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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17
但随着冲突的日渐加剧，殖民地领袖们开始将英帝国的政策看成一个旨在摧毁美国人自由的巨大阴谋中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殖民地对英国的抵制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反对某一具体的英国法律的斗争，而转化为自由与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篇章。1774年的不可容忍法取缔了马萨诸塞的议会，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在殖民者眼中，这些法律代表了英国人“奴役殖民地”计划中的最后阶段。从那时起，那些深嵌于18世纪帝国斗争中的思想——抵制专制政府的权利和将自由视为上帝的使命的看法——开始被用来反对英国本身了。①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Chapel Hill, 1987), 340; Hyneman and Lutz,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I, 4546; Julia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 I, 141; Greenfeld, Nationalism, 41016.
① Pauline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New York, 1972), 161;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119; Nathan O. Hatch, The Sacred Cause of Liberty: Republican Thought and the Millennium in Revolutionary New England (New Haven, 1977), 5054. 独立的到来使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在北美变得毫无意义。直到1775年3月，埃德蒙•伯克还在向英国议会保证说，殖民者追求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遵循英国思想、基于英国原则的自由”。但日益深重的危机不可避免迫使北美殖民者采用更抽象的天赋人权和普遍自由之类的语言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此刻，美国社会的两种思想——把新世界看成是“完美自由”的未来圣地的新教思想与把旧世界视为堕落于腐朽和专制之中的世俗思想——得以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将有关不列颠自由的思想转换成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利，并将北美15作为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能够完全彻底地感悟并抓住美国独立所具有的这种令人震撼的前景的人，却是一个1774年才抵达北美的来自英国下层社会的移民。1776年1月，在他那本当时传阅最广的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中，托马斯•潘恩宣称道：
哦!热爱人类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旧世界到处充满了压迫。自由在全世界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已经将它驱除，欧洲也把它视为异己，英国也已经对它下了逐客令。哦!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Edmund Burke,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16 vols. London, 1803), III, 4950; Hatch, Sacred Cause of Liberty, 314; Ruth H. Bloch, Visionary Republic: Millennial Themes in American Thought, 17561800 (New York, 1985); Foner, Paine, 78.
如同潘恩后来指出的，他写作《常识》是为了帮助人们“争取自由”，但《常识》却宣示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最终将激发19世纪美国那种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帝国”的思想。因为美国，惟有美国，才不受那些压迫旧世界人民的体制——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世袭特权等——的束缚，才是普遍自由可以生根的地方。六个月后，独立宣言不仅痛斥了英国将“绝对暴政”强加于殖民地的企图，也启用了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在其中自由仅次于生命列在第二位)的思想，从而将殖民地的反抗合法化了。在独立宣言看来，“自然法和自然界中的上帝”，而不是英国宪政或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使殖民地的独立得以合法化。自由不再是一套具体的权利，也不再是某一政体或某一民族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下享有的特权，自由变成为一种普遍的、不受先决条件限制的权利。但是，这种普遍自由的理想与北美社会充满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将困扰革命时期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美国公共生活。Foner, Paine, 75; Greenfeld, Nationalism, 423.
这样，如果说美国自由的根源来自基督教自由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那么它作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却是在争取独立和创建民族国家的斗争中诞生的，用麦迪逊的话来说，这场斗争将美国定义为“为文明世界制造自由的作坊”。在这个“思想共和国”(借用卢梭的话来说)中，一个新创造的民族历史和一个假定存在的国家目的两者都以自由思想为轴线而得以产生。 杰斐逊在1775年写道：“我们的先父们背井离乡，来到这片土地上，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有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居住地”； 在驱动殖民16者到美利坚来的许多动机中，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虽然也是有局限意义的)写照。至于未来，潘恩在《常识》中那句激动人心的文字 —— “在我们手中掌握着让世界重新开始的能力” —— 则将美国革命升华为一个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事件，这个思想在当时的报刊文章和布道词中甚为流行，被人们反复传诵。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对自由的倾心和执着构成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精髓。Adrienne Koch, Power, Morals,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Ithaca, 1961), 105； Boyd, Jefferson Papers, I, 199; Foner, Paine, 78; Hans L.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1957).
在坚决果断地否定英帝国的威权统治的同时，美国革命也对北美内部存在的承袭式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在潘恩看来，美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我们用与从前不同的眼光来观察，不同的耳朵来倾听，不同的思想来思考。”在与英王以及英国世袭贵族制的原则相决裂的同时，许多美国人也抛弃了人类生而不平等的思想，并与充斥着特权、恩赐以及表现这些权贵传统的固定等级的旧社会一刀两断。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那句看上去就事论事的名言——“所有人生而平等”——实际上宣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原则，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它所包含的全部涵义。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对权威的服从——臣民服从统治者，妻子服从丈夫，子女服从父母，奴仆和学徒服从主人，奴隶服从奴隶主。不平等是殖民地社会秩序的基础所在；而革命在许多方面使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如此而来，美国自由不可避免地与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了(至少对那些处在自由公民圈子内的人是如此)：自由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机会的平等，以致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社会条件的平等。“无论何时，当我使用‘自由’或‘权利’这两个词的时候，”潘恩写道：“我希望人们懂得它们两者之间是完全等同的……如同水一样，自由总是往低处流的。”Philip S.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 New York, 1945), II, 243, 28687; Wood, Radicalism, 67, 2427, 23240; Lee, Price of Nationhood, 42.
在美国革命追求平等的气氛熏陶下，长期实行的依附关系和种种形式的不自由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今天，我们非常熟悉阿比盖尔•亚当斯对她丈夫发出的“不要忘了女士们”的呼吁以及她关于妇女与男人一样同样不应“为任何我们没有发言权或代表权的法律所控制”的评论。但约翰•亚当斯对此呼吁的回应并不太为人所知，他的回应反映出当时各种传统等级观念正在崩溃的情形：
我们被告知我们的斗争放松了所有的政府束缚，孩子和学徒变得不听使唤，学校和大学变得动荡不安，印第安人开始蔑视他们的监护人，黑奴开始不把他们的主人放在眼里。
对于约翰•亚当斯来说，这种要求平等的运动，17包括他妻子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在内，都是违背事物的自然规律的。Charles F. Adams, ed., Familiar Letters of John Adams and His Wife Abigail Adams During the Revolution (Boston, 1875), 14950, 155.
最后，革命并没有能够取消男性家长一贯享有的来自他们的妻子、子女、雇工和奴隶对他们的服从。对于自由人来说，自由的民主化是极为显著的，尤其是在向惟有产者才能参政这一传统的挑战方面。“从补鞋匠到参议员，我们都成了政治家，”一位波士顿人在1774年写道。在所有的殖民地中，竞选活动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对政府基本职能和功能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到每年一度的选举、普选权、宗教宽容甚至于废除奴隶制等内容；参加辩论的人中不光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有普通的手工业者、小农场主和劳工，而后者则正以一个具有自我意识感的阶层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由“下层社会”成员(其中也包括了仆人和学徒)组成的民兵则变成了“政治民主的学校”。民兵队伍的成员要求拥有选举所有指挥官的权利，并坚持认为，不管是否达到了规定的选举年龄或者是否拥有财产，所有的士兵都应该有选举权。由此，民兵们建立了一个将延续许久的传统，即那些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的群体可以以投身军队为由来要求获得完整的公民资格。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Chapel Hill, 1987), 340; Hyneman and Lutz,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I, 4546; Julia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 I, 141; Greenfeld, Nationalism, 41016.
① Pauline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New York, 1972), 161;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119; Nathan O. Hatch, The Sacred Cause of Liberty: Republican Thought and the Millennium in Revolutionary New England (New Haven, 1977), 5054. 独立的到来使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在北美变得毫无意义。直到1775年3月，埃德蒙•伯克还在向英国议会保证说，殖民者追求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遵循英国思想、基于英国原则的自由”。但日益深重的危机不可避免迫使北美殖民者采用更抽象的天赋人权和普遍自由之类的语言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此刻，美国社会的两种思想——把新世界看成是“完美自由”的未来圣地的新教思想与把旧世界视为堕落于腐朽和专制之中的世俗思想——得以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将有关不列颠自由的思想转换成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利，并将北美15作为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能够完全彻底地感悟并抓住美国独立所具有的这种令人震撼的前景的人，却是一个1774年才抵达北美的来自英国下层社会的移民。1776年1月，在他那本当时传阅最广的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中，托马斯•潘恩宣称道：
哦!热爱人类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旧世界到处充满了压迫。自由在全世界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已经将它驱除，欧洲也把它视为异己，英国也已经对它下了逐客令。哦!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Edmund Burke,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16 vols. London, 1803), III, 4950; Hatch, Sacred Cause of Liberty, 314; Ruth H. Bloch, Visionary Republic: Millennial Themes in American Thought, 17561800 (New York, 1985); Foner, Paine, 78.
如同潘恩后来指出的，他写作《常识》是为了帮助人们“争取自由”，但《常识》却宣示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最终将激发19世纪美国那种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帝国”的思想。因为美国，惟有美国，才不受那些压迫旧世界人民的体制——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世袭特权等——的束缚，才是普遍自由可以生根的地方。六个月后，独立宣言不仅痛斥了英国将“绝对暴政”强加于殖民地的企图，也启用了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在其中自由仅次于生命列在第二位)的思想，从而将殖民地的反抗合法化了。在独立宣言看来，“自然法和自然界中的上帝”，而不是英国宪政或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使殖民地的独立得以合法化。自由不再是一套具体的权利，也不再是某一政体或某一民族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下享有的特权，自由变成为一种普遍的、不受先决条件限制的权利。但是，这种普遍自由的理想与北美社会充满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将困扰革命时期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美国公共生活。Foner, Paine, 75; Greenfeld, Nationalism, 423.
这样，如果说美国自由的根源来自基督教自由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那么它作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却是在争取独立和创建民族国家的斗争中诞生的，用麦迪逊的话来说，这场斗争将美国定义为“为文明世界制造自由的作坊”。在这个“思想共和国”(借用卢梭的话来说)中，一个新创造的民族历史和一个假定存在的国家目的两者都以自由思想为轴线而得以产生。 杰斐逊在1775年写道：“我们的先父们背井离乡，来到这片土地上，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有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居住地”； 在驱动殖民16者到美利坚来的许多动机中，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虽然也是有局限意义的)写照。至于未来，潘恩在《常识》中那句激动人心的文字 —— “在我们手中掌握着让世界重新开始的能力” —— 则将美国革命升华为一个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事件，这个思想在当时的报刊文章和布道词中甚为流行，被人们反复传诵。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对自由的倾心和执着构成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精髓。Adrienne Koch, Power, Morals,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Ithaca, 1961), 105； Boyd, Jefferson Papers, I, 199; Foner, Paine, 78; Hans L.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1957).
在坚决果断地否定英帝国的威权统治的同时，美国革命也对北美内部存在的承袭式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在潘恩看来，美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我们用与从前不同的眼光来观察，不同的耳朵来倾听，不同的思想来思考。”在与英王以及英国世袭贵族制的原则相决裂的同时，许多美国人也抛弃了人类生而不平等的思想，并与充斥着特权、恩赐以及表现这些权贵传统的固定等级的旧社会一刀两断。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那句看上去就事论事的名言——“所有人生而平等”——实际上宣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原则，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它所包含的全部涵义。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对权威的服从——臣民服从统治者，妻子服从丈夫，子女服从父母，奴仆和学徒服从主人，奴隶服从奴隶主。不平等是殖民地社会秩序的基础所在；而革命在许多方面使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如此而来，美国自由不可避免地与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了(至少对那些处在自由公民圈子内的人是如此)：自由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机会的平等，以致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社会条件的平等。“无论何时，当我使用‘自由’或‘权利’这两个词的时候，”潘恩写道：“我希望人们懂得它们两者之间是完全等同的……如同水一样，自由总是往低处流的。”Philip S.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 New York, 1945), II, 243, 28687; Wood, Radicalism, 67, 2427, 23240; Lee, Price of Nationhood, 42.
在美国革命追求平等的气氛熏陶下，长期实行的依附关系和种种形式的不自由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今天，我们非常熟悉阿比盖尔•亚当斯对她丈夫发出的“不要忘了女士们”的呼吁以及她关于妇女与男人一样同样不应“为任何我们没有发言权或代表权的法律所控制”的评论。但约翰•亚当斯对此呼吁的回应并不太为人所知，他的回应反映出当时各种传统等级观念正在崩溃的情形：
我们被告知我们的斗争放松了所有的政府束缚，孩子和学徒变得不听使唤，学校和大学变得动荡不安，印第安人开始蔑视他们的监护人，黑奴开始不把他们的主人放在眼里。
对于约翰•亚当斯来说，这种要求平等的运动，17包括他妻子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在内，都是违背事物的自然规律的。Charles F. Adams, ed., Familiar Letters of John Adams and His Wife Abigail Adams During the Revolution (Boston, 1875), 14950, 155.
最后，革命并没有能够取消男性家长一贯享有的来自他们的妻子、子女、雇工和奴隶对他们的服从。对于自由人来说，自由的民主化是极为显著的，尤其是在向惟有产者才能参政这一传统的挑战方面。“从补鞋匠到参议员，我们都成了政治家，”一位波士顿人在1774年写道。在所有的殖民地中，竞选活动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对政府基本职能和功能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到每年一度的选举、普选权、宗教宽容甚至于废除奴隶制等内容；参加辩论的人中不光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有普通的手工业者、小农场主和劳工，而后者则正以一个具有自我意识感的阶层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由“下层社会”成员(其中也包括了仆人和学徒)组成的民兵则变成了“政治民主的学校”。民兵队伍的成员要求拥有选举所有指挥官的权利，并坚持认为，不管是否达到了规定的选举年龄或者是否拥有财产，所有的士兵都应该有选举权。由此，民兵们建立了一个将延续许久的传统，即那些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的群体可以以投身军队为由来要求获得完整的公民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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