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太祖的圣训。谁要犯了法，只要藏有这本东西是可以减刑的。这是历史的事实，并不是我造出来的。《明大诰》可以说是14 世纪中国的《圣经》，14 世纪时《圣经》是不是比《明大诰》传播得更多，恐怕还是个问题。我想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当时或许已有一亿人口），《明大诰》数量想必可观。如以五口之家计算，也该有两千万部了。用政治的力量强迫人民学习皇帝的书，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有一年全国有十九万师生研究大诰的都到首都（南京）去聚会，回去时每人赐一部钞本《明大诰》，那一年考试题目就是从大诰中出来的。试想想这是何等伟大的场面！《明大诰》台湾好像有家书局把它排印出来了，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不妨找来看看，因为可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文章是朱皇帝自己写的，有些地方半通不通的，有些地方则非常粗暴，非常残酷的，但有些地方是有相当的说服力，并不全是乱说的。《明大诰》真值得好好研究，现在研究的还不够。更有趣的是，这部书因为本子太少，现在已几乎找不到了。

    可以看出来，用政治力量强迫大家学习皇帝圣训，即使可以维持一段短时间，究竟不会太长。到了清代，到了民国，《明大诰》早就变成绝版书、善本书了。我想靠政治力量来保持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

    总结地说，明清压制学术思想自由所带来的灾害，是学术与政治脱了节，是知识分子缺乏创造力。我们今天骂一些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其实这在明清两代更是如此。明清的知识分子已缺乏了古代中国士大夫那种气概，所谓士大夫气概，就是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士大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在明代及清代都是存在的。为什么没有人能做得到呢？简单得很，皇帝不许你有这种自负。最有名的例子，是乾隆皇帝读到宋朝人说宰相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就大动肝火。他认为天下是由皇帝管，岂能容宰相如此擅专？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明清两代高度专制的结果是使

    知识分子失去古代士大夫的风格。顾亭林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都有责，更何况是读书人呢。在明末清初，政治压力稍松的一段期间，少数读书人还很明显有这种气概，如顾亭林、黄梨洲。黄梨洲送万季野去北京时写的诗说：“不放河汾身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这是士大夫的以道自任和自重。可是到了后来，特别是乾嘉学派兴起以后，连最好的几个人，也看不出有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了。戴震虽然比较例外，还关心人民疾苦，还能承接古代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但是一般知识分子，除了读书做官之外，是不太关心社会了。无论是乾嘉考据，还是稍后的经世学派，都产生不出像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样的著作。

    这可以看出来，学术思想必须能自由发展，否则新的观念、新的设想是永远无法出现的。这一部分也许讲得太多，不过，由于举例的关系，不能不讲得详尽一点。

    记者：现在有些论调，反对有学术和思想上的自由，说这些话的人，本身亦有是知识分子，普通的理由有二：（1）所谓学术与思想，是少数读书人的事，自由或不自由，与大多数人民无关，与人民的苦难福乐无关，我们应该关怀大多数人民的福乐，不应该只为少数知识分子争取什么学术自由；（2）要国家强大，就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学术思想的自由，徒然造成思想纷扰，意见散漫，力量分散，因此认为钳制学术思想是国家强大的一个必然措施，请问对这两种看法，有什么批评呢？

    余英时：有人反对学术自由，认为知识分子所重视的学术思想，是少数读书人的事情，学术自由不自由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我想这一点要好好再考虑。这种反对，照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看，一定是有条件的，绝不会无条件地反对一切自由。我们举一个例子，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有一本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 ），很有名的一本书，讲思想与社会的根源的问题。学术思想是有不同，但绝不是少数人的事。像卡尔·曼海姆认为不同的思想，正是代表着社会各方面不同的力量，但不一定是阶级。因为如果一个思想只代表一个阶级，这个说法是太机械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例如今天内地

    上也讲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讲无产阶级有内部矛盾。为何有内部矛盾呢？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指内部不同的思想，恐怕未必限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是人民，为什么还有正确与不正确的思想问题？

    正确与不正确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不能简单地推测到某些已被推翻的阶级，在思想上仍有残余影响这一点上去的。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无论地主阶级也罢、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是有很不同的思想，绝不是只有一种思想。因此，说一个思想或一派思想只能代表一个阶级绝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