤试探着问：“还找人谈话吗？”袁庚说：“要啊，也想实地看一看。”

　　袁庚走起路来，嗵嗵作响，步幅很大，比他矮一个头的梁鸿坤往往会跟不上。

　　袁庚一到香港，像一头灵敏的猎豹一样，翕动着鼻翼，广泛地搜集各种资讯，尽可能多地掌握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动态。让朱士秀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总部楼底下的士多店（杂货店）、水果摊老板的姓名、经营状况、每月盈利情况，袁庚都能一一说出来，甚至还与招商局干部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朱士秀在这幢楼内进出好几年了，他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对袁庚很佩服。袁庚听人家夸他“厉害”，心里有几分得意，脸上漾出笑意，说：“你们忘了我是搞什么出身的吗？”

　　多年的情报工作，还让袁庚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获取信息。

　　香港招商局订了三份报纸，全是左翼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其他报纸不是没有经费订阅，而是按照相关纪律，禁止外派干部阅读非左派报刊，以免上当、受骗、中毒。袁庚翻阅这三份报纸，总体印象是比北京报纸要开放、开明很多，但消息面还是比较狭窄，总觉得不过瘾、不解渴。他立即跑下楼去，在街头报摊上买回来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纸，既有亲大陆的，也有右翼势力的，甚至还有反华报纸。在这段时期，袁庚特别重视港澳台以及外电对5月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分析和评论，以便及时了解国内政治动向。

　　几天下来，袁庚在阅读中比较，在比较中鉴别，开始喜欢上了《信报》，觉得这家报纸的言论及新闻，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允，也就是维持了一个“信”字。若要人信，实事求是是基本原则。后来，当他正式掌控招商局以后，以及他在深圳蛇口挂帅改革甚至离休赋闲在家的时候，都是《信报》的忠实读者。

　　这一天，袁庚戴着老花镜，手指头在《明报》分类广告栏内献映影片上一一划过。在“功夫片”、“枪战片”、“喜剧片”中，最多的是起源于六十年代的“风月片”，什么《洞房趣闻》、《金瓶双艳》、《七擒七纵七色狼》，标明“风月无边，少儿不宜”、“怨妇思春，不容错过”等等字样。他便放下报纸，走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