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内，袁庚的职务不高，但争议颇大。

　　杨成武上将说，20世纪的许多好事、许多坏事，都让袁庚碰上了。交通部原部长曾生说，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任东纵联络处长，解放战争中任过两广纵队作战科长、炮兵团长，是一位经过考验，有胆识、有能力的干部。

　　国民党少将余兆麒（后任香港联合银行董事长）1945年在夏悫少将司令部中与袁庚有过接触，当年对袁庚的印象是“盛气凌人，不知天高地厚”。

　　“文革”中，康生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应立即逮捕，与曾生一案共同审讯。”

　　一个人的才华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的。出狱后的袁庚已年近花甲，但他敢言的个性没有改。有一次，他随叶飞到丹麦访问，叶飞对丹麦著名的造船企业B&W公司的管理方式与经济效益非常感兴趣。回国后的一次会议上，叶飞便提出将上海造船厂交给丹麦人管理。众目睽睽之下，袁庚发表反对意见：“上海造船厂现有的1.2万人怎么办？能上船台的仅有五千多人。”

　　会后，有人笑对袁庚说，你胆子可真不小，敢顶叶司令——就任交通部长之前，叶飞是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孰料，此后叶飞愈加赏识袁庚。1978年6月，叶飞向袁庚交代了一项任务：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情况。袁庚对香港是熟悉的。他是深圳人，当年东江纵队的活动范围就包括香港。“文革”中，袁庚入狱，罪名就是与曾生合卖香港，获金若干云云。

　　到了香港，招商局的现状令人痛心。1950年起义时，招商局有13条船，包玉刚才有两条船，28年过去了，包玉刚已成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多达2000万吨的船队雄踞东方，傲睨四海。而招商局……

　　袁庚引用一句古诗形容当时的心情：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调查工作完成后，袁庚执笔起草了一份文件，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于10月9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3天后，1978年10月12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圈阅了交通部的《请示》。不无巧合的是，125年前的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呈奏《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皇帝也是在3天后恩准的。对此，有人开玩笑说：假设当年同治皇帝的太监把李鸿章的奏章打入冷宫，后来国务院的秘书也把交通部的报告塞进抽屉了事，那么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袁庚

　　听了这个玩笑后，顺口说出“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后来与“时间就是金钱”合在一起被树在了蛇口。

　　袁庚起草的这份《请示》，摒弃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传统观念，突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思想禁区，郑重提出“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等大胆设想。“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等提法，在当时都是陌生的，既令人耳目一新，又令人触目惊心。

　　袁庚的请示之所以批示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它迎合了当时中央的思路。1978年年初，谷牧副总理带队的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经济考察团对欧洲做了一个月的考察，国务院正在研究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问题。

　　这样，袁庚就当上了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

　　到了香港，袁庚感觉无法大展手脚。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一平方英尺1.5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地价也在500元港币以上。

　　袁庚迅速把目光看向隔水相望的宝安县。为什么不能利用宝安县的土地呢？袁庚到广州去见东江纵队的战友刘田夫。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对袁庚的想法坚决支持。袁庚马上驱车赶到自己的家乡大鹏，但这里道路不平，水源匮乏，电力有限，发展工业限制很多。最终，袁庚选中了南山半岛的最南端蛇口。11月下旬，叶飞访欧回来，袁庚请他在香港逗留3天，向他汇报了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设想。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二十多天以后，袁庚接到通知，立刻飞赴北京，向李先念和谷牧当面汇报。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进了中南海李先念的办公室。这次会见，确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命运，也为袁庚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袁庚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