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我来到了南京江宁铜山镇。在一座简朴而干净的平房里，见到了魏宏雅。她快乐地和我说话，她带我去看她们的小镇，她给我看她一柜子的书。回来之后，连续一个星期，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1999年2月21日，我再次来到铜山镇。

　　第二次见面，17岁的女孩对我说起了她的心事。我们坐在绿绿的草坪上，冬日里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

　　他们一定以为我已不在这人世了。他们也许已不再想起我。他们现在都上高一了，不知道现在的班长是谁。只有我留在医院里，听不到读书声，听不到上课的铃声，四周是病房里白色的墙壁，枕旁的书还是初二的教材。我趴到窗口，学校离这里太远了。

　　头“嗡嗡”地响，像有一架飞机盘旋着不肯降落，晕晕的。1997年的3月，我15岁。几次的考试总是不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向来都是考得最好的。可是这一段时间，上课时总是昏昏沉沉，老师的声音像在天上飘，听着听着，就想伏在桌上睡去。再后来，考试就与我无关了，学校也与我无关了。

　　学校在记忆里就是蓝天白云，就是一群女生在一起叽叽喳喳，女生只和女生一块儿玩，跟男生说说话，就有人要笑。政治老师开了一次以“早恋”为主题的讨论会。男生们踊跃发言，纷纷赞同“早恋”；而女生们很少发言，只表示“反对”。其实有什么“早恋”不“早恋”呢？人家也讲过我。其实我和他并没什么，只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一起做做作业，有时一起玩玩。自从有人讲之后，我就再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后来，又有人说他跟我的好朋友蛮好，说他早上一来就借她昨晚的作业看。这有什么呢？以前他也是每天借我的作业看的。其实我希望有个男生和我好，他应该什么都比我强，我什么话都能对他说，我什么困难他都能帮我解决。我没有这样的男朋友，将来会不会有呢？我不敢想。

　　两年里，我从这个医院换到那个医院。我17岁了。人家都说17岁是最会幻想的年龄，然而我不能去想，我只想着怎样把每个日子过得快乐过得完整。

　　我的家在小镇上，小镇上的孩子大多能四处乱跑能玩能闹的。可是父母亲总有许多不放心，我就乖乖在家，看母亲肯让我看的书，在学校，我也是一个乖学生。因为个子小，老师怕我镇不住同学，让我当了副班长。1997年寒假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正站在凳子上出黑板报，嗓子一阵疼痛，头晕目眩。我本不想告诉父亲的，他总是大惊小怪。一点点小病小痛，他就大惊失色以至于大动干戈，全家人几天不能安宁。但今天真是很难受，脑袋里总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轰轰作响，支撑着回到家，腿软软的，想睡。

　　父亲几次三番询问，我说“头有点晕”。父亲果然心急火燎，逼着立即就去医院，我不想耽误功课，坚持等星期六再去。

　　从医院回家的时候，父亲一脸轻松。半夜醒来，我听到妈妈隐约在哭。惺忪走过去，他们却睡得沉沉的。早上醒来，向爸爸要来病历，可我什么也看不懂。

　　病没好，又去了县医院，之后就没有再回家，直接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父亲说是贫血。过几天就能回家了。我昏昏沉沉，趴在父亲的背上。爸爸的右腿因为小时候生病留下了后遗症，他瘸着腿把我背上背下。我想下来自己走，可是没有一点力气。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和白色病房作伴仿佛已没有了归期，父亲总是陪着笑说“好了，快好了。”同学们结伴来看我，男生也来了。他们推门进来的时候，一下子带进了满屋的阳光。我的书带来了，作业也带来了，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课程的进度。我急着想回到学校，不知道回去之后，还能不能做优等生。

　　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是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