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存粮只够吃两天

　　“你怎么搞的，我这当市长的中秋节吃饺子连醋都买不到？”市长梁湘向分管供销、商业的副市长周溪舞半开玩笑的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当时深圳的困难。

　　实际上，吃不上醋不是大事，吃不到粮才是大事。

　　1982年7月19日，全国公布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有9.5亿人申报，深圳有34万多人登记。”

　　何止34万？周溪舞这样计算：在深圳市区，即原宝安县政府所在地深圳镇这个地方，只有三四万人口。建市初期，常住人口（户籍）由于受到控制，所以增长不快。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增加非常快，在深圳市暂住人口其实并不暂住，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流动人口并不流动，往往是一家人都流到了深圳。这里面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打工者、求职者，还有跟随这些人来的家属。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来去匆匆的游客。在1981年、1982年的时候，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在深圳市生活，而且每日每时都在增长。

　　到饭店吃饭必须交粮票，没有粮票，有钱饭店也会把你赶出来。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特区刚开办时，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刚来到深圳的人大多并没有把户口迁过来，粮票、肉票的发放在内地。第一个月是随身带过来的，第二个月是家里寄过来的，第三个月就不及时了。有不少人是从内地偷偷跑出来的，单位就找到粮局，说不要给他粮票、肉票了。没有粮票、肉票，就买不到粮和肉，就无法生火做饭，到饭店也吃不到饭，在深圳就无法生存，好多人就这样被逼回了内地。

　　那时候，饭店也是凭粮票到粮局去买粮的，火车站泮溪酒家的老板就找到市里，说可不可以买点议价粮，没有票，也可以吃饭，价格贵点就行了。市里说，可以试一试，一碗米饭，有粮票5分钱，没有粮票5毛钱，结果还是有不少人去吃饭。

　　价格能不能接受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没有粮食。五六十万人口的城市，国家调拨的粮食指标只有几万人的。深圳就到湖南、江西等省去求援。他们说，粮食是有，但国家统购统销，管得严格，运不过来。深圳就说，价格可以高一点，但质量一定要好。有人就试着到农村高价收粮，运到深圳赚了钱，不少人就悄悄做起来。

　　即使是这样，有一次深圳存粮也只有两天的量，大雨把路冲坏了，运粮车赶不过来。这可把领导急坏了。当时有一船粮食正从泰国运来，市领导要求该船每行10公里，就向市里报一次位置，最后一刻，粮船到达蛇口，市领导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议价粮价格虽然高，但质量好，拿着粮票购粮的人就少起来，有的人就通知外地家里不要再寄粮票了，粮票逐步退出了市场。

　　肉票是通过价格并轨取消的。到外地采购粮食的同时，深圳也派人到内地采购生猪，弥补市场的不足。开始采取凭票和议价两种价格，议价肉价格要贵两倍，但是凭肉票买肉要排队，有肉票的人没有时间排队，有人就收购肉票，凭肉票买了肉再到市场上议价销售，套取政府补贴。促使政府采取了价格并轨的措施，降低议价肉价格，提高凭票肉的价格，统一为一个价格，这样肉票也就逐渐没用了。

　　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取消了粮票和肉票。而1992年，全国才正式发文取消粮票和肉票。

　　有一次，副市长周溪舞到北京开会，报到时，管报到的人看他是深圳来的，就说：“你们深圳取消粮票了，不收你的粮票。”周溪舞十分得意。因为过去到北京开会，经常会有人提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比如“你们深圳的干部是不是都发财了？深圳是不是有很多人搞投机倒把？深圳是不是赚的都是内地的钱”等等。只有这一次，北京人是用羡慕的眼光主动向深圳人提出不收粮票的。

　　人不但要吃粮吃肉，还要吃菜，解决了吃菜问题，让深圳在全国率先放开物价。

　　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管的就是日常这些棘手的事。他后来讲述深圳这段物价改革的过程时说：“那时候，物价全国统一，违反者就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小平同志的特事特办的政策给我们壮的胆。”

　　1981年，深圳在和平岭搞了一条商业街，搞商品展销。当时是11月份，但级级通知电风扇价格上涨15%。有香港人过来看到后悄悄说：“神经病。”有人告诉了李定，他反觉得香港人说得有道理，商品应该随行就市，不能统—价格。李定就要求在这条街上搞浮动价，结果，把香港、东莞、惠州的人都吸引来了。做生意的人说，价格降了，但销量大了，钱还是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