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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18
除“自由”之外，18世纪法律和政治文献中最常用的另一个词是自由的对立面：“奴役”。奴隶制与人类文明一样的古老久远，它的喻义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几乎所有的压迫形式在不同的时期中都曾被描述为一种奴役形式。在18世纪，自由与奴役经常并列成为“社会中幸福与悲惨的两个极端”。奴隶的处境普遍地引起人们的恐怖与反感。波士顿的商人内森•阿普尔顿说：“当一个英国人描述他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祸害时，没有什么能比一个非洲奴隶的地位更令他感到恐惧的了。”但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奴役状态主要用来表示一种政治类别，是对一个人的个人和政治自由遭到专断政府的剥夺的简称。所有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的人，一份出自1769年的要求扩大不列颠选举权的请愿书称，可以说都是“处于被人奴役的状态”。在独立以前，奴隶制在反抗英国的语言中占有重要一席。许多北美殖民者最终将他们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受后者奴役的形式。David B. Davis,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1984), 19; Roger Bruns, ed., 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 The Antislavery Crusad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1977), 136, 341; John P. Reid, The Concept of Libert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icago, 1988), 3845; F. Nwabueze Okoye, “Chattel Slavery as the Nightmar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 ser., 37 (January 1980), 328.
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作者偶尔也会将现实的奴隶制和喻义上的奴隶制直接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没有人比詹姆斯•奥底斯做得更直截了当。在传播和普及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商业进行课税和管理的思想方面，奥底斯的传单起了很大的作用。奥底斯坚持认为，自由必须是普遍的：“如果不是人
30《自由展现艺术和科学》。 这幅塞缪尔•詹宁斯的画是受费城图书馆公司委托而制作的。这是共和国早期为数不多的明确地将奴隶制与暴政、自由与废奴主义联系起来的几幅画之一。画中那位身为自由化身的女性为新近获得自由的奴隶颁发书籍；她的脚前是一条打碎的锁链。(Winterthur Museum) 美国的自由故事31人都生而自由的话，那人何以为人？”在奥底斯看来，黑人绝非一群只是生活在寓言中的人物，他们的受人奴役的地位向自由的美洲人展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命运；黑人也是有血有肉的英国臣民，他们也“应该享有所有英国臣民的民权”。Bernard Bailyn, ed., 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5 ), I, 42022, 44647.
但奥底斯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当大多数爱国者的领袖人物提及奴隶制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自治政府的权利遭到否定或者不得不遵从他人的意志，而不是指贬低到成为一种财产的地位。“没有代表权而遭到课税的人，”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说，“就是奴隶。” 托马斯•潘恩曾将世袭制认定为是“一种奴隶制”。他强调说：“代议制政府是自由。”直到18世纪60年代，殖民者还一直把不列颠作为自由的土地并引以为豪。但作为他们争取独立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对宗主国的这种看法开始改变。在独立前夕，作为“一个奴隶王国”的英国和一个“自由人国家”的美洲两者的鲜明对比成为反抗英国的一种标准语言。“现在的问题是要自由还是要奴隶制，”费城的激进分子詹姆斯•坎农在1776年4月宣称道。即便是在那些奴隶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也大言不惭地尽力使用类似的语言。南卡罗来纳的一位作者在1774年写道：南卡罗来纳是一个“自由的圣地”，“允许奴隶制在这里建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Philadelphia, 1768), 3; Philip S.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 New York, 1945),I, 390; Henry S. Commager and Richard B. Morris,. eds., The Spirit of SeventySix (2 vols. Indianapolis, 1958), 1, 29798;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apel Hill, 1969), 32; Pennsylvania Packet (Philadelphia), April 8, 1776;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4 ser. (6 vols. Washington, DC, 1837), I, 512.
尽管他们从未公开明确地提及过，但对于发动美国革命的人来说，殖民地中成千上万真正的奴隶们近在咫尺的事实却是与自由的意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埃德蒙•伯克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反对英国对殖民地施行高压政策，他提到，因为北美南部的殖民地领袖十分熟悉真实存在的奴隶制，所以他们对喻义上的奴隶制才会如此神经过敏和百般警惕。当自由在一个地方只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的时候，伯克说道，“那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最为自己的自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人。”南卡罗来纳的戴维•拉姆什在他的《美国革命史》(1789年)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还将美洲的历史是一个自由不断进步的历史这种思想广为传播。拉姆什写道：对于奴隶主来说，没有什么比被“贬低”到与自己的奴隶同等的地位的恐惧更能有效地激发他们起来反抗英国的统治，因此可以说，在南部殖民地，是奴隶制“在自由的居民中培育了一种自由的精神”。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16 vols. London, 1803), III, 54; Charles S. Hyneman and Donald S. Lutz, eds.,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17601805 (2 vols. Indianapolis, 1983), II, 723.
在崇尚自由的同时却又从奴隶制中谋取利润，并非只有美国人才这样做。在古代社会，“自由的内容之一便是对他人进行奴役的自由。”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的基督教自由并没有禁止对奴隶的拥有，这种凡世习俗在圣经中也是得到认可的。 在18世纪的英国、法国和荷兰，自由的思想都得以32生根开花，但这些国家同时也都深深地卷入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之中；的确，不列颠人是如此地珍爱海洋自由，以至于在其中包括了他们的商人将奴隶贩运到他们想去的任何港口的权利。虽然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并不比美国人好到那里去，但英国的观察家们却热衷于一再指出殖民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虚伪。塞缪尔•约翰逊就曾问道：“我们怎么总是从那些驱赶黑奴的人那里听到对自由的、最大声的疾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独立宣言使马萨诸塞的前王家总督托马斯•哈钦逊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宣言列举的)这些权利绝对不可被剥夺”，那么美国人如何解释自己“剥夺非洲人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站得住脚的呢？即便那些支持美国独立的英国朋友，如理查德•普莱斯，也担心奴隶制的存在会使革命的承诺大打折扣。1785年，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如果“一个为了将自己从奴役之下解救出来曾经如此努力地奋战过的人民竟然如此心安理得地要对他人实行奴役”，那么，美国的独立与从前那种“贵族暴政和践踏人类”的亘古历史相比，实在谈不上是一种新的开端，“在欧洲的具有自由和美德的朋友们”会因此而“感到羞辱的”。Moses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1983), 12; Bill J. Leonard, “Varieties of Freedom in the Baptist Experience,”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25 (January 1990), 10; Dr. Johnson in David B.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l823 (New York, 1975), 275; Thomas Hutchinson, Structures Upo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Congress at Philadelphia (London, 1776), 910; Julia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 VIII, 259.
的确，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矛盾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相信当时阻挠废除奴隶制的势力竟会如此强大。至革命发生时，奴隶制在美洲已可谓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了；奴隶制在所有州里都存在，在马里兰以南的社会中，奴隶制是那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正是奴隶制，使那些生产主要农产品的殖民地成为英属北美辖区内最富有的地区。当时有一位法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对于南部的种植园主来说，“控制几个黑奴”，无论是在自我定位还是在获取社会地位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众所周知的，当托马斯•杰斐逊写下那些生命力永恒的文字、强调人拥有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权的时候，他本人正拥有100多名黑奴；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所珍爱的一切，从慷慨大方的施舍和享受到追求和欣赏艺术与科学的闲情逸致，最终无一不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之上的。Marquis de Chastellux, Travel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Years 1780, 1781, and 1782 (2 vols. London, 1787), II, 5657; John C. Miller, The Wolf by the Ears: Thomas Jefferson and Slavery (New York, 1977).
奴役黑人的现实并不一定与美国白人对自由的理解相矛盾。事实上，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有了奴隶制，共和自由才可能实现，因为奴隶制将一大批依赖他人而活着的穷人排除在外，把公共事务的领域留给了那些因拥有财产而享有独立的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拥有奴隶，是获取经济独立自主的途径之一，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享有真正的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 (弗吉尼亚州在1780年颁布的一条法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法律规定，所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可以得到300亩土地和一个奴隶的奖励)。共和理想中的社会由独立的、积极追求公共福利的人所组成，这种共和理想与对那些公民圈子以外的人实施的奴役并不矛盾。亚当•斯密曾指出：在一个共和政体内，要废除奴隶制将十分困难，因为“制定国家法律的那些人本身就拥有奴隶”33——这样，“自由人的自由”实际上导致了“对奴隶的最大压迫”的产生。如此而来，那种基本上视自由为私有性权利的自由主义式?义，以及那种把政治国家看作是一群人为寻求对天赋人权的保护而组织起来的观点，也就可以十分方便地用来捍卫奴隶制了。在自由主义式自由的定义中，没有什么比政治自治权和财产不受政府侵犯这两条原则更为重要的了。这些原则实际上宣示：未经同意就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包括奴隶财产)，将是对他的自由的一种侵害。拥有财产的权利，来自弗吉尼亚的阿瑟•李声称，是“所有其他权利的监护者，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实际上等于剥夺他们的自由”。如果政治自由的核心原则是政府必须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建立，那么，要求奴隶主放弃他们拥有的奴隶财产，将如同把奴隶主本身降低到受奴役的地位。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1975), 38085;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 R. L. Meek, et al. (Oxford, 1976), 181; John P. Diggins, The Lost Soul of American Politics: Virtue, SelfInteres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 (New York, 1984), 12, 14142; James W. Ely, Jr., “Property Rights and Liberty: Allies or Enemie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2 (Fall 1992), 703; Sylvia R. Frey, “Liberty, Equality, and Slavery: The Paradox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s Character and Limits, ed. Jack P. Greene (New York, 1987), 24142.
尽管如此，因为美国革命赋予了自由一个十分绝对的价值观，对殖民地时代的各种狭义上的自由形式发动了如此猛烈的冲击，并将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权利而不再是一些只为某种特别的人民或只在某个特定的地域才能享有的具体权利，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北美大陆的奴隶制地位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大法官约翰•杰伊后来指出，独立前，尽管大西洋世界的启蒙思想(如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写作所示)都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经济上是低效无能的，是一种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但“几乎没有人……怀疑奴隶制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在革命期间，奴隶制第一次在美洲成为了公众辩论的焦点。首先在1773年呼吁“美国自由的提倡者”要“支持普遍自由的事业”的不是英国的批评家们，而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爱国者本杰明• 拉什。拉什警告说，奴隶制是种种“民族罪恶”中的一种，有一天终将导致对“全民族的惩罚”。次年，马萨诸塞的牧师约翰•艾伦也悲叹道，因为他们“践踏了非洲人神圣的自然权利和特权”，美国人正在“嘲弄”他们公开宣称的对自由的热爱。这些批评并非只是来自北部，比起马里兰、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区域来说，北部的奴隶制远不如在上述地区那样深入和有影响。杰斐逊至少在私下里曾严厉谴责过奴隶制，说当奴隶制实施的时候，“它在一个时辰中积满的悲痛远远大于迫使殖民者起来反抗的经过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悲痛。”Joyce Appleby, 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1992), 158; Henry R. Johnston, ed., 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 (4 vols. New York, 189093), III, 342; Robin Blackbur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1988), 5152;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7), 237; Bruns, Am I Not a Man, 325; Boyd, ed., Jefferson Papers, X, 63.
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作者偶尔也会将现实的奴隶制和喻义上的奴隶制直接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没有人比詹姆斯•奥底斯做得更直截了当。在传播和普及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商业进行课税和管理的思想方面，奥底斯的传单起了很大的作用。奥底斯坚持认为，自由必须是普遍的：“如果不是人
30《自由展现艺术和科学》。 这幅塞缪尔•詹宁斯的画是受费城图书馆公司委托而制作的。这是共和国早期为数不多的明确地将奴隶制与暴政、自由与废奴主义联系起来的几幅画之一。画中那位身为自由化身的女性为新近获得自由的奴隶颁发书籍；她的脚前是一条打碎的锁链。(Winterthur Museum) 美国的自由故事31人都生而自由的话，那人何以为人？”在奥底斯看来，黑人绝非一群只是生活在寓言中的人物，他们的受人奴役的地位向自由的美洲人展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命运；黑人也是有血有肉的英国臣民，他们也“应该享有所有英国臣民的民权”。Bernard Bailyn, ed., 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5 ), I, 42022, 44647.
但奥底斯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当大多数爱国者的领袖人物提及奴隶制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自治政府的权利遭到否定或者不得不遵从他人的意志，而不是指贬低到成为一种财产的地位。“没有代表权而遭到课税的人，”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说，“就是奴隶。” 托马斯•潘恩曾将世袭制认定为是“一种奴隶制”。他强调说：“代议制政府是自由。”直到18世纪60年代，殖民者还一直把不列颠作为自由的土地并引以为豪。但作为他们争取独立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对宗主国的这种看法开始改变。在独立前夕，作为“一个奴隶王国”的英国和一个“自由人国家”的美洲两者的鲜明对比成为反抗英国的一种标准语言。“现在的问题是要自由还是要奴隶制，”费城的激进分子詹姆斯•坎农在1776年4月宣称道。即便是在那些奴隶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也大言不惭地尽力使用类似的语言。南卡罗来纳的一位作者在1774年写道：南卡罗来纳是一个“自由的圣地”，“允许奴隶制在这里建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Philadelphia, 1768), 3; Philip S.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 New York, 1945),I, 390; Henry S. Commager and Richard B. Morris,. eds., The Spirit of SeventySix (2 vols. Indianapolis, 1958), 1, 29798;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apel Hill, 1969), 32; Pennsylvania Packet (Philadelphia), April 8, 1776;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4 ser. (6 vols. Washington, DC, 1837), I, 512.
尽管他们从未公开明确地提及过，但对于发动美国革命的人来说，殖民地中成千上万真正的奴隶们近在咫尺的事实却是与自由的意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埃德蒙•伯克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反对英国对殖民地施行高压政策，他提到，因为北美南部的殖民地领袖十分熟悉真实存在的奴隶制，所以他们对喻义上的奴隶制才会如此神经过敏和百般警惕。当自由在一个地方只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的时候，伯克说道，“那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最为自己的自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人。”南卡罗来纳的戴维•拉姆什在他的《美国革命史》(1789年)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还将美洲的历史是一个自由不断进步的历史这种思想广为传播。拉姆什写道：对于奴隶主来说，没有什么比被“贬低”到与自己的奴隶同等的地位的恐惧更能有效地激发他们起来反抗英国的统治，因此可以说，在南部殖民地，是奴隶制“在自由的居民中培育了一种自由的精神”。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16 vols. London, 1803), III, 54; Charles S. Hyneman and Donald S. Lutz, eds.,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17601805 (2 vols. Indianapolis, 1983), II, 723.
在崇尚自由的同时却又从奴隶制中谋取利润，并非只有美国人才这样做。在古代社会，“自由的内容之一便是对他人进行奴役的自由。”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的基督教自由并没有禁止对奴隶的拥有，这种凡世习俗在圣经中也是得到认可的。 在18世纪的英国、法国和荷兰，自由的思想都得以32生根开花，但这些国家同时也都深深地卷入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之中；的确，不列颠人是如此地珍爱海洋自由，以至于在其中包括了他们的商人将奴隶贩运到他们想去的任何港口的权利。虽然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并不比美国人好到那里去，但英国的观察家们却热衷于一再指出殖民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虚伪。塞缪尔•约翰逊就曾问道：“我们怎么总是从那些驱赶黑奴的人那里听到对自由的、最大声的疾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独立宣言使马萨诸塞的前王家总督托马斯•哈钦逊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宣言列举的)这些权利绝对不可被剥夺”，那么美国人如何解释自己“剥夺非洲人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站得住脚的呢？即便那些支持美国独立的英国朋友，如理查德•普莱斯，也担心奴隶制的存在会使革命的承诺大打折扣。1785年，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如果“一个为了将自己从奴役之下解救出来曾经如此努力地奋战过的人民竟然如此心安理得地要对他人实行奴役”，那么，美国的独立与从前那种“贵族暴政和践踏人类”的亘古历史相比，实在谈不上是一种新的开端，“在欧洲的具有自由和美德的朋友们”会因此而“感到羞辱的”。Moses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1983), 12; Bill J. Leonard, “Varieties of Freedom in the Baptist Experience,”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25 (January 1990), 10; Dr. Johnson in David B.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l823 (New York, 1975), 275; Thomas Hutchinson, Structures Upo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Congress at Philadelphia (London, 1776), 910; Julia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 VIII, 259.
的确，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矛盾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相信当时阻挠废除奴隶制的势力竟会如此强大。至革命发生时，奴隶制在美洲已可谓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了；奴隶制在所有州里都存在，在马里兰以南的社会中，奴隶制是那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正是奴隶制，使那些生产主要农产品的殖民地成为英属北美辖区内最富有的地区。当时有一位法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对于南部的种植园主来说，“控制几个黑奴”，无论是在自我定位还是在获取社会地位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众所周知的，当托马斯•杰斐逊写下那些生命力永恒的文字、强调人拥有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权的时候，他本人正拥有100多名黑奴；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所珍爱的一切，从慷慨大方的施舍和享受到追求和欣赏艺术与科学的闲情逸致，最终无一不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之上的。Marquis de Chastellux, Travel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Years 1780, 1781, and 1782 (2 vols. London, 1787), II, 5657; John C. Miller, The Wolf by the Ears: Thomas Jefferson and Slavery (New York, 1977).
奴役黑人的现实并不一定与美国白人对自由的理解相矛盾。事实上，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有了奴隶制，共和自由才可能实现，因为奴隶制将一大批依赖他人而活着的穷人排除在外，把公共事务的领域留给了那些因拥有财产而享有独立的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拥有奴隶，是获取经济独立自主的途径之一，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享有真正的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 (弗吉尼亚州在1780年颁布的一条法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法律规定，所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可以得到300亩土地和一个奴隶的奖励)。共和理想中的社会由独立的、积极追求公共福利的人所组成，这种共和理想与对那些公民圈子以外的人实施的奴役并不矛盾。亚当•斯密曾指出：在一个共和政体内，要废除奴隶制将十分困难，因为“制定国家法律的那些人本身就拥有奴隶”33——这样，“自由人的自由”实际上导致了“对奴隶的最大压迫”的产生。如此而来，那种基本上视自由为私有性权利的自由主义式?义，以及那种把政治国家看作是一群人为寻求对天赋人权的保护而组织起来的观点，也就可以十分方便地用来捍卫奴隶制了。在自由主义式自由的定义中，没有什么比政治自治权和财产不受政府侵犯这两条原则更为重要的了。这些原则实际上宣示：未经同意就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包括奴隶财产)，将是对他的自由的一种侵害。拥有财产的权利，来自弗吉尼亚的阿瑟•李声称，是“所有其他权利的监护者，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实际上等于剥夺他们的自由”。如果政治自由的核心原则是政府必须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建立，那么，要求奴隶主放弃他们拥有的奴隶财产，将如同把奴隶主本身降低到受奴役的地位。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1975), 38085;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 R. L. Meek, et al. (Oxford, 1976), 181; John P. Diggins, The Lost Soul of American Politics: Virtue, SelfInteres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 (New York, 1984), 12, 14142; James W. Ely, Jr., “Property Rights and Liberty: Allies or Enemie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2 (Fall 1992), 703; Sylvia R. Frey, “Liberty, Equality, and Slavery: The Paradox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s Character and Limits, ed. Jack P. Greene (New York, 1987), 24142.
尽管如此，因为美国革命赋予了自由一个十分绝对的价值观，对殖民地时代的各种狭义上的自由形式发动了如此猛烈的冲击，并将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权利而不再是一些只为某种特别的人民或只在某个特定的地域才能享有的具体权利，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北美大陆的奴隶制地位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大法官约翰•杰伊后来指出，独立前，尽管大西洋世界的启蒙思想(如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写作所示)都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经济上是低效无能的，是一种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但“几乎没有人……怀疑奴隶制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在革命期间，奴隶制第一次在美洲成为了公众辩论的焦点。首先在1773年呼吁“美国自由的提倡者”要“支持普遍自由的事业”的不是英国的批评家们，而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爱国者本杰明• 拉什。拉什警告说，奴隶制是种种“民族罪恶”中的一种，有一天终将导致对“全民族的惩罚”。次年，马萨诸塞的牧师约翰•艾伦也悲叹道，因为他们“践踏了非洲人神圣的自然权利和特权”，美国人正在“嘲弄”他们公开宣称的对自由的热爱。这些批评并非只是来自北部，比起马里兰、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区域来说，北部的奴隶制远不如在上述地区那样深入和有影响。杰斐逊至少在私下里曾严厉谴责过奴隶制，说当奴隶制实施的时候，“它在一个时辰中积满的悲痛远远大于迫使殖民者起来反抗的经过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悲痛。”Joyce Appleby, 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1992), 158; Henry R. Johnston, ed., 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 (4 vols. New York, 189093), III, 342; Robin Blackbur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1988), 5152;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7), 237; Bruns, Am I Not a Man, 325; Boyd, ed., Jefferson Papers, X,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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