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要的异议政论刊物TheNation4曾质问九○年代著名政治乐队“讨伐体制”（RageAgainsttheMachine）成员、现为Audioslave吉他手的TomMorello，他如何一方面参与那些反对大企业的全球化斗争，一方面又身处主流唱片公司中？TomMorello的回答是：“过去，‘讨伐体制’因为在主流公司，而在全球散播了1500万张颠覆思想的唱片。而且，我们和唱片公司签约的唯一条件就是乐团在各方面都要拥有自主权，且明文记载于合约中。”

    这或许是他们的幸运，可以保持商业机制和自主创作的平衡，但不是每个创作者都可以逃离这个两难困境。从六○年代的鲍伯•迪伦，到七○年代的“性手枪”、冲撞乐团，八○年代的许许多多重金属乐团，再到九○年代的“涅”（Nirvana）、“珍珠果酱”（PearlJam)和“电台司令”（Radiohead），这些乐团从只有理想的摇滚青年到拥有巨大名声和财富的明星都经历过彻底的混乱、自我怀疑，然后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出路，最后在摇滚史留下他们挣扎的痕迹，或者血迹。

    ７.摇滚乐具有一个深刻的理想主义传统，而音乐人也的确在不断寻求各种方式来实践音乐的政治力量。

    三○年代，我们看到民歌之父WoodyGuthrie、PeteSeeger和共产党的结合；六○年代，音乐人和学生运动或反战运动在彼此声援；八○年代的大型慈善演唱会为音乐与政治的结合塑造出了新界标。但这些演唱会除了唤醒民众意识和募款外，似乎无法直接达成特定社会目标的改造，也无法让这些价值在青年文化中扎根。

    在八○年代的英国，工党成立了“红楔”（RedWedge）来结合摇滚乐以组织乐迷参与政治，却沦落成音乐人的政党背书5。美国音乐人九○年代自组“RocktheVote”组织，结合音乐人的名气与草根的组织运作，呼吁青年参与投票，推动多元社会议题，堪称音乐与政治结合的典范。

    而不论是“两千年大赦联盟”（Julibee2000）推动的免除穷国外债运动，或者新世纪的反战运动，组织者都拒绝以大规模的慈善演唱会或者募款作为主要介入方式──虽然这两年关心贫穷的“Live8”与关心环保的“LiveEarth”又举办了大型演唱会。另一方面，U2的主唱波诺（Bono）对免除第三世界国家外债的积极参与，不但真正影响了这个全球化的议程，也改变了一般人认为音乐人只会肤浅参与社会议题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波诺放弃以音乐动员，而是让自己成为专业的游说者──诚如他说，他相信在会议室里和政客的谈判，可能比在数万人的体育馆中演唱更有效──这又几乎颠覆了音乐介入政治的可能性。

    如此，未来的路在哪里呢？

    ８.这本书试图回顾过去音乐的反叛精神所进行过的各种社会斗争，并在回顾中去质询、反省各种实践途径的限制与可能性。

    六○年代是音乐、青年文化与社会反抗的有机结合的时代，是摇滚乐的永恒迷思与永不熄灭的思想根源。

    七○年代承接六○年代的是：某些音乐类型表达了年轻人的焦虑并形塑他们的认同，而构成青年文化的一环。但与六○年代不同的是：缺乏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支撑，这些音乐难以产生实际的政治效果。

    到了八○年代，从七○年代末的“摇滚对抗种族主义”开始，音乐人有意识地通过音乐来动员群众进入社会斗争，并形成大型慈善演唱会的新音乐文化。但这个时代也是音乐工业体制发展的高峰，流行乐彻底地体制化、商业化。

    九○年代到本世纪初，则是前述两种发展路线的各自演变：一方面各种以音乐来启蒙社会意识的努力仍在持续，如“RocktheVote”、鼓吹女性意识的“莉莉丝音乐节“（LilithFair），“Live8”、“LiveEarth”；另一方面，新的音乐型态也开始展现新的青年文化和丰富的社会反抗意含，特别是嘻哈时代与电音时代。

    更重要的是，新的时代矛盾出现了：全球化/反全球化。新青年的不满正在蔓延，音乐人和青年文化开始有机地结合，譬如英国的反布莱尔行动，以及在全球各大城市沸腾的反全球化抗争。而音乐人也开始生产更多反映时代的创作。这是六○年代以来，摇滚行动主义的新高潮。

    在这个新的脉络下，摇滚乐可能成为革命先锋的号角吗？还只是新一波斗争的原声带？

    ９.这本书的基本立场是，我们很难赋予摇滚乐的论述及实践固定不变的意含；摇滚乐的可能性端视其社会脉络，以及创作者与阅听人的互动，所以毋宁将其视为一个自主文化与文化工业不断斗争的场域。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这种青年文化视为单一性的事件，创作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词曲、表演方式，以及实际社会行动召唤出不同的行动主体，如女性、同性恋、工人、少数族群的文化及政治认同，以及进一步的社会实践。虽然商品逻辑又会进一步反噬这些独立创作，但斗争是持续不断的。

    最终，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

    对于这个问题，当冲撞乐团在T恤上写下“未来并非命中注定”（TheFutureIsUnwritten）时，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也的确让后世的乐团如此相信，起码TomMorello在第一次看到冲撞乐团表演时，就认为他们让所有人觉得这个世界可以被一首三分钟的歌曲改变，而这，也成为他自己的永恒信念。6

    但是，同样出身自朋克时期，也一向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英国歌手PaulWeller却说，25年前，他深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他已经不确定摇滚明星是否可以改变任何事，除了阅听者个人的思想。7

    PaulWeller是对的，也是错的。摇滚乐的确可能，也只能改变个人的信念与价值。而这也正是许多社会变迁的基础，正是无数人的价值变迁构成了社会的进步。

    英国最著名的异议歌手BillyBragg的答案可能更精准：“艺术家的角色不是要想出答案，而是要敏锐地提正确问题，阅听人才是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体。”8

    是的，摇滚乐或许从来不能革命，但当摇滚乐抓到了时代声响，这些歌声将不断在被社会矛盾挤压的人们的脑袋中回响，将永远在反抗的场景中被高唱。

    本书的结论是，摇滚乐真正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在于和草根运动组织的结合。当摇滚乐去感动人心、改变意识，结合起草根组织的持久的具体游说、组织、动员工作时，世界是可以一点一滴地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