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想到这本书的完成会在纽约，一个我少年音乐旅程的完美终点。

    2002年，我开始生活在纽约——这个二十世纪西方文明中前卫与颓废文化的源泉、华丽与腐败的肉身呈现，以及六○年代以来摇滚反叛烈焰的火源。

    在这里，我行过了WoodyGuthrie、BobDylan、VelvetUnderground徘徊过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Village），行过了多少摇滚人栖息过且SidVicious（SexPistols的贝司手）枪杀了女友的切尔西酒店（ChelseaHotel），行过了JohnLennon被枪杀的公寓Dakota门前，以及不远处纪念他的草莓园（StrawberryFields），并且在朋克运动初次登场的传奇酒吧CBGB的最后一夜和所有乐迷一起守望着。我也亲眼目睹了本书中许多摇滚反叛前锋的表演，不论是改写音乐史的纽约本地英雄：BobDylan、LouReed、PattiSmith、SonicYouth、JohnLenon的妻子小野洋子（YokoOno）和儿子SeanLennon，八九十年代的反叛英雄R.E.M.、TomMorello，或是从英国、爱尔兰来传递愤怒的BillyBragg、PrimalScream、Radiohead和U2。有些人的演唱会我无缘到场聆听，只是阅报间无意瞥见他们的演唱会广告如寻人启事般大小躺在报纸角落：PeterSeeger、IggyPop、SexPistols、DavidBowie。他们在我生活中就如走马灯般，真实、鲜明，却一闪即逝（他们毕竟不是我穿着拖鞋去杂货店买冰淇淋时会遇到的那个一头乱发遛狗的欧吉桑啊）。但这个城市，使我相信本书的文字终究不是一场虚构，而是真实人物轮番上演的历史与现实。

    在我眼前重现的不只是音乐表演，还有社会冲突。这几年的美国，正爆发美国继六○年代以后最大的反战运动。人们对六○年代的所有浪漫想象得以再度现身。当小野洋子在纽约另类杂志《村声》（VillageVoice）刊登全版广告，并在全白版面正中央写着“想象和平”（ImaginePeace）时，我激动地以为我手中翻阅的是三十年前的纽约杂志。但是当BillyBragg在狭小的舞台上呼吁听众参加反战游行时，我知道这不是已经泛黄的梦境，革命就是现在！

    １.如果本书于纽约完成是一大意外，那么人生更大的意外就是这本书的出版。

    大学毕业以前，我只以为音乐是一生的嗜好，攻读政治学且以知识作为政治和社会实践的武器则是人生的志业。没想到在我人生的第三个十年，会不断尝试把这两者结合。

    少年时期刚开始听音乐时，没想到将来会从事任何跟音乐有关的事业。心中深处当然有着成为伟大歌手的梦想：童年愿望是做个在舞台上翻来滚去砸吉他踢音箱的摇滚巨星，青年时期的想象则是蓄长发留胡楂儿背着吉他走唱街头的抗议歌手。

    因为没有音乐天赋，歌手没有做成，竟然走上写音乐文章这条路，的确是始料未及。

    无论如何，这本书对我二十年的“音乐生涯”是极富意义的。许多成长的回忆只有零碎而朦胧的片段，但是当时聆听的音乐却异常鲜明，因为音乐终究是不会消逝的；仿佛电影结束时，镜头突然停格，配乐却骤然开始响起；观众对影片的最终记忆遂浓缩于这首歌和最后一个镜头。于是，这一首首歌曲点点拼凑起我生命旅程中那些过度曝光而模糊的声音与光影，以及青春期后的愤怒。

    ２.八○年代前期，小学五年级，我和小叔叔去南京东路的“中华体育馆”听“爱台湾”第一名的“空中补给”（AirSupply）演唱会，听到一半就因为没吃晚餐而肚子痛起来，以至于演唱会没结束便狼狈抱着肚子哀嚎逃出。没想到，日后“中华体育馆”被烧掉，烧掉了我以“空中补给”作为音乐启蒙的难堪。

    国中（初中）时的镜头是阳光灿烂的热天午后，躺在叔叔的小房间床上，散落一地的是他的唱片；封面不是前卫摇滚的精致插画，就是重金属充满性意含的美女封面。房中间则矗立着齐柏林飞船乐团（LedZeppelin）“通往天堂的梯子”1，让我总是可以爬上去，逃逸到一个远离升学体制压迫的音乐世界。

    到了高中，在放学与回家的空当中，背着书包一路在台北街头追赶上个时代的音乐，捡拾前人遗落的精彩：在西门町佳佳唱片行搜寻以前本土的摇滚刊物（谁还记得《摇滚生活》、《小雅》……），或是在大安路巷中沉醉于发行老摇滚录音带的“翰江”，要不就是在公馆“宇宙城”认真阅读各种录音带中文侧标来吸收信息。

    高中，也是好像可以实现摇滚巨星梦的时期，兴冲冲跑去参加热门音乐社，却因为没有钱买电吉他，只能黯然退出。毕竟，虽然觉得自己可以唱得跟皇后乐团（Queen）主唱FreddieMercury一样好，但总不能一进社团就说要做主唱，让人家觉得你是神志不清。走不成巨星路线，又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台湾有高中生摇滚音乐知识的“电视冠军”比赛，我一定可以过关斩将，却不幸看到校刊中一位学长写的披头士（TheBeatles）分析，才知道有人可以这样一面严肃地研究音乐，一面把这些伟人当作他的邻居般谈笑风生。相比之下，自己的程度根本是幼儿园水平。后来，当然发现被他吓到无须兴起轻生念头，因为此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在高中时代就是六○年代的专家、现在的五四三音乐站站长马世芳。

    好吧，音乐程度无法超越别人，那么，我仅能做的就是坚持一个摇滚青年的精神，背上刻着“摇滚不死”，胸前写着“摇滚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其实也懵懵懂懂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种抗拒主流体制的反叛姿势。

    反叛。是的，在我还没有开始彻底“政治化”的少年时期，摇滚乐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概念与符号。

    ３.上了大学后，一方面认识《摇滚客》杂志，认识水晶唱片，才知道所谓的“新音乐”或“另类”音乐，那是另一个全新的视野。

    同时，我在大学的热情也从音乐转向另一个世界：学生运动以及可以用来革命的种种知识。我疯狂迷恋六○年代的学运，却逐渐发现在那个狂暴年代中，燃起熊熊烈火的正是流行乐。于是，从这个革命世界往回看我的音乐世界，我对摇滚乐的反叛姿态有了更深一层认识。

    ４.1995年大学毕业，生命再度产生新的化学变化。那一年《破报》正要创刊，因缘际会认识了这群创刊的激进分子。赫然发现有人是这样阅读摇滚乐的，并且有这么多学术论述在分析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和与听众的关系。

    不过，此时发现未免为时已晚，无法投入更多时间研究这些音乐理论，只能继续走在我原本的道路上，一面继续研究旨在探索理想政治经济体制的政治学，一面参与种种反抗不义的社会实践。但是看到这许许多多西方音乐人介入政治的故事，又总是让人深深感动，于是开始写关于摇滚乐与政治的一篇篇故事。

    另一个走上音乐文字创作的重大转折点是偶然写成的一篇文章。原本在研究所时我就应邀在政治周刊《新新闻》写些东西，英国黛安娜王妃过世时，文化版主编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艾尔顿•约翰（EltonJohn）的文章。虽然对于这位老兄兴趣不大，不过，硬着头皮接下来的结果却让我开发了一个新的写作方式：不是写音乐本身的评论，而是通过人物来书写摇滚乐文化的一个侧面，这是我认为当时台湾乐评比较少着墨的面向。这下我开始尝到驾驭文字的快感与探索摇滚乐丰富文化的乐趣。此后又继续在《新新闻》写了几篇音乐文字，虽然不知道读者是谁，但起码让“淘儿”（Tower）唱片官方杂志的《Pass》主编叶云平注意到，于是开始为这个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乐评刊物写稿。我开始和所谓的“乐评圈”沾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