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王家玉山穷水尽。洪水淹没了校园，房子一间间倒下，“非典”闹得人心惶惶。孩子们已经吃不上饭了。王家玉满街去借钱、借米、借油。

　　也就在2003年，当地媒体报道了王家玉的事。洪水过后，县民政局为王家玉的部分孩子，解决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汉子，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不理不睬，因为媒体已经介入，显然行不通，如果过问，照他们的想法，颖上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凭什么让他们来花这个钱？你王家玉，为什么不能量力而行呢？

　　理性地说，王家玉是真的难以承受了。但他却欲罢不能。

　　继2003年的“非典”与大水过后，2004年来临了。这一年，王家玉遭到了媒体的轰炸，而这，竟然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孩子是送来的，栓在大门的外面，包里有一万元人民币和衣服。这个孩子家庭并不穷，可能很富裕。可是父母不要了。”

　　“孩子不会说话，听不见。”

　　“就绑在门外的树上。”

　　“我这里脑瘫的，严重残疾的，都是他们这样送来的，这26个孩子全部都是这样送来的。”

　　“他们父母把这个重担让我来承担。我只有支撑。”

　　孩子不能决定自己的降生，而决定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却不能面对亲手造就的有缺憾的生命。曾经寄予了那么多希望的孩子，一出世，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负担，而媒体，让他们认识了王家玉，一个可以帮他们解决麻烦的人。

　　媒体的报道，就这样，让王家玉扬名了。这是他所不曾料到了。不曾料到的，还有，外界的捐款，在几个月后达到了高潮，又用了几个月渐渐消失，而一直没有消失的，是抛在学校门口，或是用包裹挂在铁门上的，被抛弃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仅有些来自邻近地区，有些甚至来自上海、河南、江西。

　　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了，成了一家人的孩子们四散在校园当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欢乐。最拥挤的是图书室。从各个地方捐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书和杂志，胡乱地堆在小屋里的书架、板凳和长桌上。种类稀奇古怪，根本无法归类。可是孩子们一人一本，捧着，在渐渐暗淡的阳光下，一声不吭地阅读着。

　　图书室门前是一条细长的过道，过道两旁的水泥石阶上挤满了捧着书或站或坐的孩子。一个50多岁的护工，右手抱着一个，左手推着一辆小推车。孩子们侧过身，让她通过。

　　“都是残疾的孩子，父母不要了。”她叹着气：“送到大门外，如果不捡来，这些孩子就都死了。王家玉他受罪，北京有家医院说能为孩子免费治疗，我们上北京。我们吃面条，有点肉丝，王家玉自己就吃点榨菜、馒头。他说你们吃吧，我就是受罪的命。买票呢，他买了坐铺给我们坐，他自己睡在凳子下。我的眼泪哗哗淌，我讲，王兄弟，你不能这样，我长那么大，我没见过人受罪受得那么深。”

　　如果不了解孩子们的悲惨身世，就不能理解他们对王家玉的感情。19岁的李亮是王家玉收养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残疾儿，至今，他仍能清楚地记得，王家玉站在他面前的温暖而模糊的身影，他觉得，这个王叔叔，就是温暖与善意的具体形象。

　　“那时候我才五岁。爸爸妈妈从外地回来，带我一起回家。我不知道去外地做什么。在车站的时候，爸爸说让我等他，他给我买东西吃。车站的人很多很多。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只看到很多的人影。我一直坐在那里等他们。等爸爸，等妈妈。可是他们一直不来。我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等不到了，我就去找他们。我才五岁。可是因为眼睛也看不清楚，我找不到他们了，一直到现在，14年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一个人，从五岁到八岁，三年，我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我见一个人就问他要东西吃，我经常睡在马路边上，冬天的时候，就睡在别人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