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立足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

    刘梦溪：我对您说的中国缺少富有理论创见的思想家抱有同感。思想家不同于学者，学者可以有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之分，思想家却必须是通人。思想家还必须有系统的理论支撑。在中国的条件下产生思想家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思想家也好，学者也好，都应该有文化担当的意识，应该以学术立足。近百年来的中国学人，凡是以学术立足的，终于站住了。许多不以学术立足的，历史就没有给他们留下位置。

    余英时：单纯的学术立足也是不稳的。事实上，五四运动以来的学者中，真正在学术上立得稳的并不是很多。以陈寅恪为例，他的著作特别对读者有吸引力。能做到这一点，有先决条件，就是所赖以立足的学术必须是能正面承担苦难的学术，不是花花草草的学术。陈寅恪的学术具有文化承担力，他告诉人们一种境界，知道怎么活。《赠蒋秉南序》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曾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并特地标举欧阳修撰《五代史》“贬斥义利，崇尚气节”，就是为他心目中的学者境界下了一个界说。

    刘梦溪：陈寅恪的文化承担力是无与伦比的。他说王国维是为中国

    “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是“为此文化精神所化之人”，其实他自己正

    是这样的人。也许通人之学一般是有承担力的，专家之学却不一定做到

    这一点。

    余英时：是的。通人之学给人以远大的眼光，不会为眼前的苦难所

    挫折，不是一遇到困难就感到天地道断。像爱因斯坦，他的承担力有多

    大！司马迁，为生民立命。顾炎武写《日知录》，目的很明确，就是经世、

    明道。专家之学则不具备这样的眼光，因此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承担力。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轻视专家之学。任何时候通人总是少数。专家尚且难

    得，何况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