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首撰写《白崇禧传》

    丁果：巴金说，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但是，现在不该写的劣质小说充斥于世，而大家喜欢的小说家偏偏又惜墨如金。像您白先勇先生，自《孽子》以后，几乎没有作品问世。而您以前的小说，部部都是精品。为什么写得那么少？

    白先勇：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写得很慢，是典型的“慢笔”绝不是快笔。写作计划是有，但笔很“拙”。

    丁果：退休后应可多写一些吧？

    白先勇：希望如此，最近主要精力是写我父亲（白崇禧）的传记。

    丁果：国内曾经出版了程思远先生的《白崇禧传》，他过去是您父亲的秘书，您认为程先生的《白祟禧传》如何？

    白先勇：我觉得基本上史实方面是靠得住的、蛮正确的，因为程先生许多年跟我父亲在一起，对我父亲一生很清楚。至于观点方面则另当别论。

    丁果：从军政方面描述白崇禧的文章书籍已不计其数，您写父亲，会不会对他不太为人知的家庭或其他方面有更多的着墨？

    白先勇：书正在写，我不能透露太多。一些人或许以为我只关注文字，其实不然。我对中国现代史是很感兴趣的。

    丁果：白崇禧先生到台湾后就不是十分快乐，而你们也在台湾生活了很长时间。你觉得台湾变化大么？

    白先勇：台湾变化极大，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百无禁忌”、“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与解禁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丁果：以前台湾文学界有激烈的“乡土文学”之争，如今本土化已成主流，你觉得本土化趋势对台湾文字是利多还是弊多？

    白先勇：我觉得台湾真的蜕变成了民主社会。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流派可以影响全体作家。台湾作家已经十分个性化，各写各的，各讲各的，风格迥异，可说没有一定的流派。

    丁果：余光中和洛夫都提到，正在开文学研讨会，不会讲闽南语的作家很受气。本土化似乎有点“矫枉过正、走火入魔”的情景，这对繁荣台湾的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有利。

    白先勇：我认为开会与创作毕竟不是一回事。本土化对中文写作威胁不是很大，况且很多作家从来都不会参加，自己写自己的。开会只是几个声音大的人要讲话而已。一个埋头写作的作家根本不去听，也不在意别人讲什么。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外头吵翻天，对他也无甚影响。听别人讲什么再去写的作家，就不是很好的作家了。

    丁果：以前的作家，像白先勇您，都是从国家、历史、民族的大格局中写家庭、个人的独特命运，看起来很过瘾。但现在台湾的文字，一碰到政治，就有“泛政治化”的情绪，像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政治的象征性或者政治斗争的含沙射影十分强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白先勇：我还是认为台湾作家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两个作家喜欢写政治性小说，这是他们的风格，不能以此概括整个台湾作家群都有如此倾向。在台湾文学多元化发展过程中，什么可能性都会出现，什么“异色”作家都会有，现在是一个谁也不听谁、谁也不怕谁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台湾社会是讲话的人很多，听话的人很少。大家一起讲，谁也不听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