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前沿

　　从企业管理前沿的角度看，帮助变动公司管理层既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坏影响。2003年夏天，我参加了英国ITV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这造成我被媒体高度关注，当然也带来了我不愿意接受的公众注意。我们在富达，参与其他公司的管理层或战略变动的目的始终是提高我们投资的未来价值。具体解释这一点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普遍提高整个欧洲企业的标准；其二是出于特定原因干预单独一家公司的事务。

　　我们做的企业管理前沿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私下直接与公司接触进行的，而不是公开的。ITV电视台那种事件在我们的操作历史上非常少见，因为我们要更换一家公司董事长的计划由于有人泄露给媒体而被提前公开了（当然不是我们指使的）。同样少见的是我们的行动最终都指向了富达的某个人，于是ITV电视台这样形容我们：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我们都联合其他大股东施压于公司管理层，要求更换人员。一般我们着重投资于那些运作低于一般市场水平，而我们可以影响其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公司，这样我们就可以再以高价卖出股票。但是当基金规模变大时，这种措施自然更难得到有效实施。在我们“干预”管理的公司里，我的基金经常是最大的单只富达控股。2005年富达总共“干预”了80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公司，但这些很少被媒体报道，没有引起任何公众注意，因为我们倾向于在幕后默默操作。

　　随着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基金经理操作手法的灵活性和自由空间大大降低了。考虑到我手上持股的平均规模（现在一般最小持股是1 500万英镑），我现在很难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组合转变。无论如何，激进地改变投资组合从来不是我的风格，也不适用于管理大规模基金。我倾向于慢慢地逐步地改变。我经常随着我对某一个股的信心增加或减少而对其持有数量做一些小的变动。我对其信心的改变可能是因为一次公司会议、一条消息、我们分析师的意见或者是一些技术分析结果所致。正常情况下，我对个股的首次持有量都是25个基本点（基金总资产的0.25%），然后我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股票的流动性适量增加持有量。

　　其他时候，我会基于更广泛的投资因素对投资组合做出变动决定，例如增加那些可能从增加的公共消费支出中获利的公司的持股数量，而不是更受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公司（正如我在2003年下半年的做法）。这种变动在我有多余的时间或资金时会去做。但是无论是增持还是减持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所以除非是市场上存在或需要大份额的股票，否则我投资的念头就比我需要的还多。我知道我无法实现我所有的投资想法：有时候甚至没有可买进的股票；有时候是价格攀升太快，以至于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以合适的价格买入我想要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