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新新闻》与MTV音乐台合作一个节目，试图参考美国MTV的“RocktheVote”（详见第十章），结合音乐与政治，我当仁不让跑去参与。案子结束后，又在MTV电视台资深制作人邀请下，为他们撰写一个台湾史上唯一的介绍西洋音乐史的节目。一脚跨入娱乐圈大概是我人生最大的意外，而彼时我还忙着关于台湾民主化与政商关系的硕士论文。于是一边跑图书馆找台湾研究数据，一边去充满俊男美女时尚尖端的MTV拍摄节目，日子在人格分裂的生活中逐渐流逝。

    ５.除了文字工作，也因缘际会地从事一些连接音乐和政治的战斗。

    第一次的政治经验，不论在台湾音乐史上，甚或是在我自己记忆中，都尘封已久。

    1995年，一位从事政治工作的学长找了我和几个朋友帮当时在野党“总统”初选候选人策划一些吸引年轻人的活动。我们虽然不见得支持这位候选人，但有人出钱让我们玩，何乐而不为？抱着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热情，不为了助选，但希冀用这个活动来集结摇滚、颠覆政治，我们（包括几位本来不认识，现在已是另类文化圈颇负盛名的人物）决定举办一场“轰炸台北——青年文化艺术季”。

    活动三部曲是：夜晚在大安公园举办一场新旧非主流串联的摇滚音乐会，下午从中正庙出发到大安公园沿街进行卡车摇滚表演，在卡车摇滚后和演唱会开场前是台湾电子音乐先驱者DJ@llen的tranceparty。台北虽然没有被炸成废墟，摇滚与电音却首次用狂欢的姿态攻占大安公园和台北街头。另一个创举则是第一次由政治人物举办的地下音乐演唱会。

    更值得骄傲的是，当时受邀表演的乐队“观子音乐坑”后来成为台湾反抗音乐最主要的旗手“交工”，通过试唱带甄选参与卡车摇滚的“瓢虫”则成为台湾九○年代末最优异的女子摇滚乐队。

    当然，这场文化艺术季终究未让候选人初选过关，更无法带来政权转移。但是就在那一年，台北的音乐地景却真正地逐渐出现一场革命：许多另类乐团开始举办各种联合音乐会一起轰炸台北（北大专摇滚联盟、台大酒神祭、在台湾沃克的“自己搞歌”、怪怪的破烂艺术节……）；在城市的中心，首次“攻占”台北的反对党市长推动空间解严，让年轻人在曾经肃杀冰冷的“总统府”前狂欢热舞；在城市边缘，则是由电子舞会进行搞high的游击战；而另类青年文化刊物《破报》更是从这一年创刊，成为这些音乐地景转变的关键记录者与推动者。

    此后，地上、地下音乐的界线几乎消失，人们称呼台湾进入“乐团时代”，电子音乐成为主流音乐的时尚新宠。只是，流行音乐本身虽然出现革命，但是音乐的社会意识却并未增强──只有“交工”、飞鱼云豹音乐工团、黑手那卡西等乐队始终坚持用音乐进行社会改造。

    而我唯一一次从写作者成为“演唱者”，是1996年诚品在敦化南路举办了“夏日嬉戏”活动，《破报》找了香港老牌左翼乐队“黑鸟”来演唱。在那个因为过于闷热以至如今回想起来竟被蒸发的汗气搞得有点模糊的夜晚，“黑鸟”在表演最后演唱了《国际歌》，并邀请台下观众一起上去唱。于是在一些朋友的推拥下，我也激动地跳上狭小的舞台，一起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６.如果借用政治资源进行的音乐政治行动，证明了这种实践方式的自我局限，那么另两个活动则是我从社运出发结合音乐的新尝试。

    1999年到2002年，我先后参加两个台湾重要社运团体出版音乐专辑的策划。首先是由“劳工阵线”出版、王明辉制作，通过广泛向民众征求歌曲的方式所完成的专辑《劳工摇篮曲》。第二张是由“台湾人权促进会”出版，由朱约信（猪头皮）邀歌、制作的专辑《美丽之岛人之岛》。这两张专辑都广泛体现了台湾弱势民众的处境与他们的声音，而这两位制作人也是台湾从八○年代走来少数始终坚持社会理想的音乐人。

    除了直接从事音乐创作这条路以外，不论是从政治介入、从社运介入，乃至从音乐媒体介入（MTV与《新新闻》的合作），我算是尝试了各种结合音乐与政治的方式，也看到各种介入方式的可能和局限。不过，对我个人能力而言，更有效的、更能影响大众的或许还是文字。

    对我而言，持续写下去的动力只有一个，一如我曾经历的不同战斗位置——不论是学术工作、媒体工作或者其他社会政治运动——目标都是要推动这个社会往更理想的方向改变。我听到的这么多音乐、看到的这么多音乐工作者，是如此奋力地为改变世界而努力，所以我希望抱着一份感动与大家分享这些音乐与他们的努力，如果可能，激励更多人对改变世界也抱持着希望。

    于是有了这本书。

    ７.这本书最基本目的是希望能书写摇滚乐中政治与社会实践的历史。当然，这不只是本“故事书”，它也尝试提出一个史观，希望检视从六○年代至今各种不同的介入策略和实践可能，来挖掘音乐作为一种反叛能量的可能性和局限。

    本书在内容上有某些策略性安排。因为每个年代音乐政治的面貌并不相同（请见导论篇），且越早期的历史，既有的书写也越多，所以每个年代的写作方式和分量有所不同。例如已经有不少文字讨论六○年代，所以本书把重点放在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检视与反省。而许多有关九○年代至今的摇滚反叛故事和分析，则是首次出现在中文世界。

    本书最大的限制是集中于“白人、男性、英美”。当然，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有更多可歌可泣的音乐反抗故事，而即使英美国家其他音乐类型也深富激进政治的意含，然而，本书以英美主流音乐体制中的创作者为主，更可以突显这些有反叛意图的音乐如何与主流商业体制顽抗斗争，因而最终能影响一个时代。不可讳言的是，本书的视野局限也来自个人的能力，此外，部分我未能触及的主题，某些中文出版作品已经有了更好的分析2，有待读者自行探索。

    ８.本书的许多内容曾刊登于《破报》、《新新闻》、《摇滚客复刊号》、《联合报》副刊等，虽然集结成书时，多数篇章内容皆经过大幅修改。

    因此这本书的诞生，要感谢《破报》总编辑黄孙权、《新新闻》社长王健壮及前后任总编辑的陈裕鑫和杨照、《联合报》副刊主编陈义芝先生。最深感幸运的是，可以和同样关心音乐和社运，且真正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前辈，也是台版选书顾问的何颖怡合作。尤其是她非常辛苦地与我讨论内容、校稿，以及提供翻译上的协助，让本书的内容得以更精致。还有任劳任怨的商周出版社编辑赖誉夫先生。

    最后，是感谢一直支持在知识与写作道路上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