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飞快地传进江青的耳朵。江青为此大大地生了耿飚的气，以致有一回在春节团拜会上，江青逐一与参加团拜的领导人握手，等见到耿飚时却一扭头！站在耿飚旁边的李先念发觉了这一“细节”，问起耿飚来，方知为了《人民画报》的事，江青对耿飚竟一直耿耿于怀……

    当然，《人民画报》的事，只是小事一桩罢了。在江青看来，耿飚和外交界的姬鹏飞、黄镇一样，都是“周恩来的人马”。所以，江青对他们很恼恨。

    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叶剑英急调耿飚这位有着多年“文官”经历的武将。

    耿飚后来在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中这么写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10月6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

    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