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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和讯读书
  奥古斯丁(在彼特拉克的想像中)所提议的是一种崭新的阅读方法:既不利用书本当作思想的支柱,也不像相信贤人的权威般相信它,而是从它攫取一个观念、一句警语、一个意象,将它与从保存于记忆中的遥远文本撷采而来的观念、警语、意象互相连结,再把这一切与自己的反思扣联起来——如此便产生了一篇由读者作出的新文本。在《名人》的导言中,彼特拉克说,这本书乃是为了提供给读者作为对“零散的”和“稀有的”文本的“一种人工记忆”使用,B19而他不只是搜集了这些文本,更重要的是,还赋予它们秩序和方法。对他14世纪的读者来说,彼特拉克的主张是颇令人惊讶的,因为当时的人一般皆认为文本的权威属于自明之理;而读者的任务只是个外在的观察者;两个世纪之后,彼特拉克的个人式、有再创能力、64诠释性、核对式的阅读方式会变成整个欧洲学术界的普遍方法。彼特拉克是在他所谓的“神性真理”(divine truth)的启蒙之下偶然发掘这个方法。读者必须拥有、必须有幸具有这种“神性真理”,才能在面对书页的种种诱惑时作出他的挑取、选择和诠释。即令是作者的意图,如果只凭揣测,则对判断文本也无任何特别价值。彼特拉克表示,若想知道作者的意图,则必须借着自己对其他读物的追忆,进一步探究那些作者曾加以记忆并转化成其作品的东西。在这种给与受、拉开与缝合的动态过程中,读者不可以逾越真理的伦理界限,不管其良知(我们会说“常识”)所规定的界限为何。“阅读,”彼特拉克的诸多信件中有一封写道:“鲜能避免危险,除非神性真理之光映照读者,教导他何者该找、何者该避。”B20这道光芒(依照彼特拉克的意象)以不同的方式照耀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以不同的方式照耀在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从来不曾回到同一本书或甚至同一页,因为在这道变化的光芒中,我们改变了,书本也起了变化,我们的记忆也是明亮、暗淡、又明亮,一路变化,而我们永远无法精确知道自己所学何物、所忘何物、所记得的又是什么。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阅读活动拯救了那么多过去的声音,有时候还可以好好地将它们保存到未来,届时我们或许还会以大胆与出乎意料的方式来运用它们。

  当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位家庭教师在晚上教我德文与欧洲历史。为了改善我的德文发音,他鼓励我背诵海涅、歌德和席勒的诗。他还教我背施瓦布(Gustav Schwab)的民谣《骑士与康斯坦茨湖》(Der Ritter und der Bodensee),内容是一名骑士疾驰横越冰冻的康斯坦茨湖(Lake of Constance),然后了解自己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却因惊骇而死于彼岸。我喜欢读这些诗,但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在你没有书可读的日子,它们会陪伴你,”我的老师说。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遭到杀害的父亲生前是位著名的学者,靠背诵牢记许多经典之作。在被关于集中营期间,他就把自己当成一座图书馆,供同囚者阅读。我想像这位老者于那个脏暗、残酷、绝望的地方,应同囚者的请求,背诵维吉尔或者欧里庇得斯,把自己当作书,翻到指定的页面,将这些古文朗读给他无书的读者听。几年之后,我知道65他已经被化为不朽,成了在布雷德伯里的《华氏451度》中一群漫游的救书人之一。马里作家阿马杜•哈佩特•巴写道:“在非洲,当老人过世的时候,所有藏书要付之一炬。”B21

  在那种救赎式的重读中,一篇被阅读和记住的文本变成就像我很久以前背过的一首诗中的冰冻湖泊一般,如土地一般坚固,能够挺撑得住读者的横越,但是,同时,它的唯一存在处所是心里,其不稳定与短暂,就好像其中的字母是写于水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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