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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19
51约翰•加斯特的图画《美国的进步》(1872)表现出天定命运思想所包含的那种奔放昂扬的精神。一位从早期的自由象征演绎而来的女性戴着帝国之星，带领着开发西部的先遣队、启蒙精神和技术进步向西挺进，与此同时，印第安人和野牛群在她面前退却。(Library of Congress)威胁和暴力等方式对印第安人实施的强制性迁移，为天定命运的最终胜利和完成美国人传播自由的任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Gregory Nobles, American Frontiers: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ontinental Conquest (New York, 1997), 12630, 20910; Alan Taylor, “Land and Liberty on the PostRevolutionary Frontier,” in Devising Liberty: Preserving and Creating Liberty in the New American Republic, ed. David T. Konig (Stanford, 1995), 82; 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Frontier Epilogu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York, 1986), 142.
领土扩张与美国自由的第二个中心内容—— 政治民主化 ——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挑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并在19世纪早期当西部各州进入联邦时，达到了高潮，52 因为这些州的法律允许所有的白人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原来的老州也迅速加以效法。在19世纪20和30年代之间举行的一系列州制宪大会上，代表们对民主与财产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在1829年弗吉利亚州的制宪大会上，麦迪逊重述了他的警告：经济变化最终将产生一个无产者的大多数，他们很可能对“有产者的权利”和“正义之权利”造成威胁和损害。40年前，在联邦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曾暂时性地支持对选举权加以财产资格的限制，以约束公众对政治的参与。但现在，面临时代的民主精神，他认为这样的限制违反了“自由政府的重要原则”，即政府需经人民同意而统治的原则。Christopher Collier, “The American People as Christian White Men of Property: Suffrage and Elections in Colonial and Early National America,” and Sean Wilentz, “Property and Power: Suffrag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71860,” both in Voting and the Spirit of American Democracy, ed. Donald W. Rogers (Hartford, 1990), 1941; Merrill D. Peterson, ed., Democracy, Liberty, and Property: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1820誷 (Indianapolis, 1966); Drew R. McCoy, The last of the Found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New York, 1989), 19298.
尽管各州扩大选举权进程的速度不尽一致，但到1860年时，所有州都取消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这样一来，有产者的经济独立与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传统对应关系被切断了。公民资格所必需的自主不再基于对财产的拥有，而是以对自身的拥有为基础。那些主张民主改革的人指出，独立宣言列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中，甚至连财产都没有提及。他们对财富是智慧和美德的保证这一思想也提出了挑战。美国政治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利伯写道：“成千上万没有财产的人与公共事物的关系，与那些拥有一幢房屋的人或那些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与公共事务的关系，是同等重要的。”Robert J. Steinfeld, “Property and Suffrage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Stanford Law Review, 41 (January 1989), 33576; Judith Wellman, “Women誷 Rights, Republicanism, and Revolutionary Rhetoric in Antebellum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History, 69 (July 1988), 366; Francis Lieber, 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Philadelphia, 1859), 17677.
到1830年，一个蓬勃兴旺的民主体制在美国得以稳固。美国民主充满了活力，党派色彩浓厚，有时还带有暴力性质。但它吸引和运用了众多公民的能量(到19世纪40年代，选民投票人数占了合格选民人数的80%)。民主政治的力量来自实行政治自治的地方社区，而不是来自华盛顿。为了强调政治权力的广泛分散，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政治文化时，特意在讨论“联邦概观”之前，先写了一章来说明为什么有必要探讨“各州的状况”。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7173;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誷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96), 10;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1946), 59.在美国这样一个缺乏更为传统的界定民族性的基础—— 即面临一个强大而且具有威胁性的邻国或拥有一个由历史积累起来的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结体——的国家内，民主式的政治体制便取而代之成为了界定国?整体特征的基础。
如同托克维尔认识到的，民主的意义远不止行使投票权。民主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创造，它强化了同属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同时也扩大了这些人与那些不属于同一政治社会的人之间存在的鸿沟。“公民自由，”利伯写道，是“一种相互平等的人之间的联合状态。”参与选举以及其他围绕选举的各类庆典——如游行、篝火晚会、群众集会以及政党大会等——都有助于界定谁才是享有平等的美国“人民”。 与此同时，53选举权迅速地变成了美国公民资格的象征——如果不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因为严格地讲，选举权仍然是一种受州政府制约的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至少在大众语言和公众意识的意义上是这样理解的。诺厄•韦伯斯特编撰的《英语词典》解释说，“公民”一词在美国与投票权是同义的，尽管在欧洲这种等同关系并不存在。因此，政治民主是美国自由的一个最根本特征。如同一位鼓吹民主改革的人士所说，投票权是“自由的第一标志，是自由人的惟一真实的证章”。Wiebe, SelfRule, 83; Jean H.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1983), 26671; Noah Webster,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ols. London, 1852); William B.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merican Conceptions of Proper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1977), 7678.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自由既是一种个人权利，同时也是自治社会所拥有的一种集体性权利，是对无节制权威的一种限制，是增强公民权势的一种形式。但如果将内战前的美国人统统看成是对政府所有行动都抱有敌意的人，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国家的自由，”田纳西州的一家法院在1827年宣称说，“并非只是局限于对个人权利的运用”，而是一种“在法院和投票站”生长蔓延的公共品质。一个包含了数百万奴隶人口的社会，不可能不熟悉强有力的政府行为。领土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都需依靠公共权威富有活力的运用——从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和转移处置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到对纽约修建伊利运河和为刺激投资和商业而对大公司授以特权等这样的直接经济干预，都是这种权威运用的结果。Duncan J. 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119.
“一个软弱的政府，”利伯写道，“是对自由的一种否定。”这种观点在内战前的美国是颇有市场的。在联邦政府一级，类似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这样的辉格党人坚持认为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增进自由的空间。亚当斯写道，自由不仅仅意味着不受限制：“个人自由也是一种个人权力”，是一种行动起来争取个人目标的能力。自由要求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国，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平衡和管理经济发展，为赢得美国的繁荣创造条件，从而能够推进一种所有阶级共享的经济繁荣。辉格党人还进一步否定了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前提：私人生活不受公共行为的干预。为了扮演一种自由的——也就是说自我主导的和自我约束的——而且有道德的角色，个人需要某些政府可以帮助灌输和培养的特性。通过公共教育、禁酒的立法以及其他类似行动，民主政府可以向人民灌输“道德的原则”。事实上，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民选的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对商品货物的买卖进行管理，控制流行疾病的传播，并在卖淫和酗酒问题上左右公众的道德观念。宾夕法尼亚在殖民地时代曾以54对宗教自由的承诺而著称，但到了19世纪，它竟以拥有最严厉的惩罚渎神罪、辱骂亵渎上帝罪以及破坏礼拜日行为的法律而再度闻名于世。Novak, People誷 Welfare, 35 and passim; Adrienne Koch and William Peden, eds.,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and John Quincy Adams (New York, 1946), 342; Daniel W. How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Chicago, 1979), 3336;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誷 Discontent: American in Search of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1996), 165; J. William Frost, A Perfect Freedom: Religious Liberty in Pennsylvania (New York, 1990), 58.
然而，尽管民主政治在不断扩展，政府的权力却在日渐缩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把内战前的美国人称作是“迷恋自由的狂人”，他们对自由是如此的看重，以至于对“一切路桥费、政府税、州际公路、银行、等级、州长，甚至几乎对法律本身”都表示出一种仇视。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贯穿一种旧的观念，即认为自由与政治权势之间的斗争是历史上永无终结的内容。尽管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并没有真实地存在过。在杰克逊时代，民主党经常不断地将远在天边的联邦政府斥责为“对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对于实施奴隶制的南部来说，它们捍卫自己“特殊体制”的首要武器就是州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南部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之事并非纯属偶然。但民主党人以自由为理由来反对政府权威的意义远不止于为奴隶制提供一种保护。民主党人的理念是以自由放任式经济为基础的，并坚持对政府与社会加以区分，他们把政府授予的特权看作引起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如果国家从经济领域中退出，取消关税，取消对银行和公司的特权以及其他形式的特权，普通的美国人就可以在自动调节的市场公平竞争中测试自己的能力，而不致于像在欧洲那样，被终身地围困在特权制度的陷阱之中。
在民主党人看来，一个弱政府对私人自由和公共自由——即“在社会联盟中的个人自由和在联邦的联盟中的州自由”——都非常重要。个人的道德观说穿了属于个人私事的领域，不应成为公共事务的内容。民主党人反对通过禁酒的立法以及其他一些将一种道德观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企图，他们的这种立场受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大批涌入该党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格外欣赏和欢迎。对禁酒立法的反对通常启用捍卫个人自由的名义。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人自称为“热爱自由的公民”质问道，谁给了一部分公民训导他人如何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利。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进行限制，”一家民主党人的报纸在1842年写道，“是自由的惟一保障。”Carl Bode and Malcolm Cowley, eds., The Portable Emerson (New York, 1981), 59495; “Introduction,”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 I (October 1837),115; Michael A. Morrison, “Martin Van Buren, the Democracy, and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Texas Annex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1 (November 1995), 71213; W. J.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An American Tradition (New York, 1979), 20001; Roy Rosenzweig,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8701920 (New York, 1983),177; L. Ray Gunn, The Decline of Authority: Public Economic Poli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ew York: 18001860 (Ithaca, 1988),19, 155.
这种存在于政府的“积极”和“消极”的定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冲突与自由的关系，是美国政治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特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到19世纪中叶，辉格党主张的、由政府协调经济发展的“美国体系”已成为过去，而民主党人鼓吹的有限政府的理念却扶摇直上，如日中天。1848年，纽约的《商业期刊》在比较美国人与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自由定义时说： “在我们国家，55自由的涵义是在所有个人事务中不存在任何来自政府的干预。” 衡量公共政策的好坏，不再是以这些政策是否促进了公共福利为准则，而是以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和何种范围里允许“自由能力”的发挥，这种能力指的是，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个人追求他们的利益和培养他们独特的专长和技能。Welter, Mind of America, 127; Novak, People誷 Welfare, 18485; Francis Lieber, Manual of Political Ethics (Boston, 1838), 167, Lawrence F. Kohl,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arties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in the Jacksonian Era (New York, 1989),10409.
政治民主化将政治自由重新定义为一种拥有自身的功能而不是一种控制财产的功能，同样，经济与宗教生活中的变化也极有力地促进了一种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思想的广泛传播，这种思想把自由理解成说自主和自导的个人不受任何来自个人之外的限制。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市场革命”的全国性经济转型运动。在交通和通讯方面发生的技术革命——如蒸汽动力船、运河、铁路、电报等——将农场主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起来，至少在北部是这样的，使他们成为了工业制造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银行和各种联合企业成为经济事业的中心。美国的第一批工厂首先在纺织业和制鞋业中出现。在其他的行业中，商人们将先前分散且独立的工匠们组织起来，形成工场，迫使工匠们遵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纪律和规则。这些变化，用康涅狄格牧师霍勒斯•布什内尔在1851年的话来说，产生了“一场家庭生活和行为方面的彻头彻尾的革命”。Charles Sellers, 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ian America 18151846 (New York, 1991); Christopher Clark, The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Western Massachusetts, 17801860 (Ithaca, 1990), 4.
家庭作为经济生产的中心地位的衰落，加上西进运动和都市化发展，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群不再依附地方社区，而是像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一样，四处流动，竭力寻求和抓住经济变化带来的一切机会。这种在市场上为进取而竞争的权利逐渐地变成了美国自由的一个试金石。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亨利•C. 凯里曾指出，“决定一个人处于自由还是被奴役状态的问题”势必要与市场关系联系在一起。当个人为了购买一种商品而竞争时，商品的主人就变成了自由人。随着市场革命的不断深入，自由女神也被更为官方地用来作为物质进步的一种象征。新泽西州的州印是在1776年开始启用的，上面将自由女神与手中举着一个丰绕角的罗马农业女神刻瑞斯并列。1821年，州印上又加了?自由与繁荣”的格言，使两者的联系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1836年加入联邦的阿肯色州，在州印上也刻有自由女神的图像，并伴之以一条蒸汽机轮船和两只五谷满溢而出的牛角的图像。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121; Steven Watts, The Public Reborn: War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America, 17901820 (Baltimore, 1987),56新泽西州的州印(1776年制，“自由与繁荣”的格言是在1821年加上去的)和阿肯色州的州印反映出一种非常广泛流行的将自由与技术进步和物质繁荣等同起来的实践。(J.Franklin Reigart,The United States Album[Lancaster,1844]) 19世纪20和30年代席卷全国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所带来的宗教复兴为主张个人改良和个人自决的思想赋予了宗教意义上的有力支持。复兴主义者拒绝接受人生而堕落并逃脱不了预先设定57的命运的思想，他们大肆宣扬上帝是仁慈的和人类具有自由意志这类颇有争议性的理论。尽管有些卡尔文派分子反对这样的看法，但在这些年里，自由意志“几乎成了一种美国教条”。既然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上的自由意志者，所有的原罪者可以选择精神自由，而这种自由，用普世教牧师乔纳森•布兰查德的话来说，指的是“耶稣对那些自由和自愿选择服从他的理性的个人的一种完全的统治”。复兴主义者将宗教向广大的群众开放；他们强调，所有普通的美国人，而绝非一小撮所谓“上帝的选民”，都能决定他们自己的精神归宿，这样的思想可以说与政治上的民主化和迅速蔓延的市场价值观是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福音派的牧师们并非都是市场社会的鼓吹者；事实上，他们经常抨击的原罪类别中就包括了贪婪、自私自利以及对他人的生死福祸的漠视态度。但在对“良心的个人化”的鼓吹和宣传中，他们又把勤奋、持重和自律强调为一种自由选择的道德行为的典范，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推行在一种在市场文化中获取成功而必须具备的素质。①
领土扩张与美国自由的第二个中心内容—— 政治民主化 ——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挑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并在19世纪早期当西部各州进入联邦时，达到了高潮，52 因为这些州的法律允许所有的白人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原来的老州也迅速加以效法。在19世纪20和30年代之间举行的一系列州制宪大会上，代表们对民主与财产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在1829年弗吉利亚州的制宪大会上，麦迪逊重述了他的警告：经济变化最终将产生一个无产者的大多数，他们很可能对“有产者的权利”和“正义之权利”造成威胁和损害。40年前，在联邦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曾暂时性地支持对选举权加以财产资格的限制，以约束公众对政治的参与。但现在，面临时代的民主精神，他认为这样的限制违反了“自由政府的重要原则”，即政府需经人民同意而统治的原则。Christopher Collier, “The American People as Christian White Men of Property: Suffrage and Elections in Colonial and Early National America,” and Sean Wilentz, “Property and Power: Suffrag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71860,” both in Voting and the Spirit of American Democracy, ed. Donald W. Rogers (Hartford, 1990), 1941; Merrill D. Peterson, ed., Democracy, Liberty, and Property: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1820誷 (Indianapolis, 1966); Drew R. McCoy, The last of the Found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New York, 1989), 19298.
尽管各州扩大选举权进程的速度不尽一致，但到1860年时，所有州都取消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这样一来，有产者的经济独立与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传统对应关系被切断了。公民资格所必需的自主不再基于对财产的拥有，而是以对自身的拥有为基础。那些主张民主改革的人指出，独立宣言列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中，甚至连财产都没有提及。他们对财富是智慧和美德的保证这一思想也提出了挑战。美国政治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利伯写道：“成千上万没有财产的人与公共事物的关系，与那些拥有一幢房屋的人或那些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与公共事务的关系，是同等重要的。”Robert J. Steinfeld, “Property and Suffrage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Stanford Law Review, 41 (January 1989), 33576; Judith Wellman, “Women誷 Rights, Republicanism, and Revolutionary Rhetoric in Antebellum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History, 69 (July 1988), 366; Francis Lieber, 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Philadelphia, 1859), 17677.
到1830年，一个蓬勃兴旺的民主体制在美国得以稳固。美国民主充满了活力，党派色彩浓厚，有时还带有暴力性质。但它吸引和运用了众多公民的能量(到19世纪40年代，选民投票人数占了合格选民人数的80%)。民主政治的力量来自实行政治自治的地方社区，而不是来自华盛顿。为了强调政治权力的广泛分散，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政治文化时，特意在讨论“联邦概观”之前，先写了一章来说明为什么有必要探讨“各州的状况”。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7173;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誷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96), 10;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1946), 59.在美国这样一个缺乏更为传统的界定民族性的基础—— 即面临一个强大而且具有威胁性的邻国或拥有一个由历史积累起来的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结体——的国家内，民主式的政治体制便取而代之成为了界定国?整体特征的基础。
如同托克维尔认识到的，民主的意义远不止行使投票权。民主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创造，它强化了同属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同时也扩大了这些人与那些不属于同一政治社会的人之间存在的鸿沟。“公民自由，”利伯写道，是“一种相互平等的人之间的联合状态。”参与选举以及其他围绕选举的各类庆典——如游行、篝火晚会、群众集会以及政党大会等——都有助于界定谁才是享有平等的美国“人民”。 与此同时，53选举权迅速地变成了美国公民资格的象征——如果不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因为严格地讲，选举权仍然是一种受州政府制约的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至少在大众语言和公众意识的意义上是这样理解的。诺厄•韦伯斯特编撰的《英语词典》解释说，“公民”一词在美国与投票权是同义的，尽管在欧洲这种等同关系并不存在。因此，政治民主是美国自由的一个最根本特征。如同一位鼓吹民主改革的人士所说，投票权是“自由的第一标志，是自由人的惟一真实的证章”。Wiebe, SelfRule, 83; Jean H.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1983), 26671; Noah Webster,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ols. London, 1852); William B.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merican Conceptions of Proper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1977), 7678.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自由既是一种个人权利，同时也是自治社会所拥有的一种集体性权利，是对无节制权威的一种限制，是增强公民权势的一种形式。但如果将内战前的美国人统统看成是对政府所有行动都抱有敌意的人，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国家的自由，”田纳西州的一家法院在1827年宣称说，“并非只是局限于对个人权利的运用”，而是一种“在法院和投票站”生长蔓延的公共品质。一个包含了数百万奴隶人口的社会，不可能不熟悉强有力的政府行为。领土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都需依靠公共权威富有活力的运用——从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和转移处置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到对纽约修建伊利运河和为刺激投资和商业而对大公司授以特权等这样的直接经济干预，都是这种权威运用的结果。Duncan J. 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119.
“一个软弱的政府，”利伯写道，“是对自由的一种否定。”这种观点在内战前的美国是颇有市场的。在联邦政府一级，类似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这样的辉格党人坚持认为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增进自由的空间。亚当斯写道，自由不仅仅意味着不受限制：“个人自由也是一种个人权力”，是一种行动起来争取个人目标的能力。自由要求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国，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平衡和管理经济发展，为赢得美国的繁荣创造条件，从而能够推进一种所有阶级共享的经济繁荣。辉格党人还进一步否定了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前提：私人生活不受公共行为的干预。为了扮演一种自由的——也就是说自我主导的和自我约束的——而且有道德的角色，个人需要某些政府可以帮助灌输和培养的特性。通过公共教育、禁酒的立法以及其他类似行动，民主政府可以向人民灌输“道德的原则”。事实上，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民选的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对商品货物的买卖进行管理，控制流行疾病的传播，并在卖淫和酗酒问题上左右公众的道德观念。宾夕法尼亚在殖民地时代曾以54对宗教自由的承诺而著称，但到了19世纪，它竟以拥有最严厉的惩罚渎神罪、辱骂亵渎上帝罪以及破坏礼拜日行为的法律而再度闻名于世。Novak, People誷 Welfare, 35 and passim; Adrienne Koch and William Peden, eds.,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and John Quincy Adams (New York, 1946), 342; Daniel W. How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Chicago, 1979), 3336;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誷 Discontent: American in Search of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1996), 165; J. William Frost, A Perfect Freedom: Religious Liberty in Pennsylvania (New York, 1990), 58.
然而，尽管民主政治在不断扩展，政府的权力却在日渐缩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把内战前的美国人称作是“迷恋自由的狂人”，他们对自由是如此的看重，以至于对“一切路桥费、政府税、州际公路、银行、等级、州长，甚至几乎对法律本身”都表示出一种仇视。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贯穿一种旧的观念，即认为自由与政治权势之间的斗争是历史上永无终结的内容。尽管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并没有真实地存在过。在杰克逊时代，民主党经常不断地将远在天边的联邦政府斥责为“对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对于实施奴隶制的南部来说，它们捍卫自己“特殊体制”的首要武器就是州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南部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之事并非纯属偶然。但民主党人以自由为理由来反对政府权威的意义远不止于为奴隶制提供一种保护。民主党人的理念是以自由放任式经济为基础的，并坚持对政府与社会加以区分，他们把政府授予的特权看作引起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如果国家从经济领域中退出，取消关税，取消对银行和公司的特权以及其他形式的特权，普通的美国人就可以在自动调节的市场公平竞争中测试自己的能力，而不致于像在欧洲那样，被终身地围困在特权制度的陷阱之中。
在民主党人看来，一个弱政府对私人自由和公共自由——即“在社会联盟中的个人自由和在联邦的联盟中的州自由”——都非常重要。个人的道德观说穿了属于个人私事的领域，不应成为公共事务的内容。民主党人反对通过禁酒的立法以及其他一些将一种道德观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企图，他们的这种立场受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大批涌入该党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格外欣赏和欢迎。对禁酒立法的反对通常启用捍卫个人自由的名义。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人自称为“热爱自由的公民”质问道，谁给了一部分公民训导他人如何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利。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进行限制，”一家民主党人的报纸在1842年写道，“是自由的惟一保障。”Carl Bode and Malcolm Cowley, eds., The Portable Emerson (New York, 1981), 59495; “Introduction,”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 I (October 1837),115; Michael A. Morrison, “Martin Van Buren, the Democracy, and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Texas Annex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1 (November 1995), 71213; W. J.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An American Tradition (New York, 1979), 20001; Roy Rosenzweig,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8701920 (New York, 1983),177; L. Ray Gunn, The Decline of Authority: Public Economic Poli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ew York: 18001860 (Ithaca, 1988),19, 155.
这种存在于政府的“积极”和“消极”的定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冲突与自由的关系，是美国政治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特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到19世纪中叶，辉格党主张的、由政府协调经济发展的“美国体系”已成为过去，而民主党人鼓吹的有限政府的理念却扶摇直上，如日中天。1848年，纽约的《商业期刊》在比较美国人与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自由定义时说： “在我们国家，55自由的涵义是在所有个人事务中不存在任何来自政府的干预。” 衡量公共政策的好坏，不再是以这些政策是否促进了公共福利为准则，而是以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和何种范围里允许“自由能力”的发挥，这种能力指的是，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个人追求他们的利益和培养他们独特的专长和技能。Welter, Mind of America, 127; Novak, People誷 Welfare, 18485; Francis Lieber, Manual of Political Ethics (Boston, 1838), 167, Lawrence F. Kohl,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arties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in the Jacksonian Era (New York, 1989),10409.
政治民主化将政治自由重新定义为一种拥有自身的功能而不是一种控制财产的功能，同样，经济与宗教生活中的变化也极有力地促进了一种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思想的广泛传播，这种思想把自由理解成说自主和自导的个人不受任何来自个人之外的限制。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市场革命”的全国性经济转型运动。在交通和通讯方面发生的技术革命——如蒸汽动力船、运河、铁路、电报等——将农场主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起来，至少在北部是这样的，使他们成为了工业制造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银行和各种联合企业成为经济事业的中心。美国的第一批工厂首先在纺织业和制鞋业中出现。在其他的行业中，商人们将先前分散且独立的工匠们组织起来，形成工场，迫使工匠们遵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纪律和规则。这些变化，用康涅狄格牧师霍勒斯•布什内尔在1851年的话来说，产生了“一场家庭生活和行为方面的彻头彻尾的革命”。Charles Sellers, 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ian America 18151846 (New York, 1991); Christopher Clark, The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Western Massachusetts, 17801860 (Ithaca, 1990), 4.
家庭作为经济生产的中心地位的衰落，加上西进运动和都市化发展，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群不再依附地方社区，而是像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一样，四处流动，竭力寻求和抓住经济变化带来的一切机会。这种在市场上为进取而竞争的权利逐渐地变成了美国自由的一个试金石。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亨利•C. 凯里曾指出，“决定一个人处于自由还是被奴役状态的问题”势必要与市场关系联系在一起。当个人为了购买一种商品而竞争时，商品的主人就变成了自由人。随着市场革命的不断深入，自由女神也被更为官方地用来作为物质进步的一种象征。新泽西州的州印是在1776年开始启用的，上面将自由女神与手中举着一个丰绕角的罗马农业女神刻瑞斯并列。1821年，州印上又加了?自由与繁荣”的格言，使两者的联系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1836年加入联邦的阿肯色州，在州印上也刻有自由女神的图像，并伴之以一条蒸汽机轮船和两只五谷满溢而出的牛角的图像。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121; Steven Watts, The Public Reborn: War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America, 17901820 (Baltimore, 1987),56新泽西州的州印(1776年制，“自由与繁荣”的格言是在1821年加上去的)和阿肯色州的州印反映出一种非常广泛流行的将自由与技术进步和物质繁荣等同起来的实践。(J.Franklin Reigart,The United States Album[Lancaster,1844]) 19世纪20和30年代席卷全国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所带来的宗教复兴为主张个人改良和个人自决的思想赋予了宗教意义上的有力支持。复兴主义者拒绝接受人生而堕落并逃脱不了预先设定57的命运的思想，他们大肆宣扬上帝是仁慈的和人类具有自由意志这类颇有争议性的理论。尽管有些卡尔文派分子反对这样的看法，但在这些年里，自由意志“几乎成了一种美国教条”。既然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上的自由意志者，所有的原罪者可以选择精神自由，而这种自由，用普世教牧师乔纳森•布兰查德的话来说，指的是“耶稣对那些自由和自愿选择服从他的理性的个人的一种完全的统治”。复兴主义者将宗教向广大的群众开放；他们强调，所有普通的美国人，而绝非一小撮所谓“上帝的选民”，都能决定他们自己的精神归宿，这样的思想可以说与政治上的民主化和迅速蔓延的市场价值观是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福音派的牧师们并非都是市场社会的鼓吹者；事实上，他们经常抨击的原罪类别中就包括了贪婪、自私自利以及对他人的生死福祸的漠视态度。但在对“良心的个人化”的鼓吹和宣传中，他们又把勤奋、持重和自律强调为一种自由选择的道德行为的典范，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推行在一种在市场文化中获取成功而必须具备的素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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