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座位空着。她不再回来。

　　李孔友是王家边村委会的负责人。

　　“究竟谁该为这个悲剧负责？”我问。

　　“这怎么说呢？既然人家已经赔了钱了，你看呢？”

　　他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一条9岁的娇嫩生命——85000元人民币。

　　“不是我们赔的，是工程队赔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农田改造是镇里统一安排的，工程队也不是我们的。”

　　因为“农田改造”，一个多月前，工程队“改变”了那条路，使它变成泥淖；拆了那座桥，仅仅是拆了。没有人去想，每天，有多少孩子要从这里经过。可是他们一定看到了，那么多的，来来回回的，步履艰难的孩子，涉水而过的孩子，可是谁也不会在意。桥断了已经40多天，危险每天在与孩子们擦肩而过。悲剧总是偶然，偶然永远是最好的藉口。

　　没有一个孩子会去想他们上学的捷径本应该平坦安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突然的道路的变化。他们多带一双雨靴，他们赤脚走过，他们不会抱怨，也不知道向谁去抱怨。他们默默承受着，直到这个“偶然的”悲剧的发生。

　　事情跟村里没关系。因为付了钱，事情又与工程队没关系了。每个人都心安理得，日子过去怎么过，现在还会怎么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小小的一条生命，不用多久，在现实里，人心之中，必将了无痕迹。然而，我心里的疼痛却一点点加剧，直到采访归来一周后的今天依然。有人安慰我：时代还是在进步的，为了抢救一个孩子，大多数人都会不计成本，而孩子死后，孩子父母得到的赔偿金是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多。然而，对于生命，这样的重视就足够了吗？谁都明白事先的谨慎比事后的补救更重要，更何况生命是最无可挽回的财富。然而，我们却只能在事后的态度中沾沾自喜“人道意识”的进步，这是何等的讥讽。

　　我，仍然不放心那座桥，那座3月份就拆除的，至今一直断着的桥。

　　5月9日，我和孩子们一样，沿着那条泥泞不堪的路歪歪斜斜地走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不可能相信孩子们几个月来，来来回回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那甚至已经不能叫路，满是水坑、泥泞，每一脚都会深深地陷入到污泥之中，一步一步走下去，污泥在脚上越沾越厚、越沾越重，100多米过去，两腿已是极为沉重，把泥抠掉，再走。再走，就是那凄凉悲伤的河口了，河边没有桥。

　　河的对岸，是一样的，看不到尽头的泥泞，泥泞的深处，是一排整齐的房屋，那便是王家边村，那村子的后面，便是徐惠天天赶过去的王家边小学。

　　河挡着，我在河边站着。脚下的湿漉漉的土地上散落着黑色的纸灰，那是徐惠的家人给她烧的。纸灰的边上立了一块大木牌，牌子上写着“请绕道行走”，这是徐惠用生命换来的提示牌。四下看过去，一片旷野，是更为潮湿泥泞的田地，可以绕道而行的路遥不可及。

　　其实，已经不会再有孩子来这里了。徐惠已经用生命告诉了人们一切。

　　脚下，那条徐惠跌入水中时的土坝已被河水冲得七零八落，残破的土坝上面，铺了一块木板。我蹲在木板上，把手伸进水中，河水冰凉。

　　徐惠就被这水冲走了，徐惠在水中挣扎的画面在我大脑中一遍又一遍放映。河水无声，一路向南。

　　我站起身，重新走入泥泞，回南下庄。一只鸟儿在这小河的上空转了一圈，叫着，叫着，向南飞去。是布谷鸟。

　　又听到布谷鸟的叫声。

　　回到南京的一个星期，常常听到布谷鸟的声音。常常在清晨的梦中，或者黄昏的路上，忽然就听到布谷鸟的鸣叫。那声音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不知道徐惠，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有没有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有没有布谷鸟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