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星期平淡无奇。我们的办公室里人流不息，各式各样的战略师、经济学家、分析师被人带来，向我们推销各自的服务。我们听了他们的介绍，有的挺有意思，甚至十分诱人。但关键是，他们所冒的风险并不像我们这样。他们总是口若悬河，因为若是说错了，随时可以改正。我们可没这种福气。你总不能把业绩报表上的数字涂改了事。对我们来说，最聪明的办法便是和那些本身也是职业投资家的人交流，当然这些人得记录良好，同时又多年深得我们信任。他们可能不会告诉我们他们业务的全部真相，但至少他们和我们玩着同样的游戏，冒着同样的风险。

　　成为一名投资家，替别人掌管金钱，这对于许多对自己的智力充满自信的男男女女很有诱惑力。投资家典型的素质包括：求知欲、好赌的天性，以及凭借不完整的事实做出艰难决策的能力。在成功投资家的排行榜上没有哈姆雷特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表现不是以任何人性化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是完全反映在硬性的量化标准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知为何，对冲基金投资尤其吸引着一些持有清晰世界观的巴洛克式人物。下面就是一些我曾交往的投资家。

　　“做一只猪需要勇气”以及“完整的公猪”

　　蒂姆

　　今天蒂姆来吃午饭。我们深感荣幸，他是对冲基金业中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蒂姆大约55岁，清瘦、英俊、深色头发。他说话带着不明显的英国口音，显得沉着冷静，举止文雅而迷人。蒂姆在肯尼亚的一个咖啡种植园长大，现在还是那里的主人。他的教养和学问都很好。虽然他现在不再公布业绩，但我们知道他做得很出色。蒂姆的投资组合如此集中，又使用了如此高的杠杆，这使得他的业绩波动巨大。但这又何妨？如果你是一名长期投资者，你会更乐意接受一个高波动的25％五年复合回报率，而不是稳稳当当的10％，但前提是你得经得住起起落落，并且在坏年景里避免焦躁。

　　蒂姆在伦敦郊区一个树木葱茏的小镇上拥有一间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面满是古董家具、精美的东方地毯和瓷器。他只有一个秘书。我猜他管理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可能有一半是他自己的。在他美丽的18世纪齐本德尔式写字桌上放着一只小牌子，上面刻着“Totis porcis”—意思是“完整的公猪”。还有一只小小的瓷猪，写着“做一只猪需要勇气”。我猜正是在上面刻字的人—斯坦•德鲁肯米勒—送了他这只小猪。为得到真正的巨额长期回报，你必须做一只猪。猪绝不会把吃进嘴里的食吐出来，你也得守住能赚钱的投资，不要急着跑掉，直到真正赚足为止。

　　蒂姆是个全球宏观投资者。他研究世界形势，寻找投资机会。他关注的是资产类别、国家和主要股票大类。2003年6月的一天，他来到我们办公室，那时他持有的多头包括日本银行、俄罗斯股票、国库券、欧元和韩国股票，同时在美元上持有巨大的空头。他做空的还有欧洲和美国的食品饮料等主要消费品股票。在他信心不足时，他会减少杠杆和下注的规模，他把这称做“靠岸”。

　　蒂姆的风格与惯常做法完全相反，他大幅使用杠杆，投资高度集中，而且不拘一格。要像他那样使用杠杆，必须具备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大的自信。杠杆意味着波动性，也意味着犯错误的余地小得多。比方说，像蒂姆这样的人给自己的基金用四倍的杠杆易如反掌，但这也意味着，如果他的投资组合损失了10％，他的资本实际就要损失50％。要知道，一旦你的损失超过20％就很难再恢复元气，因为此后你只能靠少得多的资金翻本。假设蒂姆头一年亏了10％，也就是实际损失50％，第二年又赚了10％，那么两年加起来仍旧损失25％。在同样情况下，未加杠杆的基金总共的损失则只有1％。更不用说每次你的基金跌幅超过20％时，你几乎总是会晕头转向，失去思考的能力。

　　蒂姆觉得，正是来自客户的压力害苦了对冲基金。迫于这种压力，基金不得不时常思考如何避免自己的净值在每个月底呈现缩水。结果是，人们开始设定止损线，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机制，由这些机制自动地替他们做出投资决策。这类决策多数都是坏决策，让人变得随波逐流。结果，这些人成了一些要素驱动的短线投资者。蒂姆认为，这就给那些勇于使用杠杆、乐于接受风险，并且在头脑中存有长期观念的投资者创造了机会。“要接受风险，要专注。”他说道，“多样化是业绩的敌人。”

　　蒂姆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谈道：“管理投资组合是一种个人行为。对我来说，找合伙人是行不通的。因为最终，在无眠的深夜里做出买卖决策的只是一个脑瓜而已。”团队就意味着妥协，它所做出的决策一定赶不上某个孤注一掷的个人。他说道，他自己也经常做出错误的决策，但至少决策的机制是正确的。

　　你要是想投资在蒂姆的基金里，必须得完全信任这个人，还得学会对他造成的巨大波动安之若素。2002年?的基金跌去了20％，在2003年又涨了超过100％。2004年的某个时候，他增长了18％，最后这一年以增长40％收尾。我猜想一定有几位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支持着蒂姆，他甚至不屑于接听有投资意向的组合基金的电话。他每年写两封信，每次一张纸，说明他的想法。一张纸，真的就是一张纸！他每周在一个加密网站上公布一次他的资金净值，这样他的投资者们就能知道他的表现如何—若是他们有此雅兴。

　　除了少数几个人，任何策略师和分析师都别想找到蒂姆。但他乐意和其他基金经理或是企业老板交流。我猜他也不怎么读华尔街的那些研究报告，但他确实会留意相关的图表。当我问起他是怎么获得那些投资主意的，他先是呆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他说，他的诀窍就是依赖长时间积累起来的知识基础。然后，当某些事件或片言只语的新消息出现时，他的思维程序马上会被触发，突然之间就发现了某个投资机遇。这种事不能强求。你必须得耐心等待灵感的到来，如果它不来，“就靠岸”。

　　蒂姆通常持有10个仓位，他认为，获得卓越业绩的正确方法是在你真正有把握的地方下大注。然后就把大量精力投到上面，密切关注这些投资。最近，他告诉我他有3个仓位：他在做空美元，仓位的规模是他总资产的3倍；他有超过总资产一倍的仓位在日本，一半在银行，一半在日本Topic指数；此外，他还有相当于资产两倍的仓位在两年期美国国库券上。有时他还会持有某些国外资产，好比现在他就拥有一家朝鲜银行的股份和一家圣彼得堡的商业房地产公司的分红。那家朝鲜银行的股份是以账面值1/3的价格出售的，而那家房地产公司的收益率是15％。

　　他不停旅行。他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他的工作方式更像是个秘密代理人。比如说，蒂姆持有俄罗斯和日本银行的重仓。他并不满足于常规的商务会议，也不满足于只和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官员见面聊聊。事实上，去年他在西伯利亚泡了一星期，参观俄罗斯的石油企业，累得筋疲力尽。他这么做是因为俄罗斯经济的一切都与石油关系密切。至于日本银行，他则使用了一系列非常规的资源，我知道他与两家银行的高管签有长期合同，一年他要去东京四五次。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蒂姆认为投资管理是一种独立、孤单、恼人的工作，而密切的人际关系只能让你分神。你的关注点必须完全放在投资组合上，对世界和市场保持机警，随时伺机而动。你的目标是业绩，而不是建立一家长盛不衰的公司或是培养出优秀的年轻宏观分析师。在我认识的其他对冲基金经理中，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希望创建起一个能够传承、能够在自己离去之后长久生存的公司。这一点经常困扰着他们，成为他们的滑铁卢。

　　蒂姆一定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但他丝毫也不招摇。他在伦敦有一处住宅，在肯尼亚有一片咖啡种植园。这就让人想不通：为何蒂姆还要以如此极端和紧张的方式来管理金钱？为何他还要疲惫不堪地奔波在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之间？那些地方并不是什么洞天福地。他没有合伙人来分担焦虑，而他业绩的波动又是如此之大—即使是对于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物，这样的波动也一定是让人伤神的。时不时地就听到风传，说蒂姆正面临大额保证金追加，马上就要顶不住了。当然，传言一直没有成为现实。

　　我唯一能想到的答案就是他热爱高风险的投资，而且我知道，他认定这是管理金钱的正确方式。他一定也喜欢旅行。这个安静、清苦、绅士的男人一定是享受着投机成功的刺激与兴奋，也能够顶得住风雨。如果你是一名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你更喜欢在5年后得到什么呢？有风险的20％~25％复合增长还是稳稳当当的10％~12％？

　　胡子先知

　　文斯

　　我有个老相识叫文斯，下面这篇小文写于去年夏天一次和他吃晚饭之后。

　　初识文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会儿他是当时最大的对冲基金的首席交易员。如今的他已经退休，经营着自己的对冲基金。他对市场的感觉十分老到，我从未把他仅仅看做一名交易员。事实上，他更善于高瞻远瞩、把握大局，而不是在蝇头小利上蝇营狗苟。没有人是完美的，但他的确拥有若干完美的长线投资。我还可以举出一些经常向文斯讨教的投资巨人的名字。1973年他盯牢了“漂亮50”；1980年他谈论着石油泡沫破裂、利率高峰，并认为罗纳德•里根会带来通货紧缩。他也犯过一些大错误，尤其是在日本。在投资科技股上他则比别人起步都早。他不是那种能轻易改变想法的人。如今，文斯经营着自己的小型对冲基金，钱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剩下的来自一些对他充满信心的好友。

　　有些人觉得文斯是疯子，或许他是有一点疯狂。

　　有人叫他“胡子先知”，我相信这是因为他总能预见出一些似乎超乎情理的未来趋势和别人意想不到的金融和社会事件。他大量阅读历史作品，是保罗•约翰逊及其“意外结果”论的追随者。当美国国库券的利率还是15％时，文斯说它至少会下滑到5％。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股票以9倍市盈率销售时，他说市盈率会达到25倍。在那时，我认同他所说的大方向，但觉得他太夸大其词了。

　　文斯说话很快而且热情洋溢，笑起来很大声。我说不清该把他看成技术人士、历史学家，还是神秘主义者。他是希腊人，一个流亡移民，同时沾染了地道的纽约习气。他从未上过学，时常以故意显示没教养为乐。一次，他走进一家豪华酒店的鸡尾酒会，大声对钢琴师说：“弹几首毕加索，伙计。”钢琴师愕然地看着他，他又说：“算了，那就弹几首伦勃朗吧。”他胡须浓密，却对吻颊礼坚持不辍，和他见面或道别总要受一场针扎的考验。如今他不住在纽约，但今天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事要跟我谈。然后他开车来了，我们一起去吃晚饭，选的是一家光线幽暗、价钱昂贵的法国餐馆，连侍者都个个带着敏感而高贵的表情。

　　文斯认为自己在社会和金融变革方面可称先知。他相信，从长远来看，价格和社会价值将围绕着一个核心价值回归平均值，但人类天生容易被感性因素所左右，因此倾向于打破常规，从而引起巨大的动荡。在一个由电视和互联网搭建起来的沟通无障碍的世界中，人们的非理智因素更容易相互感染并被迅速放大。20世纪90年代的异常行为到现在才开始真正显露出结果，其副作用将导致社会和金融行业的变革，从而破坏一大批人的纸上财富，引起社会形态的变化。文斯的宗教情结浓厚，开始跟我引述起了《传道书》：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厄运降临的时刻。”文斯说，双眼在浓密的眉毛下闪出幽邃的光，“哭泣之时、失落之时正在到来。华尔街和企业界的严重腐败和贪婪在资本主义的金井里投进了毒药。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是邪恶的制度，只能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们知道在过去20年里，CEO的薪水从普通工人的43倍涨到了平均531倍。谁知这是不是真的，但人们相信它是真的。”

　　文斯把烟喷到我脸上（是的，他还在抽红盒万宝路）：“如今，投资者们都清楚会计师也会腐败，而身为美国资本主义偶像的那些公司所报告的盈利完全被它们的英雄CEO们操纵着，这样他们才能执行他们的股票期权。就连一些最优秀的公司也在作假、雇用会说谎的会计师。经纪人成了替罪羊，被扔向狼群。至于华尔街，投资者们以前就知道它是个大赌场，但至少过去把它看成公平的赌场。如今，大家开始明白这里充满害人的骗局和陷阱。一两年之内人们是不会忘掉这些伤口的，这些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长久存在，难以平复。”

　　“是啊，”我说道，“不过你说的这些在电视上和报纸头版上已经被报道得太多了。这就是股市连跌了3年的原因啊。这不是什么新闻了。”

　　文斯发出他典型的大笑。“没错，”他说，“可副作用还只是刚刚出现而已。在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期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7％，股票共同基金的投资者收益却只有每年6％，原因就在于他们总是在股价处于顶峰附近买入热门的股票。如今，很多股票共同基金已经从它们的最高位跌去了50％，技术股共同基金更是跌掉了70％。《纽约时报》的格雷钦•莫金森发起了一场对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和基金总监的讨伐战。这还只是个开头，集体诉讼律师们会继续寻根究底，直到挖出更多的黑幕。他们会拿到大钱，然后赎回风潮就该开始了—现在连开始都还不算，要重新建立信任至少还得一代人。别忘了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共同基金的资产从最高点跌掉了50％，日本共同基金在1990年到2000年间损失了资产的90％。漫无尽头的大熊市只是刚刚揭幕。

　　“养老基金也要遇到大灾难。那些老老实实交了一辈子钱的人会陷入绝境：这些养老基金已经成为定时炸弹。这就是泡沫的后遗症。对银行家和经纪人的官司打也打不完，他们有的人会被迫吐出大笔的钱，他们手里的股票会被折价出售，直到他们变成穷光蛋。”

　　我打了一个颤，想起我的摩根士丹利股票。“我能理解，”我说，尽量让语调显得平静些，“但只有股市再跌很多才可能出现你说的这些情况。股价一崩，什么坏事都跟着来了，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过，沃伦•巴菲特不是说过吗：和美国打赌永远别想赢。”

　　“巴菲特已经是个老‘托儿’了。”文斯答道，“股票还会跌好多的，它们现在还是太贵了。美国经济发展会有很多年都快不上去：债务过高，储蓄过低，退休计划不合理。下一个爆发大灾难的将是住宅房地产市场。人们在借短期债务做长期投资，靠浮动利率按揭重复融资。当短期利率上升时，债务负担将会飞涨，房屋的价格会下跌，这样消费者不仅资产减值，可支配的收入也会降低，真是雪上加霜。这就叫‘文明衰落’，是大衰退和美利坚帝国崩溃的前兆。”

　　“还有一个泡沫也快破灭了。在联邦房屋贷款公司的支持下，现在的房价每年涨7％到8％。从公园大街到贝佛利山，从南安普顿到阿斯彭，那些豪宅都会跌价的。在历史上的每次金融泡沫破灭之后，纸上财富都会大量蒸发。它们来自于空气，也注定像风中的雾气那样迅速消散。去年，东京高档公寓的价格已经从120万美元均价落到了25万美元。还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吗？艺术品的价格跌掉了80％，连东方地毯也变得特别便宜。这些后续效应总是相似的。这次又凭什么会不同呢？这些副作用发作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是好几年，尤其是当央行大幅削减利率使得流动性泛滥成灾的时候。这些事情没法避免，顶多只能被延缓。3年之内，美国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之中，标准普尔500指数会跌到500点，美国会发生革命，那将是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法西斯革命。”

　　“文斯，你又钻牛角尖了。”我笑着，“你已经预测了9次大熊市，实际只发生了3次。世间不一定总有那么多神示。美国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史以来最灵活、最具适应性的，当局还拥有许多财政和货币武器，不会傻傻地坐视美国经济崩溃。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那种大衰退不仅是泡沫破裂造成的，它们的根源都在于重大的政策失误。就算联邦政府再次犯错，我想最坏也就是造成经济停滞，不至于是大衰退。”

　　“太晚了！我还没说恐怖主义造成的经济影响呢。还有天花、核爆炸、商场里的自杀性炸弹……”

　　“我可以想象。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在纽约银行的保险箱里存了5万美元金币。不过我现在正在考虑这事。大型恐怖袭击可能会破坏纽约银行的地窖，这样说不定我连金子也拿不出来了。还有，这些大银行简直就是些娼妓。另外，到时候乱成一团，就算我能进地窖，也说不定金子会被人抢了。所以说，最好的对冲就是一把来复枪、一些罐头，还有一个在新西兰的家。”

　　最近我又见过文斯一次，他的观点没怎么大改。他承认他预测的时间太早了，但那一切是必然发生的。我为什么要听文斯说这类话呢？首先，因为我们必须对最坏的状况保持警觉。我们至少需要脑子里留着这根弦，这样一旦灾难真的发生，我们能有所准备，有所行动。一次文斯跟我说：“你们这些天真的美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你们什么事都没经历过。我们这些欧洲流亡者的孩子则比较清醒，我们知道世界上总会有预料之外的灾难发生。”另外，他在一些大事上预测得非常准，而且话语中有不少真理。20世纪30年代的大劫难再度发生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有时，我也会考虑弄一点金子存着，但转眼就忘到了脑后。黄金是一种收益为负的投资，没有什么明显的投资价值。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恐惧—对通胀、战争和纸币贬值的恐惧。

　　对我来说，文斯的话不过是些背景音乐。自从我成为投资者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诉自己可能会遇到一些不确定的祸患，比如战争、瘟疫、金融衰退。还有一些微乎其微的发生大难的可能性，就好像9•11和禽流感，但不能以此为基础来管理金钱。

　　朱利安的伙计

　　那是2003年夏天的一天，我和家人坐着朱利安•罗伯逊的飞机去太阳谷玩。

　　朱利安是我的好友，多年来他运营着史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老虎基金。如今他替自己管钱，同时也培养对冲基金新秀。换句话说，他把钱投给他所了解的年轻聪明的基金运营者，一般每笔1 000万到2 000万美元，并且让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落脚。他从他们的基金管理费中提取20％，作为向他们提供办公场所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费用。他还努力创造出良好的氛围，好让这些小老虎们相互激发灵感，而这正是朱利安所擅长的，因为他是这么一个又开明又和善的人。

　　在朱利安的飞机上还有他新提携的一个小伙子，那家伙30岁出头，自信、外向，很有魅力。他在哈佛上的本科，又进了哈佛商学院。此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就与对冲基金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妻子还是另一家对冲基金的兼职交易员）。一开始他在另一家基金工作，那家基金是原来从老虎基金出去的一个人开办的。再后来，在朱利安的帮助下，他自己也发起了一家基金。在2000年到2002年的熊市期间他取得了增长，如今，据朱利安说，大家都忙不迭地把钱托付给他。

　　这家伙经营的是一家多空头市场中立基金，规模大约在5亿美元。市场中立是指根据波动性调整长短仓位，把自己的市场风险暴露保持在极低水平。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波动调整后做资产80％的多头和60％的空头，这样他们的净敞口就只有资本的20％。他手下用着7名分析师，这些人死死瞄住了一些中小型公司，把它们了解得清清楚楚。他们做空那些他们认为有浮夸或是在耍手段骗人的公司，然后做多那些他们认为价格合理或是拥有实在商业计划的公司。他告诉我说，现在他们做空了70只股票，做多了30只。他所说的那些公司的名字我多半都没听说过。但是，今年他们业绩不行，已经跌掉了几个百分点。

　　他非常健谈，也不避讳什么。他接着告诉我，2003年第二季度当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0％时，他手上有35％的净多头。那一个季度，他的多头上涨了11.5％，空头上涨了24％，最后他赚了2％。如果他们做空的公司那么差，为何还会上涨那么多呢？他说，并不是因为他的分析师失误，而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挑选公司做多或做空，大家彼此碍事，当很多人都需要对空头做出平仓时更是如此。分析师只能分析企业的基本面，却无法判断这种市场行情。他还说，这么多分析师已经让他有些应付不过来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分析师管理员，而不是负责选股的投?者，他觉得后者才是他想做也最擅长做的。和他谈话真是有意思。

　　沙里淘金

　　塔勒波

　　今天，我爬到了3 200英尺高的巴尔德山上，在爱达荷州静谧的空气里思考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你想远离人群和深入思考时，最好去山里。其实，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也很难不好好思考。

　　或许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克服的最大问题就是持续不断的小道消息和权威意见。小道消息无处不在，多半是空穴来风，对投资决策起不到什么帮助。权威意见则来自那些有地位、有分量的人物，这类人物不在少数。投资者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对这些海量的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出真谛。真谛能带给人智慧，而智慧又会变成业绩—人们唯一关心的东西。如果你口才流利，外表聪明，或许会是一种不错的公关资本，但说实话，我们的投资者才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口齿清楚，他们在乎的是数字。筛选信息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里，你能获取的信息和观点都成倍数增长。

　　小道消息和权威意见都有损于你的投资健康，它们的传播量极大，很多时候别人向你散播这些信息也是好意。作为一名投资者，我每天都得应付它们。有个叫纳西穆•尼古拉斯•塔勒波的，写了本《成事在天》，谈到了许多关于小道消息和权威意见的观点。塔勒波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聪明人听到真谛，而傻子只听到噪音。希腊诗人斐洛斯特拉图斯说：“上帝感知未来，常人感知现在，智者感知近前。”一个更近代的希腊诗人C•P•卡瓦菲斯则写道： 在深思中，传来万物隐秘的声音，他们凝神倾听，街上的人们却一无所闻。

　　我只见过塔勒波一次，是在麦迪逊大道。《成事在天》的作者介绍里说，塔勒波是Empirica资本公司的创始人，那是一家“危机狩猎对冲基金公司”，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成事在天》是一部严肃、充满智慧的作品，值得认真研读。书里有些部分显得有点居高临下，仿佛作者独得了投资圣杯之秘，那种睥睨世界的口气可能会让人不快。但不管怎样，里面的不少观点是出色的。比如，他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噪音和真谛的区别。

　　假设有一个出色的投资者，可以挣到高于国库券15个百分点的回报，每年的波动率是10％。标准方差分析证明，在100个样本中，大约有68个样本的最终回报率会落在+25％和+5％的区间，而95个样本会落在+35％和-5％的区间。实际上，在每一年中，这名投资者都有93％的可能性获得高于国库券的回报。然而，随着时间跨度的缩短，这种可能性大大降低，如同下面显示的：

　　挣钱的可能性

　　    时间跨度    可能性（％）

　　    1年    93.00

　　    1个季度    77.00

　　    1个月    67.00

　　    1天    54.00

　　    1小时    51.30

　　    1分钟    50.17

　　这是一个标准的蒙特卡罗模拟。不过，塔勒波最出色的观点还不在此，他的另一个观点更重要，那就是：绝大多数投资者在失败时体会的痛苦都比在挣钱时体会的幸福多。折磨总是大于享受。我不知为何会这样，但它千真万确，也许是因为投资这行充满不安全感。

　　但是，当投资者对于自己每天甚至每分每秒的业绩念念不忘时，就像上面数据显示的，痛苦的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被拉长，而快乐的时间就变得更少了。再考虑到痛苦感总是比快乐感要强，投资者的心情可想而知。问题在于（数据中还没表现出这点），痛苦总是会带来焦虑，而焦虑又进一步造成投资者做出坏的决策。也就是说，时刻不停地监视自己的投资业绩既不利于你的心理健康，也不利于你的投资结果。以后，当那些供货商再卖力地向你推销实时组合管理系统时，你要在心里记得这一点。有的对冲基金公司在办公室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基金每分钟的损益情况，想想那些人每天还能干些什么吧。塔勒波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们如果每个月甚至每年才看一次业绩报告，他们的表现会好得多（也会感觉快乐得多）。（说实话，我觉得这稍微有失偏颇。不妨每天了解一下自己的业绩，但不要让自己的情绪被左右。）

　　多数投资者都认为他们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他们总是会掉进随机性的陷阱中，并且饱受短期业绩波动带来的精神折磨。塔勒波说：“每次当我看到有投资者在手机或掌上电脑上查看实时股价、跟踪自己投资组合的变动时，我只有笑笑。”也就是说，塔勒波建议关掉彭博终端。当一名投资者把目光放在短时的涨跌上，他所关注的实际上是他投资的波动，而非实际收益。人天生容易被感情所左右，但作为投资者，我们需要克服感性的因素。塔勒波也明白这并不容易。

　　塔勒波说，他的做法是有时把自己和信息源隔离开来。“我更愿意读读诗。”他说，“我知道我需要坐在没有信息终端的公园长椅上或咖啡馆里展开思考，有时必须得强迫自己这样做。”他坚持认为，每周从头到尾认真读一次《经济学人》要比每天早晨读《华尔街日报》好，每周一次的频率更合适，《经济学人》带来的心智上的满足感也大大高于报纸。他在书中写道：“我这辈子唯一的优点就是，我清楚自己的某些弱点，最主要的是我无法以清醒的头脑去看待自己的业绩。”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也想坐在公园长椅上冥思苦想，最好是事先已经读过或听过点什么?西。

　　明星投资者是如何炼成的？

　　杰克

　　几天前，我和一位真正的对冲基金界的不落巨星—杰克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他在过去20年中的业绩堪称经典。当然了，有时他也会犯点错误。如今他的基金规模在50亿美元左右，他所做的基本是宏观对冲。他大概拥有七八种资产类别（例如生物科技、亚洲、垃圾债券、欧洲、新兴市场，等等）。他的投资经理们各自负责不同的领域，每人管理的金钱在1亿~4亿美元，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杰克对这些领域的看法。杰克靠在这些资产类别间进行配置来创造业绩，而他的手下人做得比各自行业的平均指数更加出色，从而达到锦上添花。有时杰克还会买入或卖出指数来对冲自己团队的业绩。如果手下人表现不佳，肯定会被炒鱿鱼。杰克严厉是出了名的，但也非常公平和慷慨。

　　仔细算算，这个世界上真正堪称投资巨星的人物屈指可数，可以称做“优秀投资者”的人有一些，此外还有大量的“赶路者”。像我刚刚提到的杰克一类的投资巨星手中总是握有巨资，通常都管理着自己的对冲基金。所谓的优秀投资者则可能数年保持好业绩，在扣除管理费之后仍能给客户带来高于指数若干百分点的回报，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说“赶路者”，他们有可能一段时间表现好些，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一直跑赢指数。那些表现永远糟糕的家伙我就不提了。

　　这并不是说“赶路者”是些笨蛋或坏人，事实上，这些家伙大多数都很聪明，头脑清楚，而且往往魅力四射，穿着得体，满口投资术语。你不用为他们感到遗憾。这个行业的一大讽刺就是：那些与基准指数表现差不多或略好一点的职业投资人与世界上从事任何行业的人士比起来，得到的收入都是相当丰厚的。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投资管理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行业，而那些能够在扣除费率的基础上为投资者带来与指数相同回报的“赶路者”，对公司还是挺有价值的。对冲基金经理们能够拿到的报酬更多，但报酬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业绩。他们其实和职业运动员非常相似。

　　至于巨星们，人们对他们的智慧看法不一。“优秀投资者”和大多数“赶路者”接受过同样良好的教育，同样专注认真，那么是什么使他们的业绩拉开了差距？是天赋？奇迹？还是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好像是沃伦•巴菲特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把投资巨星比做一场全美扔硬币比赛的决赛选手。大意是这样。

　　假设有一个“全美扔硬币锦标赛”，每名选手要在报名参赛时交上10美元，凑成奖金发给最后入围的8名获胜者。想一想吧，如果有2亿人参赛，奖金就是20亿美元。每星期会有一场比赛，好让人们实现梦想。6个月过后，将有32名常胜将军脱颖而出，他们中的每个人差不多都已连续扔对硬币25次。想想媒体能煽起多大热潮吧！

　　到这时候，事态开始变得疯狂。有人成了杂志上大肆报道的草根英雄；有人跑到电视脱口秀上大谈扔硬币技巧，讲解自己如何让硬币在半空中获得神力，又是如何在它落地前用意念施法，每辑节目要向电视台收费5万美元；另一些人开始争先恐后出书，书名诸如《扔硬币扔成百万富翁》、《上帝为何让我赢》之类。这时，愤怒的大学教授们拍案而起，在《华尔街日报》上大谈“有效市场”、“扔硬币原理”、“零和游戏”等理论，力图证明大赛的结果只是出于随机。当然，32名常胜将军会挺身反击，质问他们：“如果没有人能做到，为何我们32个人做到了？”在第16轮比赛开始前的数周内，入围选手们对异性的吸引力显著提高，有些人还成了阿斯彭滑雪屋和佛罗里达房地产的推销对象。

　　如果我没记错，这是在把投资巨星比做全美扔硬币比赛的最后入围者。换句话说，在一个单场淘汰制的扔硬币大赛中，一定会有赢家。他们并非多聪明、多有天才，而只是在一系列随机的游戏中持续保持了运气。同样的现象也适用于投资世界。当所有的选手都如此相似而成绩却不同时，还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巨星们并不拥有更伟大的助手、更出色的联考成绩，或是任何独特的个性。“赶路者”也参加同样的会议，会晤同样的分析师，阅读同样的研究报告，而且多数人工作也同样努力。

　　我有另一条理论。巨星就像是旧日的“马语者”。随着人们逐渐驯服马匹用于骑乘，大家越来越渴望脚力快的骏马。那些强健的骏马一般都比较有野性，但总有少数人能够安抚和制服它们。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也从不解释。他们是不是在口袋里装上了某种东西？还是天赋异秉（就像有人能轻松击中棒球那样）？有的人说那是奇迹，有的人说不是邪法就是巫术。这些马语者有的发了财，如果是在中世纪，有的可能被烧死。

　　我丝毫也不认为对冲基金投资巨星与扔硬币比赛中的偶然获胜者有任何可比性，说他们像马语者也是在开玩笑，虽说股市的狂野和莫测倒真像一匹野马，但总是有人对动物特别有办法。我的真正理论是：投资明星们确实具有某种感知市场的魔力，能让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凭直觉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明星们能用真谛和智慧滋养自己的头脑，他们也能像斐洛斯特拉图斯所描绘的那样，感知“近前”就要发生的事。这就是丘吉尔1937年在他著名的文集《当代伟人》中所说的“天眼”，他曾用这个词来描写特立独行的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说他具有某种“善感知的头脑”。

　　这个把整个青春用于与贵族斗争的威尔士村庄的后代，这个看到保皇党权贵路过而怒火中烧、晚上偷这些大人们的兔子泄愤的年轻人，他具备某些无价的天赋。这种天赋恰恰是伊顿公学和贝列尔学院所不能传授的，是贵族大人的仙女教母们忘记给予的。而缺少了这种天赋，其他的天赋就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他有“天眼”。

　　他具备那种最深入、最本质的灵感，可以刺穿话语和事物的表面—就像可以隐约但有把握地看到砖墙的另一面，或是能够提前嗅出猎物。与这种素质相比，专业知识、学问、口才、社会影响、财富、名声、逻辑、勇气这一类优点都一文不值。

　　再说杰克，那天他教导我关于时间管理和如何对待权威意见的问题。他说，你不可能读遍所有的文章，也不可能和所有的人都谈上一番。原因很简单，你每天只有那么多小时，时间不够用。至于说权威意见，你在研究它们时也得有节制，注意控制自己花费的时间。平时最好把办公室门关上，把过来聊天的人拒于门外。自己的电话也不要接，让秘书替你接听、做出记录。不必强迫自己读完桌上或电脑屏幕上出现的每条垃圾。别让销售人员接近你，他们的任务就是和你谈话。在管理时间方面你必须非常理性，别让别人浪费你的时间。有时，你必须得表现得不礼貌一点，学会打断别人的话。你的投资人可不会在意高盛来的某位推销员是不是喜欢你，他们在意的只有你的业绩。

　　可想而知，杰克在打断别人的谈话方面享有盛誉（或者说是声名狼藉）。即使你费尽力气终于打通他的电话，他也只听上几分钟，毫无反应，然后说一句“谢谢”就挂断。打电话的人总会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不幸的是，一个人如果不与人为善，总是得付出代价。几年前，杰克在美景山买下了一栋大宅，与著名的海滨俱乐部相距不远。我不知道美景山在哪儿，但知道海滨俱乐部—一个身份合乎标准的人们去闲聊、吃饭、游泳和互相大眼瞪小眼的地方。不知那儿是不是沙子更细、海水更蓝、服务更出色（因为服务员都上过私立学校）。我只去过一次，那次只感觉服务员比别处傲慢。不管怎么说，杰克的太太发疯般地想成为那里的会员，不光是为她自己，也是为孩子们—为了让他们在海滩上堆沙子时只和门当户对的小朋友在一块。

　　于是，杰克请求他的一位投资人推荐自己做会员。海滨俱乐部接受会员十分挑剔。一个审查委员会要暗中对你进行调查，申请人的名字还会被发给每名会员提意见。只要你在餐桌上举止得体、孩子们都上私立学校，并且愿意花上一大笔入会费，成为会员也并不很难。不过，万一什么有势力的会员因为什么原因不喜欢你，你的名字就会被打入候补名单，让你候补上很多年，直到你自己回过味来，主动撤回申请。在杰克的案例里，不幸的是，审查委员会主席是一家老牌投资公司的销售经理，他和杰克的关系一直很僵。没错，这家公司已经好多年没推出什么有新意的东西了，销售员们能谈的也只有高尔夫和棒球。但这并不会影响这位销售经理的自我感觉，他是合伙人，妻子又继承了大笔遗产，因此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而杰克的态度惹恼了他。

　　问题在于杰克得罪的还不止他一人。一个在摩根士丹利做承销经理的家伙认为杰克根本不可理喻，还有一个开投资顾问公司的说他傲慢之极。他的客户曾经被杰克抢走过，所以多半是出于妒忌。长话短说吧，推荐人回来告诉杰克俱乐部没有空缺。过了几年后，杰克又一次请他推荐，那人又例行公事一回，这次的答复仍旧不含糊：没门。现在没有，以后也没有。

　　其实杰克并不那么在乎入不入会。他财大气粗，东海岸的每家高尔夫俱乐部都把他奉若上宾，但他太太憋了一肚子气，到现在还心有不甘。每天她都要开车经过海滨俱乐部，眼巴巴地看着绅士淑女们进进出出。她指责杰克，说是他接电话时的粗鲁态度严重妨碍了孩子们的社交发展。那一段时间，她让杰克的日子过得很悲惨。

　　阿尔特

　　去年冬天，有一次我在佛罗里达和一群做对冲基金的家伙打高尔夫，其中也有阿尔特，一个让我敬重的人物。阿尔特大约55岁，有钱、可爱、直爽。他管理着一只40亿美元的多空头全球股票基金，主要的手法是宏观对冲。他是个说话轻声、心思缜密、自律极严的人。作为投资者，他极度重视分析，对于每一个决定都要前思后想，把一件事所有的影响和后果考虑周全。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和气、公平的好老板，很少对人发火。事实上，他实在太谨小慎微，让人没法想象他会发怒或对人高声。

　　我对阿尔特的敬畏是因为他开张头一年就惨遭败绩，而竟然幸存了下来。那大约是12年前吧，他开办了自己的基金。那时他的钱不多，是冒着巨大的职业和家庭风险下的决心。他筹到了5 000万美元，在那时不是个小数。可刚一出道，头一年就损失了25％。他预测错了市场大势，在小的方面也不很顺。一半投资人跑掉了，每个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再翻身。但他咬牙坚持下来，第二年猛赚82％。接下来的10年他带给投资者的复合净回报率是20％，他的基金规模增长到了25亿美元。

　　然后，在2001年他有所下滑，2002年又损?了15％，这回又有一半的资金撤出了。你能想象吗？在这么多年的好年景之后，仅仅两年失手就吓跑了一半资金—更何况考虑到当时的市场大环境，他的损失也不算太惨重。阿尔特卧薪尝胆，在2003年和2004年大获全胜。不用说，逃散的投资人又涌了回来。

　　阿尔特在高尔夫上很下工夫，但他开始打球太晚了。他属于那种非常慢、非常小心的球手，打球前总要先站在那儿试着挥杆四五次。他对待每个球都非常认真，仿佛那是奥古斯塔全美冠军赛的决胜一杆。他甚至开始细心地在电脑上统计所有场次自己的成绩，在打球时也从不因为难打而放弃任何一杆。说实话，我和他打的那次他一开始发挥得挺好。然后，我们来到第14洞，球和球洞距离不算远，但中间隔着个池塘。阿尔特出杆很差，球掉进了水里。他宣布要再拿一只球，然后咬着牙打了出去。球飞向佛罗里达湿闷的天空，然后跌落到距草地20码的池塘里，溅起一片水花。

　　阿尔特直瞪着球落进的那片水面。然后突然攥住球杆不停地往地上戳去，又用它抽打一棵大树，直到把球杆打弯了，最后他用力把坏球杆摔进池塘。他的失态让我们很窘，大家把目光转开，静静地走掉了。在下一个击球点，阿尔特追上了我们，还是什么都不说，脸色阴沉。

　　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决定去吃午饭。阿尔特说：不，谢谢。他还要回球场。在佛罗里达闷人的中午，顶着白花花的太阳，他想要去练习挥杆。吃过饭后，我信步走向球场。草地上空荡荡的，只有阿尔特在远处的那头。这时，阿尔特连打了两个球，球都没飞上天，而是很难看地贴着地皮向前滚去。不知道我在看着他的阿尔特突然陷入另一阵狂怒中，再一次咬牙切齿地在地上猛戳球杆。我赶紧躲开了。

　　我在想阿尔特中了什么邪。他的对冲基金表现很好，家庭生活看起来也风平浪静。他拥有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享受，包括Net Jets公司提供的湾流四型喷气机、一座犹他州的滑雪屋、一幢汉普顿的别墅。我想起几年前有一次，我在一个晚宴上坐在阿尔特的夫人旁边。她告诉我，在他的投资表现不佳时他经常会突然发火，还在睡梦里磨牙。阿尔特非常较真，是个完美主义者，也正是这点把他变成了如此成功的投资家，显然他现在对高尔夫也同样追求完美。

　　或许这是因为高尔夫球技就像投资业绩一样，好坏无法掩饰；又或许是因为做对冲基金的人因为工作的竞争性而变得如此自负。不管原因是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差点① 耿耿于怀。人们觉得打高尔夫有好处，认为那种冒着损失大把金钱的风险和压力的工作，与在10英尺外推杆入洞或在第18洞打出一个280码的好球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后者可能是考验投资者心态的最好方法。如果一个人能在关键一击时保持冷静、打出好球，那也就证明他具备钢铁般的意志和勇气，而且方法正确。

　　那么，你希望把自己的钱交给什么样的人来管理？是在第18洞仍然出手果断、又帅又酷的家伙，还是即便独自练球也小心翼翼的人？“压力之下的优雅”是海明威对勇气的著名定义。看起来，很多卓越的企业领袖都具备类似的素质。明星企业家们也往往是奥古斯塔、辛内寇克、柏树点② 等地的常客。对于真正入迷的人，还有苏格兰和圣安德鲁斯③ 可去，顺便还能享受一下“王室与先人”④ 的高尚晚宴。

　　高尔夫爱好者们总是坚信：和一个人打一场球比和他做几年生意更容易了解对方的性情。说实话，我觉得这是夸大其词，不过也许我没有发言权，我更爱打网球，还算不上真正的高尔夫迷。我想告诉你们的只是：很多做对冲基金的家伙真的对高尔夫很上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他们富到一定程度之后，高尔夫就成了他们生活中除家庭外的头等大事。

　　其实，当你的身家达到5亿美元之后，再赚5亿对你的生活水准和快乐程度已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当然你可以拥有更多的房子、一家更大的基金会、坐G-5旅行，但这些多余的享受只会使你的生活复杂化。大家相信纨绔出膏梁，也知道富人的脑袋最危险。确实，到了一定程度上，财富仅仅表现为账面上的数字。财富的规模是有一个平衡点的，超过这个点太多，它就变成了一种给生活带来麻烦的债务：你遭遇抢劫、妒忌或是绑架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在赚到了头一个5亿之后，能够持续提高自己幸福感的唯一方法就是把高尔夫打好（也就是减少差点）。当然了，女儿进哈佛或是儿子玩橄榄球也挺让人开心，但高兴一阵就过去了。我并不是说做对冲基金的人不热爱家庭，而是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高尔夫可能会成为与投资业绩同等重要的事。

　　要想理解这点，那些不打高尔夫的读者需要明白一件事：高尔夫是一种等级分明的运动。如果你的差点在10以上，虽然不见得会让人耻笑，但基本上你将很难与差点为10或小于10的人平起平坐。当你和他们打球时，就算仍旧可以谈笑风生，但心里却好像总是矮着半截。以此类推，差点为9的人与差点为2或3的人也泾渭分明。不幸的是，降低差点可不是容易事，对于上了岁数的球手尤其如此。你可以请最好的教练，花大把时间练球，买全世界最好的球杆，但这些可能并不能使你的球技有丝毫进步。在这方面，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很多人一过50就永远也?想进步了。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包括阿尔特）坐在一起聊这些事。有人说起山姆整个夏天把泰格•伍兹的挥杆教练包了，山姆是个对冲基金明星和平庸的高尔夫球手。

　　“估计一夏天他得用掉50万。”有人说。

　　“那又怎么样，”提起这个消息的人说，“山姆肯定很乐意花上1 000万美元让自己的差点降下来一点。”

　　我附和道，1 000万对山姆来说不算什么，他做基金时稍一失手，一下午就能亏掉这个数。我又说，测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意自己的差点，就看他愿不愿意拿基金的业绩与此做交换。我打着比方：“假设，现在魔鬼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他可以让你的差点降低5个点，但也要拿走你基金业绩的5个点做交换，你会怎么办？”

　　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挺新鲜，而且因为喝了点酒，人人都变得爱思考起来，他们竟然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也许他们并没认真，我也不知道。

　　“挺有吸引力，”阿尔特说，“但我不会答应。这对我的投资人太不公平了。”

　　“是啊，”另一个正与差点14搏斗、身家不止5亿的家伙说道，“我的投资人对我可没那么忠心，要是收益少5个点早就全跑了。”

　　“嗯，我是资本受托人，我的业绩是有史可查的，这是我的骄傲。我不想让它失色。”

　　“忘记你的有史可查吧，”一个家伙说，“你以为别人会像欣赏经典进球录像一样整天回顾你的业绩？我的孩子们长大了，老婆顾不上我，我又不想进那些闷死人的慈善董事会，就剩打球了。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他的答案很符合他的情况。他已经拥有了想要的一切，很多他所拥有的东西他甚至没时间去享受，他也不缺名声。可惜，在这一切以外，他的高尔夫球技还处于丢人的阶段，而且到他这个年龄提高的余地也不大了。他不会有什么机会被邀请去参加“钩眼扣”一类的明星会员赛，被吸纳进奥古斯塔俱乐部也希望渺茫。控制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格林尼治的邪恶对冲基金富翁身上。一个单位数的差点可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买不到的东西了。

　　一个年轻些的家伙（我听说他打得不错）摇着头。

　　“我可不干，”他说，“我会和魔鬼做相反的交易。虽说我这么爱打高尔夫，他要是能让我每年的业绩提高5个点，我宁愿一辈子不打球。”他的回答也不奇怪：他的业绩还可以，但不稳定，而且他相对来说也没那么有钱。

　　我心想，每个想投资对冲基金的人或许都该听听这番话，了解一下他们的对冲基金经理最在意的是什么。也许我是自作多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