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天又冷，估计家里人都睡了。他想不到的是，中印还没睡，一直在等他，听到脚步声，赶紧打开门扶他进屋，催促道：“爸爸，时候不早了，你早点睡！”

　　袁庚一愣。啊，叫我“爸爸”，整整十年零八个月没有叫我“爸爸”了！一股暖流便往心里涌！

　　当晚，袁庚连夜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写信，以书面形式向组织上提出了彻底平反的要求，同时亦“希望对涉及当年抗战华南游击队和地方党的假案、冤案、错案能一一予以平反”。

　　任穷同志：

　　我名叫袁庚，1938年参加工作，1939年入党。抗战时在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工作；解放战争在三野（后来在四野）工作；解放后在中央调查部工作。1968年4月被捕入狱审讯，罪名为特务、汉奸（详见我致总理的第三封信）。1973年9月我出狱，恢复自由。1975年10月由调查部调交通部任专职工作，现任港澳工委常委、香港航委书记。对外名义为招商局副董事长，长驻香港，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董事长曾生同志）。

　　最近，我从中央组织部编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中得悉：康生在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当时诬陷我的报告是中央调查部领导搞的。而我的“罪名”正好是执行了当时总理在重庆主持南方局所领导下的具体任务。调查部领导的这种做法，实无异于向康生提供了攻击总理的炮弹，我在狱中所受审讯正是要逼我供出“抗战后期勾结美帝、出卖香港的主使人”。

　　我出狱后，三办在调查部的协助下，为我做出了四条结论。虽然他们不能不承认我不是美国特务和出卖祖国，但硬塞上我曾是国民党员、蒋军校学生（其实我入党时和个人档案中早有详尽交代）和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调查部“荣宁二府”而加上政治错误罪名。当时我为了争取早日恢复工作，被迫一面保留意见，一面在结论上签名。但多年以来，调查部始终讳莫如深，不向群众说明真相，对我和我的家属一直欺骗说：“这是中央搞的。与调查部无关。”使我蒙在鼓里十年之久，百思不得其解。

　　1979年1月25日，调查部罗青长同志亲自召开平反大会，为数十人平反（包括孔原同志，还有罗青长同志自己）。虽然大会只是把应平反的人名一念而过，但就是这样的“平反”竟连我的名字也不附带提及。我这次从香港回交通部述职，为此我曾找过罗青长同志，我将摘抄的中组部编的材料给罗青长同志看了，并问他上报康生的材料是否调查部报的？罗青长同志说：“是的。”这真使人震惊，我被欺骗十年之久。我对罗青长同志说：“我被捕前问过你，美军观察组和香港谈判的事你当时在延安社会部是否清楚。你说你知道东纵当时情报和情况是由电台发至重庆总理处再转延安的，并要我对这历史真相不要随便对红卫兵讲。”而想不到事隔不到半月，调查部领导竟据此为罪名上报康生，要将我“停职审查”（见中组部所编材料）。

　　谈话后，罗青长同志说要为我平反，初步承认了调查部领导有错误，说要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平反。

　　我要求：（1）在什么范围搞错的，在什么范围平反（当时逮捕我是开全部大会公布的）。（2）领导上将诬陷我的真相向群众说明。（3）承认当时部领导上报材料是错误的（可以不提为康生提供攻击总理的炮弹）。（4）在我的档案中将三办结论及其他塞进去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撤销销毁。

　　罗青长同志已初步同意我的要求。由于我对调查部领导班子一贯正确信心不强，因此将事件前后大致经过向你报告，并希望组织部在中调部进行有关我的问题平反时予以关注（我即将返港，不可能等待参加大会）。同时希望对涉及抗战华南游击队和地方党的假案、冤案、错案能一一予以平反。以上不仅是我个人昭雪问题，而主要是为党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树立正气。当否请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