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从“文革”进入“改革”，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袁庚多次谈到，这一个字的变化，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字之变，说明我们的党真正成熟了，促成中国当代历史的伟大转折。

　　1998年，有位学者在一篇探讨蛇口改革的文章里说：“多年来有一个观点：中国近20年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最高领导发动的自我改良运动。然而，真正的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作者说，1978年10月9日，袁庚代交通部起草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的建议。1978年11月下旬，袁庚正式向叶飞提出了在宝安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叶飞支持这一对外开放的第一试验，请袁庚马上起草报告，与广东省联名上报中央。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批复同意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这一史实表明，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最早计划，来自中央一个副局级干部袁庚，最早的对外开放具体方案来自‘蛇口工业开发区’（一年后，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才开始建立）；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并非从上而下，而是由下及上再自上而下。”

　　袁庚本人对这篇题为《“蛇口维新”20周年祭》的文章，有不少意见。对夸大他个人在中国整体改革中的作用，也深感不安。

　　袁庚多次告诫我，做事以及写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

　　被人誉为时代“弄潮儿”，中国改革的实践者，晚年的袁庚却是决绝地，甚至是不留情面地淡化自己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个人的脑袋，而是要靠群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他说，“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

　　他喜欢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讲过，他这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全国人民都会赞同；其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看来毛泽东已知道错了。邓小平也讲过，毛泽东曾批评斯大林破坏法制，目无法纪，杀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冤案，这种事情在美国、英国与法国都不可能发生。没想到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和斯大林一样的错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邓小平评价毛泽东，而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谁来评价？这个问题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值得思考，不进行反思总结，要走得更稳更快就很困难。”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在蛇口打响的事实，袁庚的说法更加内敛与低调。2004年的冬天，他穿着羽绒背心，深陷在紫檀木质沙发里，不时习惯地打着招牌手势——用右手食指指点前方，加重语气，或是用左手掌在空中顺时针划着小小的圈子。

　　“不要老是强调蛇口，一说到蛇口，好像什么都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不客观的。我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从蛇口这个地方打开了国门，在过去来讲，这是犯了天条大罪。

　　“这里面有三个因素。

　　“第一因素是适逢其时。当时‘文革’浩劫，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渴望变革图强。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所以，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可以说是占尽天时。

　　“第二因素是适逢其人。一大批从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领导者，都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这批人中，邓小平是‘刘邓陶’中的‘邓’，杨尚昆是‘彭罗陆杨’的‘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都在‘文革’中深受其苦，我现在还有一张任仲夷戴着最长的高帽子，在辽宁被批斗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