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是一般的自由在学术方面的伸展，而学术研究又常常牵涉到人生的基本问题（从科学到文学艺术）。在人生基本问题上不能有选择，而且犯了错误又不能改正，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所以，在理论上，今天各种社会都对它加以肯定。

    对学术自由的肯定，至少表面上在今天是普遍的，我想这是大家共同肯定、共同承认的一个假定。在这个前提之下，怎样具体地解决学术自由的问题，比如说给学术自由多大的尺度，这在每一社会、每一国家、每一地区都不一定相同。但是作为价值，学术自由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否定，没有人会跳出来说，我不准有任何学术自由，或者说只有我一个人代表真理。我想今天没有人会如此。最极端地，也只能说学术自由必须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在某种框框里面才能让它存在。我在一开始已讲过，即使在所谓自由竞争的社会，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学术自由的尺度究竟应该怎样来决定。让我们一开始就肯

    定学术自由是今天一切社会都多多少少要承认的一种普遍价值，这对我们以下的讨论会有不少的方便。

    记者：请问余先生可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历史上的例证？一个政权从过去的历史而言，为什么要压制学术、钳制思想，是否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

    余英时：讲到历史上的例证，一定要照顾到两方面，就是说有学术自由，是不是有什么好处？没有学术自由，是不是有什么坏处？讲历史上的证据，只从一方面举例，挑出几个时代来，这样还不能证明什么，只有正面反面都检讨过了，发现有学术自由就带来好处，没有就产生坏影响，然后，我们才可以根据经验事实来肯定学术自由确确实实是个价

    值。

    现在先讲学术自由有什么好处。就中国史说，大家常说的是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在古代，学术是由政府管的，所谓王官之学，后来才演变为百家之言。这是了解古代中国学术的两个重要观念。王官之学，就是学术由政府来控制，或者也不好一定说是控制，反正是学术是在政府手里，私人没有学术。然后到了周代，东周以后，在诸侯分立、王纲解纽情形下，“礼”也随着从中央流散到各地。“礼”是古代文化最基本的内容，“礼”流散出来的结果，就是学术终于到了私人手上。如孔子，是鲁国人。当时有“周礼在鲁”的说法，而孔子又是小贵族，所以他有机会学习古代的文化——

    “礼”。总之，古代贵族制度崩溃后，学术从王官转入私人之手，通过私人讲学和游学，又把王官学术带到民间来，这就是所谓百家之学之始。

    所以，我们讲百家之学，一定要讲儒家的孔子，因为他是第一个私学创建者。虽然有人说老子更早，不过，老子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要作专门余英时学术何以必须自由007

    的考证，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讨论。我们大体上总得承认，儒家作为一个学派来讲，从私人讲学的观点来讲，是完全不同于古代王官之学的，所谓百家之学，可以说是由它开始的。因此，在这一方面，孔子的出现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古代来讲，儒家与经学——王官之学，事实上是两件事情，虽然关系是密切的。讲五经，如《诗经》，是孔子用做教本的。但五经是王官之学，是古代政治的学问，而儒家之言却是私人的，是私人讲学。有私人的讲学，就开始有百家之言。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看出来，儒家和五经是分列的。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立五经博士并不一定表示是尊重儒家。现代人以为立五经博士了，儒家当权了，事实上却是两回事。因为五经是王官的书。秦始皇焚书，特别要烧各国史书、百家私言。至于五经则仍留在政府图书馆里面。不过，民间不准有。所以在这方面讲，秦始皇恢复古代王官之学，不许有百家之言，乃是复古，不

    是进步。秦始皇是目前比较时髦的问题，在这里不妨顺便谈一谈。秦始皇也不一定要消灭儒家，提倡法家，这一点以后再谈。后来18 世纪章学诚有很好的分析。照章学诚的说法，秦代是要恢复到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并取缔百家私言。

    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之学大家认为是一个进步。为什么认为是个进步呢？因为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对当时政治、社会种种大问题提出各种解答，所以《淮南子》讲各家都是为了“救时之弊，应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