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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19
但是，联邦宪法授权国会建立统一移民归化制度，而国会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第一次从立法的角度对美国国籍作了规定。国会在没有任何辩论和异议的情况下，将美国公民的归化程序限定为只有“自由白人”才能享用的特权。所以，从一开始，一个自诩为自由的避难所的国家，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排斥在享有美国自由的范围之外(这证明了那种坚持早期移民政策是“开放性”的通常说法并不真实)。这个限制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长达80年的时期中，只有白人才能成为归化为美国公民。黑人在1870年时才被加入到可归化入籍的范围内，而有亚裔血统的人则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才准允归化入籍。直到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才开始禁止一些白人群体进入美国。被排除的群体开始只包括了妓女、判了罪的重罪犯、精神病人、实行一夫多妻制者以及那些有可能变成“公众负担”的人。到了20世纪，这个范围扩展到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同性恋者和文盲在内的白人。但在美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内，当所有的非白人都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时，全世界惟一不配享有美国公民40资格的白人，是那些不愿依循1795年的法律要求、放弃世袭的贵族头衔的人。James H. Kettne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16081870 (Chapel Hill, 1978), 23546; E. P. Hutchinson, Legisl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7981965 (Philadelphia, 1981), 40533. Robert A. Divine在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9241952 (New Haven, 1957), I中提及1880年前的移民政策时称之为“开放的”。
这两个从归化资格中被排除的群体——欧洲的贵族和非白人——有着比看上去更多的相同之处。美国人认为两者都缺乏享有自由的一些基本素质，包括自我控制的能力、理性思维和对更大的公共事业的关注和投入。在他那篇著名的《弗吉尼亚州记事》(1785年)中，杰斐逊曾提到黑人之所以缺少这些素质，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天生的无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奴隶制的痛苦经历致使黑人不可能效忠美国(杰斐逊这样的感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杰斐逊同时也认为，奴隶制对白人的道德水平也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对其他人类“永久性地行使”暴政已经使奴隶主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杰斐逊并没有因此得出禁止奴隶主成为公民的结论。)杰斐逊对遗传性与环境、种族和才智之间的联系有着一种近乎于偏执的迷信。他的环境决定论与他坚持所有人都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感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使他不仅倾向于接受民主的价值观，而且也倾向于相信世上没有任何群体将永远一成不变地处在一种低贱的地位上。但他的种族主义偏见却使他“怀疑”黑人是否真地天生就缺乏那些享有自由的素质。
同时持有这两种明显矛盾的信仰——环境决定论和种族主义，使杰斐逊面临了尴尬的信仰冲突，但杰斐逊的思想反映出他那一代人所体验的精神分裂状态。他笃信，将来有一天，黑人应该享有独立宣言中列举的天赋人权；但黑人享有这些权利，只能在非洲或加勒比海地区，而不是在美国。麦迪逊也总是将奴隶的解放与将黑人移民到美国境外的思想联系起来。美国应该由一个同质性的公民群体所组成，这个群体应该具备同样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天生的能力，从而使公共福利的实现成为可能；公民群体的这种同质性是平等理想的基础。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New York, 1964),13237,155;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1968), 28889, 455; Merrill D.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1970), 55; Drew R. McCoy, The Last of the Found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New York, 1989), 26277; David F. Ericso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Debates Over Ratification and Slavery (Chicago, 1993), 1220.
美国革命缩小了原本在白人人口中存在的享受自由的等级划分，但却扩大了自由美国人与奴隶之间的分野。在殖民地时期，种族曾经是许多法律和社会不平等机制中的一种，现在，当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宣称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时，种族却被十分便利地用来证明奴隶制继续在美国存在下去的合法性。约翰•洛克曾写到：人的自由来源于“他具有理性”。据此，剥夺那些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的自由，并不对追求自由构成一个矛盾。在杰斐逊时代，黑人生而低劣的看法，还只是被当作一种“怀疑”，到了19世纪，41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成熟的意识形态，并成为界定美国民族性中的许多内容的关键。Uday S. Mehta, “Liberal Strategies of Exclus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December 1990), 42730; David B. Davis, “Reconsidering the Colonization Movement: Leonard Bacon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 14 (1992), 4;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UK, 1988), 309; Audrey Smedley, Race in North America: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Worldview (Boulder, 1993), 185205.
性别也同样成为一种决定一个人是否能享有全部的美国自由的界限。自由的女性当然算作美国公民的一部分；她们可以从海外移民到美国，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并在计算国会议席的时候被完整地算作自由人口。直到内战结束后，联邦宪法中没有使用过“男性”这个词，宪法中也没有任何明显的以性别为界的对公民权利的区分。宪法中使用了“他”(he)这个代名词来描述政府官员，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文法，几乎无需任何解释：政治本身就是男人们驰骋的天地。对于男性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自我管理的权利以及批准那些将统治他们的各种政治设置的权力。但对于妇女来说，婚姻契约的效力要高于社会契约，她们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必须通过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来协调和界定。对于许多妇女来说，美国革命的确改进了她们的社会地位。独立导致了“共和母亲”思想的诞生；根据这种思想，妇女在培养未来共和国公民方面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国家道德的基础，”约翰•亚当斯写道，“必须根植于私人家庭之中。”尽管“共和母亲”的思想并不提倡妇女直接参与政治，但它鼓励扩大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以便帮助她们向她们的子女灌输政治智慧。Jan Lewis, “‘of every age sex and condi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5 (Fall 1995), 35960; Joan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New York, 1991), 81101; Linda K.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Intellec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80), 1012, 20428; 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UK, 1988); Adams in Michael Grossberg, Governing the Hearth: Law and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85), 3.
但在法律和社会现实中，妇女都缺乏参与政治的资格——政治自治的机会取决于对财产的拥有或对自我人身的绝对控制。既然普通法的传统把妇女划归在她们丈夫的法律地位以内，妇女并不在同等意义上像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财产。她们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突出体现了男性自主与女性依附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事实上，1774年一群男性黑人在他们的请愿书中列举了他们被奴隶制剥夺的种种权利，其中一种权利是，根据宇宙的自然法则，他们的妻子“(应该)在所有事情上完全从属于她们的丈夫”。剥夺妇女享有完全自由的理由，与剥夺黑人自由的理由一样，都是基于她们不具备天生素质的假说，因为(男人)普遍认为妇女生性懦弱，缺乏理性，好感情用事，不适于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但是，自由妇女的依附性问题在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在英国出版的《女权辩护》中，发出了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高42声呐喊；她的呐喊在年轻的共和国也引起了一些回应，在纽约，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昙花一现的鼓吹妇女权利的杂志。但是，对性别歧视进行全面批判的时间还远未来临。尽管1776年新泽西州的宪法将选举权授予所有达到财产资格要求的“居民”，无意之中使该州的某些妇女得到了选举权(这项规定一直实施至1807年)，但严格来讲，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群体是男性的。Rogers M. Smith, “ ‘One United People’: SecondClass Female Citizenship and the American Quest for Community,”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I (1999) 241; Davis, “Emancipation Rhetoric,” 258; Genevieve Lloyd, The Man of Reason: “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1984);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3135; Edwin G. Burrows and Michael Wallace, Gotham: 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2. vols. New York, 1998), I, ch. 25; Countryman, Americans, 71.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会同意第一届国会成员庆贺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时的祝词，在其中，国会成员称美国人民是“地球上最自由的人民”。但令华盛顿极为失望的是，自由并没有产生期望的公共和谐。他就职后不久，激烈的党派政治便公开爆发了。然而，充斥于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政治激情正好说明了自由的思想已经多么根深蒂固地融入美国政治文化之中了。所有的政党派别和社会运动都启用自由的语言来谴责对手图谋破坏自由。联邦党人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通常代表社会精英派的观点，如同华盛顿所说，他们害怕美国革命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精神”会被贬低为一种“无法无天的放纵”。在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中，宾夕法尼亚的山民为了阻止执法官员收取一项?的酒消费税，启用了1776年革命的一些象征物，如自由杆之类，这一事件的发生显然强化了联邦党人对滥用自由的恐惧。联邦党人的领袖鲁弗斯•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那些给美国社会“造成极大损害”的“带有错误导向……的词”，他所列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自由”。联邦党人坚持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权来反对政府，自由的基础是服从政府。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a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I, 48, 58; 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Frontier Epilogu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127, 138; King in David H. Fischer, 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Federalist Party in the Era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65), 303, 358.
对于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新罕布什尔一家报纸的编辑所说的“充满活力的自由海洋”，他们认为这比“暴政下的安定”更为可取。相比而言，共和党人在观念上主张更多的平等，对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更具有批判精神，更倾向于接受民主式的政治参与是自由的基础这一思想。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企图破坏由美国革命继承下来的自由传统。杰斐逊派对由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竭力推动的全国经济发展计划始终抱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这项计划主张与英国建立亲密的贸易关系，向全国举债，为稳定和管理货币而建立一个国家银行，这一切在杰斐逊派看来，都是政治腐败的前兆，与美国革命前数十年间在英国出现的情形极为相似。对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来说，美国自由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一个正在出现的商业资本家阶级的联姻，而这正是汉密尔顿所希望发生的。Fischer,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236; Robert E. Shalhope, “Republicanism,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Republic,”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102, pt. 1 (1992), 13239;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2325.
18世纪90年代的辩论不仅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党派政治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而且也对扩展美国自由中的民主内容43的运动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这十年间，美国的出版业和关于公共政策的生机勃勃的辩论都得以迅速发展和扩大，成百上千的“无名鼠辈”提笔写作政治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并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华盛顿政府的批评者组成了所谓“民主－共和社团”，这本身就说明，政治自由不光意味着在选举时参加投票，而且意味着应该经常不断地参与公共事务。华盛顿把这些社团斥之为“自创的”和具有分裂国家性质的，迫使这些组织找出理由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了捍卫自己的行动，共和党人启用了后来被学者们称之为“公共领域”的思想——指一个独立于政府以外的、通过公众对政治问题进行辩论而组织起来影响公共政策的领域。对这些社团来说，“自由质询”和“自由交流”的权利——即“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人”无论其在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都应拥有的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是包括在“自由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中的。1798年，当面临国内外政治上的挑战时，亚当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惩外治乱法，这项举动导致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惩外治乱法中的第一部法令允许联邦政府将被视为有危险的外国人递解出境；共和党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否定了美国是自由的避难所的思想。第二部法令授权联邦政府对几乎所有批评政府的公众集会和出版物进行起诉。Joyce Appleby, 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 (New York, 1984), 77; Philip S. Foner, ed.,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 (Westport, 1976), 99, 264; Minutes, Democratic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January 9, 1794,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Lucas A. Powe, Jr.,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Berkeley, 1991), 5860.
惩外治乱法的实施以及因此而来的对数十名共和派报纸主编的监禁，将言论和新闻自由推向了有关美国自由讨论的中心位置。在他们对这些法令的强烈谴责中，杰斐逊和麦迪逊否定了习惯法中有关联邦政府有权惩罚“煽动性言论”的传统(尽管杰斐逊非常小心地坚持州政府“完全地具备”这种权力)。其他的共和党人走得更远，对在法律上限制思想的自由表达提出了挑战。1801年当惩外治乱法失效后，州一级政府仍在继续对报纸的煽动性诽谤进行起诉。但1790年代后期的“自由危机”却大大强化了这样的观点：“讨论的自由”应该是美国自由中一个必不可缺的内容。对于惩外治乱法的广泛抵制，有效地帮助了杰斐逊赢得1800年的总统大选。如同当年的竞选口号“杰斐逊与自由”所表明的，共和党人并不把他们的胜利仅仅看作是一种党派的成功，而是看成美国自由的胜利，因为它为美国的后代捍卫?革命的成果。John C. Miller, Crisis in Freedom: 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Boston, 1952), 10608, 12425; Leonard W. Levy,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New York, 1985), 297310; Lester J. Cappon, ed.,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Chapel Hill, 1959), 279; Peterson, Jefferson, 613, 640, 71617; Richardson, ed., Messages and Papers, Ⅰ, 369.
但以杰斐逊的当选为高潮的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也突出地显示了奴隶制如何有力地同时界定和扭曲了美国自由。同样一个杰斐逊，一方面把法国革命歌颂成自由向全球迈进的重要一步，44另一方面却对1791年在圣多明各开始的奴隶革命表示出极大的恐惧。圣多明各是法兰西海外帝国的一颗明珠，坐落在离美国不远的地方。奴隶起义印证了革命时代自由信念的普遍性。但美国对这次起义的反应却显示，要把奴隶制划归入革命事业是何等地容易。起义的奴隶并不被看作是1776年传统上的追求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反而被当成是对美国体制的一种威胁。他们诉诸暴力常常被用来说明他们是多么地不配享有共和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亚当斯政府鼓励海地黑人起来争取独立，因为它希望美国商人可以借机在这个岛屿非常诱人的糖业贸易中取代法国对手，而杰斐逊则力图隔离和毁灭这个西半球的第二个独立共和国。但是，在当时，没有奴隶制，“杰斐逊和自由”是不可能指望赢得选举的胜利。如果五分之三的南部黑奴不被计算在总统选举人的名额分配之内，约翰•亚当斯则会在1800年再次当选总统。Donald R. Hickey, “America誷 Response to the Slave Revolt in Haiti, 17911806,”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 (Winter l982), 36180; Tim Mattheson, “Jefferson and Haiti,”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1 (May 1995), 20948; Michael Zuckerman, “The Color of Counterrevoluti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Rebellion in San Domingo,” in The Languages of Revolution, ed. Loretta V. Mannucci (Milan, 1988), 83109.
杰斐逊把他的当选称为“1800年革命”。但这个多事之秋看到的不光只是一个喻义上的革命，同时也看到了一场企图发生的真正的革命，一场由弗吉尼亚的奴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图谋。这场预谋是由里士满的一个黑人铁匠加布里埃尔和他的当奴隶牧师的兄弟马丁组织的。他们的计划显然是向从城市进军到周围的种植园，杀死那里大部分的白人居民。在他们集合暴动的那天夜里，一场暴风雨降临，把通向里士满的道路都冲垮了，暴动的预谋被暴露了，领导人也被捕获缉拿。与其他弗吉尼亚人一样，参与加布里埃尔暴动的人都使用了美国革命时期的自由语言。暴动者甚至还准备了一面旗帜，在上面饰写了一句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我们有同等的权利。”一位暴动的预谋者说道，“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我们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另一位暴动者则把自己与乔治•华盛顿相比较，称后者也是为了“争取他的同胞的自由”而奋起反抗旧政府权威的。(这个让人听上去非常刺耳的类比显然在暗示，美国的官员现在已取代了英国人而成为自由的敌人了。)Douglas R. Egerton, Gabriel誷 Rebellion: The Virginia Slave Conspiracies of 1800 and 1802 (Chapel Hill, 1993), 2627, 40; Frey, Water from the Rock, 320.
如果加布里埃尔预谋的起义说明了什么的话，弗吉尼亚最为显赫的家族成员乔治•塔克说道，奴隶们具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完全的“对自由的热爱”。塔克认为，弗吉尼亚人应该解放他们的奴隶，应该把释放的奴隶移居到州以外的地方去。但州议会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它加紧了对黑人人口的控制，严格限制了自愿解放奴隶的活动。1806年后，任何得到释放的奴隶必须移居出弗吉尼亚州。关闭自由的大门是否违反了革命时45期的理想主义？“不要对我们谈什么原则问题，”一家里士满的报纸宣称说，“那些原则早已因为存在我们生活之中的奴隶制而夭折了。”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Revolution, 15455; Ira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1974), 95101, Virginia Argus (Richmond), January 17, 1806.
1776年3月，在独立的前夕，波士顿的律师皮特•萨切尔指出了新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两难局面：“新生向上的美利坚帝国，”他问道，将“成为奴隶的帝国还是自由人的帝国呢”？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Chapel Hill, 1988), 208.到革命时代接近尾声时，历史对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将同时成为两者。
461792年，国会正式选定由女性人格化的自由形象为美国国家的象征，国会批示在硬币上铸上“一个自由象征的印象，并刻印‘自由’一词”。(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这两个从归化资格中被排除的群体——欧洲的贵族和非白人——有着比看上去更多的相同之处。美国人认为两者都缺乏享有自由的一些基本素质，包括自我控制的能力、理性思维和对更大的公共事业的关注和投入。在他那篇著名的《弗吉尼亚州记事》(1785年)中，杰斐逊曾提到黑人之所以缺少这些素质，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天生的无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奴隶制的痛苦经历致使黑人不可能效忠美国(杰斐逊这样的感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杰斐逊同时也认为，奴隶制对白人的道德水平也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对其他人类“永久性地行使”暴政已经使奴隶主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杰斐逊并没有因此得出禁止奴隶主成为公民的结论。)杰斐逊对遗传性与环境、种族和才智之间的联系有着一种近乎于偏执的迷信。他的环境决定论与他坚持所有人都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感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使他不仅倾向于接受民主的价值观，而且也倾向于相信世上没有任何群体将永远一成不变地处在一种低贱的地位上。但他的种族主义偏见却使他“怀疑”黑人是否真地天生就缺乏那些享有自由的素质。
同时持有这两种明显矛盾的信仰——环境决定论和种族主义，使杰斐逊面临了尴尬的信仰冲突，但杰斐逊的思想反映出他那一代人所体验的精神分裂状态。他笃信，将来有一天，黑人应该享有独立宣言中列举的天赋人权；但黑人享有这些权利，只能在非洲或加勒比海地区，而不是在美国。麦迪逊也总是将奴隶的解放与将黑人移民到美国境外的思想联系起来。美国应该由一个同质性的公民群体所组成，这个群体应该具备同样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天生的能力，从而使公共福利的实现成为可能；公民群体的这种同质性是平等理想的基础。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New York, 1964),13237,155;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1968), 28889, 455; Merrill D.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1970), 55; Drew R. McCoy, The Last of the Found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New York, 1989), 26277; David F. Ericso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Debates Over Ratification and Slavery (Chicago, 1993), 1220.
美国革命缩小了原本在白人人口中存在的享受自由的等级划分，但却扩大了自由美国人与奴隶之间的分野。在殖民地时期，种族曾经是许多法律和社会不平等机制中的一种，现在，当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宣称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时，种族却被十分便利地用来证明奴隶制继续在美国存在下去的合法性。约翰•洛克曾写到：人的自由来源于“他具有理性”。据此，剥夺那些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的自由，并不对追求自由构成一个矛盾。在杰斐逊时代，黑人生而低劣的看法，还只是被当作一种“怀疑”，到了19世纪，41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成熟的意识形态，并成为界定美国民族性中的许多内容的关键。Uday S. Mehta, “Liberal Strategies of Exclus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December 1990), 42730; David B. Davis, “Reconsidering the Colonization Movement: Leonard Bacon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 14 (1992), 4;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UK, 1988), 309; Audrey Smedley, Race in North America: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Worldview (Boulder, 1993), 185205.
性别也同样成为一种决定一个人是否能享有全部的美国自由的界限。自由的女性当然算作美国公民的一部分；她们可以从海外移民到美国，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并在计算国会议席的时候被完整地算作自由人口。直到内战结束后，联邦宪法中没有使用过“男性”这个词，宪法中也没有任何明显的以性别为界的对公民权利的区分。宪法中使用了“他”(he)这个代名词来描述政府官员，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文法，几乎无需任何解释：政治本身就是男人们驰骋的天地。对于男性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自我管理的权利以及批准那些将统治他们的各种政治设置的权力。但对于妇女来说，婚姻契约的效力要高于社会契约，她们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必须通过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来协调和界定。对于许多妇女来说，美国革命的确改进了她们的社会地位。独立导致了“共和母亲”思想的诞生；根据这种思想，妇女在培养未来共和国公民方面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国家道德的基础，”约翰•亚当斯写道，“必须根植于私人家庭之中。”尽管“共和母亲”的思想并不提倡妇女直接参与政治，但它鼓励扩大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以便帮助她们向她们的子女灌输政治智慧。Jan Lewis, “‘of every age sex and condi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5 (Fall 1995), 35960; Joan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New York, 1991), 81101; Linda K.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Intellec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80), 1012, 20428; 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UK, 1988); Adams in Michael Grossberg, Governing the Hearth: Law and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85), 3.
但在法律和社会现实中，妇女都缺乏参与政治的资格——政治自治的机会取决于对财产的拥有或对自我人身的绝对控制。既然普通法的传统把妇女划归在她们丈夫的法律地位以内，妇女并不在同等意义上像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财产。她们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突出体现了男性自主与女性依附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事实上，1774年一群男性黑人在他们的请愿书中列举了他们被奴隶制剥夺的种种权利，其中一种权利是，根据宇宙的自然法则，他们的妻子“(应该)在所有事情上完全从属于她们的丈夫”。剥夺妇女享有完全自由的理由，与剥夺黑人自由的理由一样，都是基于她们不具备天生素质的假说，因为(男人)普遍认为妇女生性懦弱，缺乏理性，好感情用事，不适于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但是，自由妇女的依附性问题在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在英国出版的《女权辩护》中，发出了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高42声呐喊；她的呐喊在年轻的共和国也引起了一些回应，在纽约，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昙花一现的鼓吹妇女权利的杂志。但是，对性别歧视进行全面批判的时间还远未来临。尽管1776年新泽西州的宪法将选举权授予所有达到财产资格要求的“居民”，无意之中使该州的某些妇女得到了选举权(这项规定一直实施至1807年)，但严格来讲，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群体是男性的。Rogers M. Smith, “ ‘One United People’: SecondClass Female Citizenship and the American Quest for Community,”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I (1999) 241; Davis, “Emancipation Rhetoric,” 258; Genevieve Lloyd, The Man of Reason: “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1984);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3135; Edwin G. Burrows and Michael Wallace, Gotham: 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2. vols. New York, 1998), I, ch. 25; Countryman, Americans, 71.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会同意第一届国会成员庆贺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时的祝词，在其中，国会成员称美国人民是“地球上最自由的人民”。但令华盛顿极为失望的是，自由并没有产生期望的公共和谐。他就职后不久，激烈的党派政治便公开爆发了。然而，充斥于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政治激情正好说明了自由的思想已经多么根深蒂固地融入美国政治文化之中了。所有的政党派别和社会运动都启用自由的语言来谴责对手图谋破坏自由。联邦党人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通常代表社会精英派的观点，如同华盛顿所说，他们害怕美国革命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精神”会被贬低为一种“无法无天的放纵”。在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中，宾夕法尼亚的山民为了阻止执法官员收取一项?的酒消费税，启用了1776年革命的一些象征物，如自由杆之类，这一事件的发生显然强化了联邦党人对滥用自由的恐惧。联邦党人的领袖鲁弗斯•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那些给美国社会“造成极大损害”的“带有错误导向……的词”，他所列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自由”。联邦党人坚持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权来反对政府，自由的基础是服从政府。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a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I, 48, 58; 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Frontier Epilogu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127, 138; King in David H. Fischer, 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Federalist Party in the Era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65), 303, 358.
对于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新罕布什尔一家报纸的编辑所说的“充满活力的自由海洋”，他们认为这比“暴政下的安定”更为可取。相比而言，共和党人在观念上主张更多的平等，对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更具有批判精神，更倾向于接受民主式的政治参与是自由的基础这一思想。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企图破坏由美国革命继承下来的自由传统。杰斐逊派对由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竭力推动的全国经济发展计划始终抱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这项计划主张与英国建立亲密的贸易关系，向全国举债，为稳定和管理货币而建立一个国家银行，这一切在杰斐逊派看来，都是政治腐败的前兆，与美国革命前数十年间在英国出现的情形极为相似。对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来说，美国自由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一个正在出现的商业资本家阶级的联姻，而这正是汉密尔顿所希望发生的。Fischer,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236; Robert E. Shalhope, “Republicanism,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Republic,”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102, pt. 1 (1992), 13239;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2325.
18世纪90年代的辩论不仅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党派政治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而且也对扩展美国自由中的民主内容43的运动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这十年间，美国的出版业和关于公共政策的生机勃勃的辩论都得以迅速发展和扩大，成百上千的“无名鼠辈”提笔写作政治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并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华盛顿政府的批评者组成了所谓“民主－共和社团”，这本身就说明，政治自由不光意味着在选举时参加投票，而且意味着应该经常不断地参与公共事务。华盛顿把这些社团斥之为“自创的”和具有分裂国家性质的，迫使这些组织找出理由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了捍卫自己的行动，共和党人启用了后来被学者们称之为“公共领域”的思想——指一个独立于政府以外的、通过公众对政治问题进行辩论而组织起来影响公共政策的领域。对这些社团来说，“自由质询”和“自由交流”的权利——即“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人”无论其在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都应拥有的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是包括在“自由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中的。1798年，当面临国内外政治上的挑战时，亚当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惩外治乱法，这项举动导致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惩外治乱法中的第一部法令允许联邦政府将被视为有危险的外国人递解出境；共和党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否定了美国是自由的避难所的思想。第二部法令授权联邦政府对几乎所有批评政府的公众集会和出版物进行起诉。Joyce Appleby, 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 (New York, 1984), 77; Philip S. Foner, ed.,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 (Westport, 1976), 99, 264; Minutes, Democratic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January 9, 1794,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Lucas A. Powe, Jr.,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Berkeley, 1991), 5860.
惩外治乱法的实施以及因此而来的对数十名共和派报纸主编的监禁，将言论和新闻自由推向了有关美国自由讨论的中心位置。在他们对这些法令的强烈谴责中，杰斐逊和麦迪逊否定了习惯法中有关联邦政府有权惩罚“煽动性言论”的传统(尽管杰斐逊非常小心地坚持州政府“完全地具备”这种权力)。其他的共和党人走得更远，对在法律上限制思想的自由表达提出了挑战。1801年当惩外治乱法失效后，州一级政府仍在继续对报纸的煽动性诽谤进行起诉。但1790年代后期的“自由危机”却大大强化了这样的观点：“讨论的自由”应该是美国自由中一个必不可缺的内容。对于惩外治乱法的广泛抵制，有效地帮助了杰斐逊赢得1800年的总统大选。如同当年的竞选口号“杰斐逊与自由”所表明的，共和党人并不把他们的胜利仅仅看作是一种党派的成功，而是看成美国自由的胜利，因为它为美国的后代捍卫?革命的成果。John C. Miller, Crisis in Freedom: 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Boston, 1952), 10608, 12425; Leonard W. Levy,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New York, 1985), 297310; Lester J. Cappon, ed.,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Chapel Hill, 1959), 279; Peterson, Jefferson, 613, 640, 71617; Richardson, ed., Messages and Papers, Ⅰ, 369.
但以杰斐逊的当选为高潮的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也突出地显示了奴隶制如何有力地同时界定和扭曲了美国自由。同样一个杰斐逊，一方面把法国革命歌颂成自由向全球迈进的重要一步，44另一方面却对1791年在圣多明各开始的奴隶革命表示出极大的恐惧。圣多明各是法兰西海外帝国的一颗明珠，坐落在离美国不远的地方。奴隶起义印证了革命时代自由信念的普遍性。但美国对这次起义的反应却显示，要把奴隶制划归入革命事业是何等地容易。起义的奴隶并不被看作是1776年传统上的追求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反而被当成是对美国体制的一种威胁。他们诉诸暴力常常被用来说明他们是多么地不配享有共和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亚当斯政府鼓励海地黑人起来争取独立，因为它希望美国商人可以借机在这个岛屿非常诱人的糖业贸易中取代法国对手，而杰斐逊则力图隔离和毁灭这个西半球的第二个独立共和国。但是，在当时，没有奴隶制，“杰斐逊和自由”是不可能指望赢得选举的胜利。如果五分之三的南部黑奴不被计算在总统选举人的名额分配之内，约翰•亚当斯则会在1800年再次当选总统。Donald R. Hickey, “America誷 Response to the Slave Revolt in Haiti, 17911806,”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 (Winter l982), 36180; Tim Mattheson, “Jefferson and Haiti,”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1 (May 1995), 20948; Michael Zuckerman, “The Color of Counterrevoluti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Rebellion in San Domingo,” in The Languages of Revolution, ed. Loretta V. Mannucci (Milan, 1988), 83109.
杰斐逊把他的当选称为“1800年革命”。但这个多事之秋看到的不光只是一个喻义上的革命，同时也看到了一场企图发生的真正的革命，一场由弗吉尼亚的奴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图谋。这场预谋是由里士满的一个黑人铁匠加布里埃尔和他的当奴隶牧师的兄弟马丁组织的。他们的计划显然是向从城市进军到周围的种植园，杀死那里大部分的白人居民。在他们集合暴动的那天夜里，一场暴风雨降临，把通向里士满的道路都冲垮了，暴动的预谋被暴露了，领导人也被捕获缉拿。与其他弗吉尼亚人一样，参与加布里埃尔暴动的人都使用了美国革命时期的自由语言。暴动者甚至还准备了一面旗帜，在上面饰写了一句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我们有同等的权利。”一位暴动的预谋者说道，“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我们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另一位暴动者则把自己与乔治•华盛顿相比较，称后者也是为了“争取他的同胞的自由”而奋起反抗旧政府权威的。(这个让人听上去非常刺耳的类比显然在暗示，美国的官员现在已取代了英国人而成为自由的敌人了。)Douglas R. Egerton, Gabriel誷 Rebellion: The Virginia Slave Conspiracies of 1800 and 1802 (Chapel Hill, 1993), 2627, 40; Frey, Water from the Rock, 320.
如果加布里埃尔预谋的起义说明了什么的话，弗吉尼亚最为显赫的家族成员乔治•塔克说道，奴隶们具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完全的“对自由的热爱”。塔克认为，弗吉尼亚人应该解放他们的奴隶，应该把释放的奴隶移居到州以外的地方去。但州议会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它加紧了对黑人人口的控制，严格限制了自愿解放奴隶的活动。1806年后，任何得到释放的奴隶必须移居出弗吉尼亚州。关闭自由的大门是否违反了革命时45期的理想主义？“不要对我们谈什么原则问题，”一家里士满的报纸宣称说，“那些原则早已因为存在我们生活之中的奴隶制而夭折了。”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Revolution, 15455; Ira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1974), 95101, Virginia Argus (Richmond), January 17, 1806.
1776年3月，在独立的前夕，波士顿的律师皮特•萨切尔指出了新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两难局面：“新生向上的美利坚帝国，”他问道，将“成为奴隶的帝国还是自由人的帝国呢”？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Chapel Hill, 1988), 208.到革命时代接近尾声时，历史对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将同时成为两者。
461792年，国会正式选定由女性人格化的自由形象为美国国家的象征，国会批示在硬币上铸上“一个自由象征的印象，并刻印‘自由’一词”。(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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