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董，”陈松汇报说，“我们上次测算过了，用招商局的交通艇测算的，蛇口和香港的距离为27海里。我们开船从招商局码头出来，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蛇口。”

　　袁庚等人应郑锦平邀请，在公社食堂共进午餐。食堂既脏又乱，烟雾腾腾。袁庚只瞄了一眼，立即看清在食堂用膳的一共有七八个人，都是典型的广东佬，个子不高，体型大多一样，面色稍微黝黑一些。由于椅子不够，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坐在旧木箱上，还有的倚靠窗前。郑锦平陪着袁庚走到相邻的一桌，正坐着吃饭的干部立即起身把椅子送过来。“不好意思，”郑锦平真诚地说，“只能委屈袁董了。在蛇口镇，有钱也办不下酒宴。”袁庚一只手不断驱赶在头顶、桌前轰炸的绿头大苍蝇，一只手挟起一块咸鱼干，笑呵呵地说：“客气什么？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共同做一件事情，同甘共苦，同捞同煲，我相信能收到效果的。”

　　郑锦平满怀希冀地说：“袁董，你在蛇口办工业，等于给我们栽了一棵很值钱的大树，日后，我们蛇口好遮荫哪！”

　　下午，这帮“港客”在各处看了看，然后沿着海滩走向渔民码头，准备回香港。袁庚挽起裤脚，走向海边，海风轻梳他纷飞的思绪，激情在风中渐渐平复下来，考虑得更细致、更具体了。他在想，他们的报告中央会不会同意？原先叫后勤供应基地，现在改为工业区，字面不同，性质也不完全一致，上马后会不会半途而废？他不是多虑。他当然明白，在中国，改革家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呢？从商鞅变法到康梁维新，都没有好下场。袁庚相信，大战在即，作为挂帅的大将，他更多地考虑负面因素，不是他缺乏自信，而是自己更加成熟起来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日后在蛇口蓬勃展开的一场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工业区实验，或多或少、或近或远地对中国现存的经济体制带来颠覆性的反叛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