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学术自由导致意见散漫，力量分散，这话也不能说没有理由。如果每一个人一个意见，一盘散沙，诚然是没有力量。但怎么样才算力量？怎样才算统一思想？统一思想，照我刚才提到的卡尔·曼海姆的说法，叫做综合Synthesis。这个Synthesis 就是要把不同的意见归纳到一种最高综合。照卡尔·曼海姆的说法，这工作要永远不断地做。因为社会上不断有新的现实，因此也必然会有新的观点出现。各种不同的新观点需要随时求得一个最高的综合，使多数人的利益都受到照顾。这是知识社会学的说法。但是这种讲法的综合，不是说由一个人来做，而是要由很多的学者、思想家来共同不断地努力。如果由一个领袖来做，那只是领袖个人的意志，不是大家的意志，那是以他的意志为大家的意志，以一个意见代替所有的意见。这事实上只能叫做“一统”，而不是真的“统一”。若用辩证法来讲，这是一种“正”，并不是一种“合”。所谓正反合，“正”是一个人的意见，或少数人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没有经过批判，没有经过研究。如果立刻就要大家接受，这是中国传统中的“定于一”。

    其实，这只是“正”的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刚才讲的Synthesis，即卡尔·曼海姆讲的综合。也就是经过批判，经过广泛的讨论，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大家得到一种结论，得到一个差不多是共同的意见。可是，这个讨论、批判的过程，是“反”的过程，就是正反合的“反”，“反”的过程必须假定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没办法

    “反”。今天如果我是最高统治者，我说一句话，发表一个意见，不准人家讨论、批评，就要人接受，那么我并不是统一了所有人的意志，而是把一己之见强加诸他人罢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无论古代或近代，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他没有那样坚强的意志反抗到底。那本著名的小说《1984》对这一点描写得十分深刻。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再坚强的个人意志，也抵抗不住巨大的集体的政治力量的摧残。

    《1984》所描写的情形，有的地方正像是为“指鹿为马”那句成语作近代注释。“指鹿为马”又不幸是秦代赵高的故事，这就更值得我们警惕。

    我不反对有统一意志、统一思想。可是这种统一必须是辩证法的“合”，而不应该是“正”。因为只有“合”才产生力量。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看法。

    记者：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总是从属于下层基础而发展的。一切文化、学术、文学、艺术、思想都是以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而决定的，因此，根据这个理论，列宁又说，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和齿轮，而毛泽东则引用列宁的理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申文学、艺术及其他上层建筑，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请问对此看法，余先生

    有什么意见？

    余英时：所谓上层建筑被下层基础决定的说法，固有一定的理由，因为在不同的时代确有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多少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态。但是上层建筑被现实社会所决定，并不是一对一的、简单的、机械的关系，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这样机械式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讲思想掌握了群众，便变成物质力量，又说哲学的任务是要改变世界。

    换句话说，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东西，一旦被人接受了也可加强下层基础，而不再是单纯的上层建筑了。这里可以看见思想的能动性或主动性。当然牵涉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这方面哲学家讨论得很多。我记得十几年前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编过一部书《当代宿命论与自由》（Determinism And Freedom in our Own Times ）里面的文章专门在哲学上及其他方面分析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其中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与存在问题的内在矛盾和困难，有所摘发。

    现在我们不能深入地讨论哲学问题。让我们回到你们提出的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说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曾看过，但它强调的问题之一是在党的文艺路线下如何争取团结党外文艺工作者。这大概是40 年代的方针，因为当时走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所以小资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虽然想法不一样，但只要同情革命，都可归并到共产党旗帜之下，共同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文艺是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就引用了这句话并加以发挥。但毛泽东也承认在政治标准之外还有艺术标准，除了普及之外，还有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如果艺术另有标准（哪怕是次一级的，服从于另一更高的标准），那就不能不给作家以适当的自由和自主。否则永远照本宣科，怎么可能再有什么提高呢？严格地讲，自由与必然，我们当然要追溯到黑格尔甚至中古神学中的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又要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最为典型，《反杜林论》第十一章就讲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所谓自由就是认识必然，掌握规律。这种讲法在中国亦不是没有，中国讲道德修养，“道”是必然的，是最高规律，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两句话要连在一起讲，从心所欲是自由，但并不是想怎么想便怎么想，要不逾矩，就是还有规矩，这是必然。自由和规律当然是连在一起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便讲过这样的话。又如孟子说“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巧”。这里“规矩”即是规律，“巧”则是自由，是运用规矩到圆熟的境地才有的自由。孟子这句话后来被应用到文学创作方面，更应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看。世上的事物当然有规律，但有些东西的规律并不容易掌握到。譬如对自然，我们在科学上还在摸索。但比古人已有很大的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