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应为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便给耿飚打了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在电视还很不普遍的年月，显得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舆论界的“带头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当时，不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都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严密管辖之下。在这些重要的新闻传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姚文元已经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帮”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获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只消几分钟，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须知，当时仅仅拘捕了“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四人帮”还有众多的帮派骨干在各地，还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帮”帮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调兵遣将，要求“江青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叶剑英最初的打算是严密封锁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先保密两个月，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的帮派骨干。

    叶剑英说，这是按照“林彪跑时的办法办”。所谓“林彪跑时”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当时封锁了消息，实行严格保密。叶剑英这时打算采用毛泽东当年的办法。

    叶剑英选择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去完成这两项重大使命──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耿飚这人，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毛泽东这么提到他：

    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

    毛泽东所说的“杨罗耿兵团”，也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领导的兵团。这个兵团是1947年7月在晋察冀新组建的野战军，司令员为杨得志，政治委员是罗瑞卿，而耿飚为参谋长。

    杨得志曾这样谈及他的“老搭档”耿飚：

    我和耿飚同志相识多年了，我俩都是湖南醴陵人。长征到达哈达铺，红一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大队，我任大队长，他任参谋长。从此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十九兵团，参加平津战役、打太原、攻兰州，进军大西北到宁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期，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单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员，他任参谋长。耿飚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他那过人的记忆力和大战之中清醒的头脑，是许多老同志所称赞的。

    耿飚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师干部教导队队长，第一军团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在两万五千里长征时，耿飚是前卫部队红四团团长。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和参谋长。1944年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耿飚和叶剑英结下深厚友谊，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前往北平，耿飚担任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副参谋长，与叶剑英共事。所以，耿飚成了叶剑英的部下。那时，耿飚随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而叶剑英则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精明的耿飚居然在叶剑英住处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埋在地毯下的窃听器。叶剑英把国民党代表约到翠明庄来，耿飚当场掀开地毯，挖出窃听器，使国民党代表十分尴尬……

    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耿飚出任中共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作为“杨罗耿兵团”的三巨头之一，转战华北、西北。

    耿飚是正儿八经的将军，可是，后来耿飚却奉命“改行”，去当外交官了。耿飚先后担任了中国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中，耿飚被打入“牛棚”。

    当中共九大即将召开时，外交部的中共党员们选耿飚为九大代表，可是外交部却有人借口耿飚尚在“牛棚”，还在接受“审查”，把耿飚的名字从代表名单中划掉。此事被周恩来获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把耿飚列入中共九大代表名单。这下，耿飚也就结束了“牛棚”生活。

    于是，在1969年5月，耿飚被任命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国休养。病愈后，经周恩来提议，任命耿飚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耿飚为人正直，上任不久便得罪了江青。

    本来，江青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一桩小事，使她领教了耿飚的脾气：

    江青此人，颇爱摄影，又爱出风头。她想在《人民画报》上开一个她的摄影专栏，不断发表“峻岭同志”的摄影作品。“峻岭”，也就是江青的笔名。

    《人民画报》是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的杂志，属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又属外文局领导，而外文局则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辖。由于江青的地位特殊，《人民画报》打了报告向外文出版社请示，外文出版社把报告转到外文局，外文局上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到了耿飚手中。耿飚认为，《人民画报》无此先例，江青企图凭借她特殊的政治地位破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