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救市

　　股票，期货都是舶来品。如果说高西庆和王明波是来自美国华尔街，常清和禹国刚则是东渡日本学习证券知识。1991年，当常清在期货交易所的建立上建功立业的时候，禹国刚正面临一场硬仗。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业”，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深圳证券交易继续推动。4月3日，作为及时地记录和反映股市变化情况的“深圳股价指数”开始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发布。当天的基数为100。过去上市公司的股票属柜台交易，难于计算。4月3日起，5家上市公司股票全部进入集中交易，标志着深圳股市交易正式按规范化运作的开始。不幸的是，“深圳股价指数”刚编制发布就面临天天下降的趋势。

　　4月第一周周一开市，可能受“放开股价”传闻的刺激，金田、万科等股的入市者明显增加，仅金田股一天成交达2.2万股。但后来证实涨跌停板制度维持不变，交易又告萎缩。周四虽然有东莞大户吃进金田股，当天成交升至4．7万股，由于悲观气氛仍笼罩市场，一直未曾激起什么浪花。

　　发展股停牌20天后于周三重新挂牌，沽售股票者反应热烈，有人甚至提前一个晚上去排队抛售，而投资者则反应冷淡，买盘寥寥无几。有关部门当天按集约交易取了个49.25元的开盘价，然后即将5‰限幅套住。这一天仅成交一手100股，创下了发展股成交的低点。往后几天，成交也很少。

　　4月1日至6日，5家股票价格天天下跌。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救市”之说已在传言之中。

　　1991年8月，深圳股市自1990年12月开市以来，已连续下跌达9个月之久，总市值已损失达七八亿元之多。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例如，某退休工人，倾其所有，于上年10月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

　　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深市龙头股深发展的广大持股人身上。深发展于7月30日拆细为29.54元／股，8月17日复盘，突然掉至10元／股。市场一片恐慌，股市崩盘的危险已逼近。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下过日子，却远未适应市场经济风险的投资人期待着政府。

　　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不得不召开各企业负责人会议商议如何救市，会议没有取得成果。9月2日，救市会议再次召开。会上，有一个人如坐针毡，他就是发展银行的副董事长谢强。作为深市龙头股的代理人，先是8月的扩股招来一片骂声，居然有人指名道姓让他下台滚蛋；艰难的扩股完成后，第一天摘牌竟落到10元，奋力挣扎后，也才勉强保住13元。他知道，如果要救市，发展必首当其冲。

　　会后，谢强找到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讨教救市方略。

　　禹国刚为谢强拟定了一石三鸟之计：首先，发展银行如挺身救市，将成为稳定深市的第一功臣，并为市领导解决了难题；其次，发展银行此前不久为了获取经济效益而放弃了大量公股，若能趁此机会捡回来，既能保住公股的优势，又能分股市之忧，两全其美；第三，发展银行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吃进股票，就是坐吃利息，也比信贷的利益可观，况且，股价在发展银行，派息分红也在发展银行，不用像搞信试探小步走出去贷那样又要考虑贷款抵押，又要考虑企业的偿贷能力，风险小得多。

　　9月7日，绝密的救市计划付诸实施。方针是：稳住龙头股，稳住大市；实力只有2亿元；行动总指挥是金明和禹国刚。

　　这是一次绝对秘密的行动。一切都是在交易所和各证券公司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一旦消息泄露，两亿元的资金很有可能如细雨入沙，被居心叵测者轻易攫去。

　　9月7日，发展股开市价仅13.70元，深综指跌到47点历史最低位。这一天，救市资金奋力托发展，只攻发展，将股价托至13.85元。

　　9日，发展开盘价停在13.70元，交易所5000手买盘挂入，很快就被吃尽；再挂，又是5000手！炒股大户摸不清对方究竟有多大胃口，股民们受大户影响，仍旧抛股不止，但当日发展收市已上到13.90元。

　　10日，发展开市价落到13.70元。大户们高深莫测，仍然带头抛股，以探虚实。交易所不疾不徐，仍然5000手5000手地挂进，来多少吃多少。当日，发展高收13.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