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拍卖的土地之后，骆锦星介绍，他是有备而来。他们用电脑算出了40个不同地价的毛利，对每个叫价的经济效益都是心中有数。他们内定的地价下限为300万，上限为600万。由于他们曾在香港的土地拍卖中，事先分析了各种不同地价的经济指标，两次拔了头标。所以在这次竞投中胸有成竹，从容自如。

　　多年来，深圳方声称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建议来自一位港商，具体姓名没有点破。一直到20年后，83岁的霍英东逝世，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接受记者采访，讲述霍英东为深圳做出的贡献：“在深圳发展最需要资金的时候，霍英东给当时的市领导提出了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为政府增加收入的建议，从而使深圳也使全国有了首次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石破天惊之举，此举直接促进了宪法及相关法律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的修改。”

　　最初的那些年里，深圳土地使用的模式大体为，政府先对大范围的土地进行“七通一平”的基础工程建设。然后根据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要求，将成片土地划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小区综合开发。房地产公司通过土地资本化，如预售房产，担保贷款等，边建边售边回收。到了1986年，随着特区建没步伐加快，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向银行贷款6.1亿多元的罗湖、上步两个管理区的开发初见端倪，上海宾馆以西的新区开发又迫在眉睫。这边要还贷款，那边又要追加资金，市领导经常为筹措资金而紧锁眉头。

　　一次，霍英东不经意地指着土地说：“钱，可以从这里来呀。”当时的市领导深受触动。是呀，外商在深投资使用土地要交费，为何国内单位、企业使用土地不可以走条路呢？市里立即成立专题调研小组，迅速组织了11个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赴港取经，年底草拟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1987年年初，市委常委会一致通过了该方案。

　　与土地使用权拍卖相联系，深圳开始筹划推出住房制度改革，1987年9月22日开始特区住房调查。1988年6月10日，市委、市政府在深圳会堂举行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宣布深圳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出台：房子是一种很昂贵的商品，但由于房租太低，结果把它当做最便宜最不值钱的东西来使用。

　　这样，国家要拿出很多资金来建房，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住房面积大、标准高，改革起来难度就大。住房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并辅以行政手段才能解决。因此，我们这次“房改”的着眼点，是把由全包的供给制纳入商品生产范畴。通过实行住宅商品化，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从而，深圳也成为国内最早推行住房改革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