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劝，袁庚心里舒缓了许多。不错，真是万幸啊！袁庚说：“我只想要一个说法，他们怎么也要给我一个说法！”他的气头已经过去，但眼睛里依然冒着火。

　　“所谓平反，无非就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你有事情可以干，”中印眼里闪动着聪慧而豁达的光亮，“你在香港招商局，正好可以大干一场啊！”

　　“对，对，对！”袁庚再次表示了赞赏。没什么比有具体的工作要做更令人愉快的。他感激地看着儿子，不免心生感慨：这个独自挨过青春期的小子已长大成人，并指教起他的老子来了。

　　“别谈得时间太长，太累。”中印停了一下，接着叮嘱，“不要激动。”

　　大约半小时后，坐在罗青长家中沙发上的袁庚，不再是一颗随时即可点燃的炸弹，而是一位走亲访客的老友。不再在调查部拿工资养家糊口，与调查部领导的关系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他觉得，他可以用平等的口吻与老领导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了。

　　“你是我的老领导，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总理力保干部，竭尽所能，他在临终前给你写下了三个字‘托、托、托’，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袁庚的开场白不谈应酬话，直接切入主题，“有人借我过去的历史整我，你也去掺和？”

　　这是袁庚平生第一次当面批评他的上级领导。

　　罗青长真是好涵养，听任袁庚发牢骚，只是一脸铁青，低头无语。

　　袁庚的态度变得咄咄逼人：“我今天来不是和你讨价还价的，平反大会已经开过，是否给我平反并不重要，我只想和你交一交心……”

　　袁庚盯着罗青长的眼睛。他不提站在背后恶毒地打倒一切的康生，而是直指政治风暴来临时个人的良知：“‘文革’中，你被人整得很惨，但你也整了人。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就不能不去整人吗？……”

　　屋里暖气很足，闷热得令人窒息，仅有的两个人几乎都能感到空气的凝固。

　　“这么多的情报干部出生入死，生时隐姓埋名，没有任何荣耀，死后也不能留下任何名声。总理总在尽其所能地保护情报干部，我们怎么就不能学学总理的风范？”

　　罗青长还是一语不发，盯着自己上衣的下摆。

　　“我这一生，上头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东江纵队的司令曾生，一个就是你了。”袁庚继续说着，挥动手臂。“1949年，我就在你的手下工作，每个脚印你都看得见，每一步都是跟着你走的。”

　　罗青长向后仰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

　　“六十年代起，我跟你接触最多，我干点什么你都知道，假如说，我有问题的话，你早就出问题了！”袁庚往前欠一欠身，“你看得见我所做的一切！我记得1962年，我们一同去广州出差，那时党内正杜绝拉帮结伙，怕我这个广东人与广东人接触，在广东当领导的曾生请我吃饭，我还向你请了两小时的假。你让我两小时回来，我一分钟都没延误就回来了。”

　　稍后，袁庚又说：“你再想一想，假如我真是有问题的话，我怎么能被派到香港去工作？”

　　袁庚还想说下去，终究于心不忍，停止了讲话，望着罗青长，他在心里说：我的老领导，你一辈子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你永远是我的领导啊！可是，长期憋在我心里的话，我是不吐不快，请你海谅！正是因为敬重你，相信你，我才一吐为快啊！

　　“太晚了。非常抱歉。”罗青长的妻子走进客厅，委婉地给袁庚下达了逐客令。

　　“不关你的事！”罗青长站了起来，脸色凝重，对着妻子摆了摆手，“你先睡吧，很难得的，我们要好好谈一谈。”

　　“我对过去、对你的事情很抱歉，”罗青长第一次面对下属承认了错误，他尽量不看袁庚的眼睛，诚恳地说，“你别走，机会太难得，我们俩要好好谈一谈。”

　　他重新沏了一壶碧螺春，给袁庚换了一杯茶，接着，他们进行了一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心。这以后，袁庚在香港任职，继续替国家做一些统战工作；罗青长两次抵达蛇口，都受到袁庚热情接待，每次都很尽兴；袁庚在各个节骨眼上力保蛇口工业区的干部，一有问题都自己扛着。凡此种种，不能说与这次春夜长谈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