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先出山

　　1986年9月18日，笔架山密林中的一家药厂建成投产，赵新先给中药自动化生产线上流出来的散发着淡淡香气的褐色颗粒状的晶体起了一个“三九”的名字。赵新先和“999”从此名扬天下。

　　笔架山上这座新建成的药厂叫南方药厂，是同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和总后兴办的。负责人就是以后赫赫有名的赵新先。

　　赵新先，1964年沈阳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南方医院药局。这个东北小伙子最初的工作是扛蒸馏水，然后从组长、室长、科长，再升迁到药局主任，成为第一军医大学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赵新先在第一军医大学是个名人。当时，第一军医大学有“四大秀才”和“四大胆”，赵新先是“四大胆”之首。20世纪70年代末，赵新先在药局推行承包责任制，当年上缴利润5万元。到1982年，不仅上缴利润近百万元，而且靠自我积累资金盖起了2000平方米的药局大楼，药局的奖金，也列全院之冠。

　　当时，医院曾经深入粤北山区为群众送医送药，下乡服务。有一次，赵新先听乡亲讲，他们胃痛时，就到山上采草药熬汤喝，喝了就不痛了。药学系毕业的赵新先非常感兴趣，立即让老乡带路到山上采摘名叫“三桠苦”和“九里香”的这两种草药。找到这两种草药后，赵新先带回不少。南方医院消化科教授周殿元、张万岱和赵新先组成科研小组，开发出了一种胃药，就是后来的“三九胃泰”。这种胃药在医院试用，效果不错。

　　第一军医大学拥有一大批极富才华的科研人员，出了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多年来在重复着科研——鉴定——表彰奖励——锁进实验室寂静的库房，这样一条畸形的道路。

　　那段日子，南方医院对面的山上冒出了一片建筑，那是一个取名“白云山”的药厂，渐成气候，年产值很快过亿，成为国内最大的中药厂。

　　身为药局主任，广州的一些药厂把赵新先当做专家，聘到厂里做技术指导，但是白云山却不买账，赵新先几次上门商谈业务，遭到拒绝。站在药局的楼上，注视着对面药厂的厂房，赵新先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办一个药厂呢？

　　赵新先去找院长赵云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赵云宏也认为想法不错。接着，机会来了。总后南方医疗中心开始提出运作，药厂设想也被提出列入方案。办药厂要有产品，“三九胃泰”就被赵云宏看做最有前途的产品。赵云宏认为，赵新先就是一个敢闯的人。他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敢于向传统挑战，并总能找到开拓前进道路的办法，有勇也有谋。因此，赵云宏决定让赵新先担任药厂的筹建负责人。

　　1984年12月28日，徐向前元帅正在广州视察疗养，能“忽悠”的赵新先就拉上赵云宏，去找徐向前汇报了办药厂的设想和计划，并说动徐向前为药厂题名。赵云宏和赵新先将这个药厂临时取名“南方药厂”，这4个字由徐向前题写。

　　1985年8月7日，赵新先带队来到深圳笔架山，当时有6位干部，8个工人。在以后的记述中，也有说随赵新先到笔架山第一批创业的有4个骨干人员。这4个骨干，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包括左敏、曾晓春、张庆新，稍后李红兵也列入其中。

　　左敏和曾晓春是1982年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后分到南方医院药局的。张庆新是通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南方医院仪器科的。1985年11月，李红兵来到笔架山，他是1984年从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北京301医院工作。和李红兵几乎同时来到笔架山的还有后来担任三九大酒店总经理的李春和担任湖州药厂厂长的许仲田。两人都是刚刚毕业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大学生，也是军人。这一次上笔架山的还有赵新先的爱人“王大夫”。

　　当时的笔架山是一片荒山野岭，满山的树木，齐腰深的茅草，唯一的建筑物是

　　武警部队废弃的一间驯养警犬的铁皮棚。当晚，赵新先和几个年轻人就睡在这个名副其实的狗棚里。没有食堂，暂且到武警支队的简陋饭厅寄餐。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只有一元多。没有床铺，暂时搭块木板，或者席地而卧，每人平均“住宿面积”只有1.3平方米。电灯一时没能用上，用原始的油灯或蜡烛照明。没有自来水，只有自己打井挑水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