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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0
Rural Massachusetts,” and John M. Faragher, “OpenCountry Community,” both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America, ed Steven Hahn and Jonathan Prude (Chapel Hill, 1985), 7576, 24547; Randolph A. Roth, The Democratic Dilemma: Religion, Reform,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 of Vermont, 17911850 (New York, 1987), 297; Wiebe, SelfRule, 2426.
① Richard Stott, “Artisan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6 (Summer 1996), 26769;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761877，” in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Labor History, ed. J. Carroll Moody and Alice KesslerHarris (DeKalb, 1989), 83151; Peter Knights, The Plain People of Boston, 18301860 (New York, 1971), 120; Bridges, A City in the Republic, 4658;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 vols. Washington, DC, 1975), I, 139; Stanley Lebergott, “The Pattern of Employment Since 1800,”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 Seymour E. Harris (New York, 1961), 29091; Christopher L. Tomlins, Labor, Law, and Ideolog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93); Robert J. Steinfeld, The Invention of Free Labor: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 and Culture, 13501870 (Chapel Hill, 1991), 14460. 工资劳动制的兴起及其在法律上的体制化对传统观念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这种观念认为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自由是不相称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哈斯克尔曾经指出，市场革命，通过推动一种个人掌握自己未来命运的能力和感觉以及个人对他人命运的责任感，鼓励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感情的生长。但许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扩张体验的结果，并未增加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而是丧失了这种力量。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工人有权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这是洛克时代就出现的流行观念。在杰克逊时代，这种观念重新激发了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理想，正是他们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其将自由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过程提出了全面的批判。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33961, 54766;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1984), 63103; Ronald Schultz, The Republic of Labor: Philadelphia Artisans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17201830 (New York, 1993), 20629.
当然，借用人身奴隶制的语言来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资关系的自由，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也不是惟有美国人才这样做。在英国，将工资制劳工比喻成受奴隶制压迫的人，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即便是杰克逊时代的劳工运动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使用了这种比喻，英国宪章派的报纸几乎仍在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在美国，奴隶制是一个近在咫尺的现实，而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象征。与此同时，小生产者在美国的社会秩序中仍是一个颇有势力的组成部分，而工资制下的工人因为其经济地位上的依附关系而比一般人更缺少自由，这种看法因而具有了特别的影响。60 工资奴隶制打破了原来存在于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鲜明对照，暴露了表面上自由的经济体制中隐藏着的不同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使被视为是一种适宜的自由定义的契约市场观念受到了挑战。1828版的诺厄•韦伯斯特《美国词典》宣称说，自由是“一种免于权势或他人控制的状态”。杰克逊时代的劳工运动曾问道，有多少凭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真正地处于这种“被免除”的状态。David Turley, The Culture of English Antislavery, 17801860 (London,1991), 18284; Marcus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The AngloAmerican Context 18301860 (Athens, GA, 1979), 914; Noah Webs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ols. New York, 1828);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7l84;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203.费城劳工运动的发言人兰顿•拜勒斯拜坚持说，工资劳动制正是“奴隶制的核心”。
工资奴隶制(或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别称“工厂奴隶制”)的比喻立即引发了一系列对早期工厂行为和做法的抱怨，ǹ低工资、不正常且没有担保的雇佣期、繁多而又极为武断的规章制度等等，也包括(法院)使用阴谋定罪手段来阻止工人组织工会的行径。1806年，一群费城的制鞋匠人宣称道：“自由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他们的领导人因从事组织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活动，而以谋反的名义被判为有罪。30年后，20名纽约的裁缝工人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罪。这项判决引发了一场以“埋葬自由”为题的公开游行。在这一时期，工厂和工场的那种繁多琐细的工作规章规则，也被人看作是一种对自由的剥夺。一位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阿姆斯克格纺织厂工作的操作工，甚至把工厂的铃声比作为“奴隶主手中的鞭子”。Barry Goldberg, “Slavery, Race and the Languages of Class: ‘Wage Slaves’ and White ‘Nigger,’” New Politics, n.s., 3 (Summer 1991), 6470; John R.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4 vols. New York, 191835), I, 14142; Tomlins, Law, Labor, Ideology, 12830, 163n.; David A. 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New England Workers and the Mechanized Factory System 18151850 (New York, 1992), 11316, 16162.
但是，作为一种批判思想，工资奴隶制的核心是指出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自由是互不相称的。在当时，这种思想最有影响的鼓动者是新英格兰的社会哲学家奥雷斯蒂斯•A. 布朗森，他在1840年的名为“劳动阶级”的文章中，把工资描述成“魔鬼为了使自己做到问心无愧而设置的一个奸诈的手段，他想占尽奴隶制的所有好处，却又不想承担一个奴隶主的花费、烦恼以及丑恶的名声”。布朗森后来回忆说，他的文章是从那些道貌岸然的观点中引出的“一种普遍的、充满恐惧的呐喊”。但并不是只有激进劳工分子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盟军才看清了工资奴隶制与奴隶制之间的相似之处的。在他那颇为诡异《女仆的地狱》的故事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一家新英格兰造纸厂的工人，站在机器旁时，竟然“哑然无声，畏畏缩缩，如同奴隶一般”。在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内，从善于哗众取宠的迈克•沃尔什(他曾对纽约的工人们讲道：“你们61“马萨诸塞州林恩市制鞋工人的罢工活动——800名女工在暴风雨中游行”。取自1860年3月17日的《弗兰克•莱斯利插图画报》。将北方“工资奴隶”的境地比作南部奴隶所处的境地，这是19世纪工人运动常用的一种语言。(Library of Congress)是奴隶，没有谁比那些把你们叫作自由人的野狗们更清楚这一事实了”)到其他煽动力较次的政治人物，都始终坚信，一个理想的公民应是一个农场主或独立自主的技术工匠；工厂制和受商人摆布的手工工场只是在引进一种与美国自由相冲突的专断制度。Bronson essay in Joseph L. Blau, ed., Social Theories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Indianapolis, 1954), 30610;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191n; “The Tartarus of Maids,” Selected Writings of Herman Melville (New York, 1952), 19596;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32; 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116, 293.
今天，当工资的水平，而不是62为工资而工作的问题，成为劳工运动的起因时，“工资奴隶制”及其由此衍生的工资制下的工人缺乏真正的自由的推论，听上去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而在19世纪，这两者却同时界定着那种包括了经济自立在内的自由的内容。“我们是自由的，”一位名叫彼得•罗德尔的德国移民制鞋工人写道,“但自由得不够， …… 我们需要生活的自由。”将自由与经济自立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起源于小生产者的传统和公众对美国革命的普遍期望，与市场价值决定一切的观点相比较，这种思想宣示了一种不同的社会观。不仅如此，它对爱默生和其他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也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变革可以简单地通过所谓“自信、自力、自制和自习”来取得。布朗森坚持认为，工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他们的根扎在“社会的结构之中”，而那些反对“改变既存社会秩序”的人是不愿面临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这种对自由的敏感力将激发从杰克逊时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党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抗议运动。Bruce Levine, “The Migration of Ideology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 of Freedom: German American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Occasional Paper No. 7,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92), 1112; Wilentz,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88;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241; Blau, ed., Social Theories, 310.
在费城劳工领袖斯蒂芬•辛普森看来，告诉工人他们只享受到了“自由的骨架”很容易，难的是找到可行的办法，来扭转这种经济依附的趋势。这个时代的社群主义者曾提出过一个办法。这些罗伯特•欧文和阿尔伯特•傅立叶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指出，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从而消除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差别。内战前，美国建立了十来个实验公社，大部分奉行禁欲式的生活方式，并实施由具有感召力的宗教或世俗领袖制定的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外人看来，这些公社犹如一种“自愿奴隶制”形式。但对公社成员来说，加入一个像“新和谐”、布鲁克农庄或奥奈达之类的公社，如同在被称之为“自由的坟墓”的市场经济的拒绝之后，重新找到了获取个人自由的出路。Blau, ed., Social Theories, 141; J. F. C. Harrison, Quest for the New Moral World: Robert Owen and the Owenit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New York, 1969), 5258; Christopher Clark, The Communitarian Moment: The Radical Challenge of the Northampton Association (Ithaca, 1995), 99108.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把财产看成是自由的基础，而不是威胁，社群主义对于他们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争取更容易地获取私有财产，而不是废除私有财产。托马斯•斯基德莫尔是一个机械工和教师，也是纽约市的工人党的早期领袖，他曾对此提出过一个建议。在他看来，财产的拥有权极为重要，他甚至批评杰斐逊没有把这项权利包括在独立宣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中；但他认为，财产必须平等地分配，真实的自由基础才能建立起来。他建议在每个人(他没有排除妇女和黑人)成年之前，政府应向他们提供一份“宽裕的生计来源”。
1837—1842年的经济萧条是迄至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63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之后，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保障工人经济自主权的运动：争取自由土地的运动。毫无疑问，美国人的自由观长期以来就是与对西部的期望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年来，民主党一直在鼓吹和提倡建立一项能够帮助民众便利地获取政府土地的政策。如安德鲁•杰克逊所说，“让每个有进取心的美国公民都有机会得到一个独立的家庭住所。”但在19世纪40年代，真正使西部自由宅地思想变得流行起来的却是乔治•亨利•埃文斯和一向超俗脱群、标新立异的霍勒斯•格里利。前者是一个新闻记者，杰克逊时代劳工运动的老将；后者曾经一度是辉格党人，社群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者和改良派废奴主义者。埃文斯认为：“土地的自由”将给工资奴隶带来“解放”，这是改变永久性依附关系的惟一变通方式。Thomas Skidmore, Th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New York, 1829); Wilentz,
并非只是北部的劳工和改良主义者才对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概念持批判的态度。在西进扩张的过程中，南部也与自由州一样，全力以赴地参与了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但没有推进南部的经济现代化，却使种植园奴隶制更进一步地演变成为南部生活的中心机制。奴隶制的迅速发展和一个鲜明的南部统治阶级的形成与巩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维护奴隶制的意识形态的兴起；这种意识形态借用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反差为武器，对北部自诩的“自由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类如约翰•卡尔霍恩和乔治•菲茨休这样的奴隶制的卫道士认为，北部的自由劳力与“我们故乡中的奴隶”比起来相差无几，相对于为一个家长式的主人所拥有、免受竞争激烈的市场的剥削的奴隶所处的位置来说，北部劳工实际上的情形更糟。事实上，这些奴隶制的卫道士强调说，自由劳动的思想本身是一种残酷的虚构，它听任有产阶级逃避他们本应承担的对社会中那些天生低贱无能者应担负的责任。对黑人进行奴役，等于为在白人内部争取“完美的平等”提供最可靠的保证，它将白人从北部工资制劳工们不得不从事的工厂劳动和家庭杂务这类“低贱的和体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为非奴隶主的白人提供了相当从容的空间来争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自主。一位议员声称，因为有了奴隶制，南部的白人才能“如在天空中任意翱翔的鸟儿一样的独立自由”。①
Chants Democratic, 19395; Jackson in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5966;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313; Bernard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New York, 1955), 85.
①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47; Eugene D. Genovese, The Slaveholders?Dilemma: Freedom and Progress in Southern Conservative Thought, 18201860 (Columbia, SC, 1992), 3334, 48; James 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90), 80; Congressional Globe, 35th Congress, 2d sess., 1339; Charleston Mercury, March 7, 1860. 如同在北部，追求平等的精神在南部白人社会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如同在北部一样，南部各州的宪法也都将自由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奉为神明，而且南部也全面参与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事实上，在1810年，南卡罗来纳州成为原始13个州中最先实行白人男性普选权的州(尽管它同时保留了许多对担任公职的人的财产资格要求)。 南部白人自称是美国革命的真正后代，64与建国之父们分享“同一种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在他们的政治语言中，充满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对比，同时也充满了对北部人要把他们贬降为奴隶的企图的指责。一群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称，如果他们向西部推进奴隶制的权利受到限制，南方人将变成“被北部所奴役的孩子”。南部?想的代言人时常启用陈旧的自由定义，认为自由是一种特权，一个“必须挣来的回报，而不是一种无需付出代价、可任意向所有人施舍的恩赐”。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乔治•麦克达菲则说，白人“是为自由而生的”，而黑人则“完全不配享有……理性的自由”。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7277; Chilton Williamson, American Suffrage: 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 17601860 (Princeton, 1960), 156; J. Mills Thornton III, 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Baton Rouge, 1978), 216; Bradley G. Bo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Mississippi 18301900 (Baton Rouge, 1995), 96; Richard K. Crallé, ed., The Works of John C. Calhoun (6 vols. New York, 185156), I, 55; “Diversity of the Races; Its Bearing upon Negro Slavery,”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 n.s., 3 (April 1851), 406; William M. Wiecek, The Sources of Antislavery Constitutionalism in America, 17601848 (Ithaca, 1977),18081.
1830年后，随着区域争端的逐渐加剧，一些南部的说教者开始放弃使用争取白人内部平等的理论来捍卫奴隶制，而转向使用另外一种理论，即认为奴隶制是一个有机的等级社会的基础。他们认为，自由不仅仅指一个人不受压迫或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自我更新的能力：自由的基础是对低等人行使的主权，这种主权不仅在家庭中存在(北部人对此并无异见，认为家庭中的依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必须在大的社会中存在，因为社会中的各种软弱和低贱的群体“要求某种形式的主人”来控制。南卡罗来纳州的名声显赫的种植园主詹姆士•亨利•哈蒙德彻底抛弃了杰斐逊的普遍天赋人权的说法，把人类平等的思想斥之为“荒谬可笑的”说法。许多南部的牧师，为了从宗教的角度维护奴隶制的合法性，也声称不平等以及高等人对低等人的统治是人类生存的“一条基本法则”。“人类社会中由不同级别和秩序组成的”等级制度，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长老会牧师约翰•B. 阿尔杰说，是“神意安排”的世界的一部分。乔治•菲茨休在这方面的结论最为极端，他不仅否定了杰斐逊的理想，同时也否定了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观念。对菲茨休来说，南部退出联邦的行动是比1776年的“普通事件”意义更为重大的事件，因为它不仅反抗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而且也反对洛克、斯密、杰斐逊和潘恩等作者，他们因强调自由基于“人类平等”和“天赋人权”而使现代自由的观念错误百出。菲茨休写道，“普遍自由”远不是人类世界的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特殊现象，是一个试验，先“在欧洲的一个角落里”实行了“一小会儿”，然后又转移到北美大陆，但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对于哪个民族或肤色的人来说，只有奴役状态才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的……正常的和自然的”基础。Drew G. Faust, ed., The Ideology of Slavery: Proslavery Thought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18301860 (Baton Rouge, 1981), 176, 285, 293; Mitchell Snay, Gospel of Disunion: Religion and Separatism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Chapel Hill, 1997), 6871; George Fitzhugh, “Revolutions of ‘76 and ’61 Contrasted.,” De Bow誷 Review, n.s., 4 (JulyAugust 1867), 3647; George Fitzhugh, Sociology for the South (Richmond, 1854), 23839.
① Richard Stott, “Artisan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6 (Summer 1996), 26769;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761877，” in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Labor History, ed. J. Carroll Moody and Alice KesslerHarris (DeKalb, 1989), 83151; Peter Knights, The Plain People of Boston, 18301860 (New York, 1971), 120; Bridges, A City in the Republic, 4658;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 vols. Washington, DC, 1975), I, 139; Stanley Lebergott, “The Pattern of Employment Since 1800,”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 Seymour E. Harris (New York, 1961), 29091; Christopher L. Tomlins, Labor, Law, and Ideolog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93); Robert J. Steinfeld, The Invention of Free Labor: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 and Culture, 13501870 (Chapel Hill, 1991), 14460. 工资劳动制的兴起及其在法律上的体制化对传统观念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这种观念认为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自由是不相称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哈斯克尔曾经指出，市场革命，通过推动一种个人掌握自己未来命运的能力和感觉以及个人对他人命运的责任感，鼓励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感情的生长。但许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扩张体验的结果，并未增加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而是丧失了这种力量。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工人有权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这是洛克时代就出现的流行观念。在杰克逊时代，这种观念重新激发了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理想，正是他们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其将自由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过程提出了全面的批判。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33961, 54766;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1984), 63103; Ronald Schultz, The Republic of Labor: Philadelphia Artisans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17201830 (New York, 1993), 20629.
当然，借用人身奴隶制的语言来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资关系的自由，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也不是惟有美国人才这样做。在英国，将工资制劳工比喻成受奴隶制压迫的人，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即便是杰克逊时代的劳工运动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使用了这种比喻，英国宪章派的报纸几乎仍在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在美国，奴隶制是一个近在咫尺的现实，而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象征。与此同时，小生产者在美国的社会秩序中仍是一个颇有势力的组成部分，而工资制下的工人因为其经济地位上的依附关系而比一般人更缺少自由，这种看法因而具有了特别的影响。60 工资奴隶制打破了原来存在于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鲜明对照，暴露了表面上自由的经济体制中隐藏着的不同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使被视为是一种适宜的自由定义的契约市场观念受到了挑战。1828版的诺厄•韦伯斯特《美国词典》宣称说，自由是“一种免于权势或他人控制的状态”。杰克逊时代的劳工运动曾问道，有多少凭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真正地处于这种“被免除”的状态。David Turley, The Culture of English Antislavery, 17801860 (London,1991), 18284; Marcus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The AngloAmerican Context 18301860 (Athens, GA, 1979), 914; Noah Webs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ols. New York, 1828);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7l84;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203.费城劳工运动的发言人兰顿•拜勒斯拜坚持说，工资劳动制正是“奴隶制的核心”。
工资奴隶制(或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别称“工厂奴隶制”)的比喻立即引发了一系列对早期工厂行为和做法的抱怨，ǹ低工资、不正常且没有担保的雇佣期、繁多而又极为武断的规章制度等等，也包括(法院)使用阴谋定罪手段来阻止工人组织工会的行径。1806年，一群费城的制鞋匠人宣称道：“自由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他们的领导人因从事组织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活动，而以谋反的名义被判为有罪。30年后，20名纽约的裁缝工人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罪。这项判决引发了一场以“埋葬自由”为题的公开游行。在这一时期，工厂和工场的那种繁多琐细的工作规章规则，也被人看作是一种对自由的剥夺。一位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阿姆斯克格纺织厂工作的操作工，甚至把工厂的铃声比作为“奴隶主手中的鞭子”。Barry Goldberg, “Slavery, Race and the Languages of Class: ‘Wage Slaves’ and White ‘Nigger,’” New Politics, n.s., 3 (Summer 1991), 6470; John R.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4 vols. New York, 191835), I, 14142; Tomlins, Law, Labor, Ideology, 12830, 163n.; David A. 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New England Workers and the Mechanized Factory System 18151850 (New York, 1992), 11316, 16162.
但是，作为一种批判思想，工资奴隶制的核心是指出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自由是互不相称的。在当时，这种思想最有影响的鼓动者是新英格兰的社会哲学家奥雷斯蒂斯•A. 布朗森，他在1840年的名为“劳动阶级”的文章中，把工资描述成“魔鬼为了使自己做到问心无愧而设置的一个奸诈的手段，他想占尽奴隶制的所有好处，却又不想承担一个奴隶主的花费、烦恼以及丑恶的名声”。布朗森后来回忆说，他的文章是从那些道貌岸然的观点中引出的“一种普遍的、充满恐惧的呐喊”。但并不是只有激进劳工分子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盟军才看清了工资奴隶制与奴隶制之间的相似之处的。在他那颇为诡异《女仆的地狱》的故事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一家新英格兰造纸厂的工人，站在机器旁时，竟然“哑然无声，畏畏缩缩，如同奴隶一般”。在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内，从善于哗众取宠的迈克•沃尔什(他曾对纽约的工人们讲道：“你们61“马萨诸塞州林恩市制鞋工人的罢工活动——800名女工在暴风雨中游行”。取自1860年3月17日的《弗兰克•莱斯利插图画报》。将北方“工资奴隶”的境地比作南部奴隶所处的境地，这是19世纪工人运动常用的一种语言。(Library of Congress)是奴隶，没有谁比那些把你们叫作自由人的野狗们更清楚这一事实了”)到其他煽动力较次的政治人物，都始终坚信，一个理想的公民应是一个农场主或独立自主的技术工匠；工厂制和受商人摆布的手工工场只是在引进一种与美国自由相冲突的专断制度。Bronson essay in Joseph L. Blau, ed., Social Theories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Indianapolis, 1954), 30610;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191n; “The Tartarus of Maids,” Selected Writings of Herman Melville (New York, 1952), 19596;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32; 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116, 293.
今天，当工资的水平，而不是62为工资而工作的问题，成为劳工运动的起因时，“工资奴隶制”及其由此衍生的工资制下的工人缺乏真正的自由的推论，听上去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而在19世纪，这两者却同时界定着那种包括了经济自立在内的自由的内容。“我们是自由的，”一位名叫彼得•罗德尔的德国移民制鞋工人写道,“但自由得不够， …… 我们需要生活的自由。”将自由与经济自立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起源于小生产者的传统和公众对美国革命的普遍期望，与市场价值决定一切的观点相比较，这种思想宣示了一种不同的社会观。不仅如此，它对爱默生和其他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也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变革可以简单地通过所谓“自信、自力、自制和自习”来取得。布朗森坚持认为，工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他们的根扎在“社会的结构之中”，而那些反对“改变既存社会秩序”的人是不愿面临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这种对自由的敏感力将激发从杰克逊时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党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抗议运动。Bruce Levine, “The Migration of Ideology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 of Freedom: German American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Occasional Paper No. 7,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92), 1112; Wilentz,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88;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241; Blau, ed., Social Theories, 310.
在费城劳工领袖斯蒂芬•辛普森看来，告诉工人他们只享受到了“自由的骨架”很容易，难的是找到可行的办法，来扭转这种经济依附的趋势。这个时代的社群主义者曾提出过一个办法。这些罗伯特•欧文和阿尔伯特•傅立叶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指出，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从而消除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差别。内战前，美国建立了十来个实验公社，大部分奉行禁欲式的生活方式，并实施由具有感召力的宗教或世俗领袖制定的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外人看来，这些公社犹如一种“自愿奴隶制”形式。但对公社成员来说，加入一个像“新和谐”、布鲁克农庄或奥奈达之类的公社，如同在被称之为“自由的坟墓”的市场经济的拒绝之后，重新找到了获取个人自由的出路。Blau, ed., Social Theories, 141; J. F. C. Harrison, Quest for the New Moral World: Robert Owen and the Owenit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New York, 1969), 5258; Christopher Clark, The Communitarian Moment: The Radical Challenge of the Northampton Association (Ithaca, 1995), 99108.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把财产看成是自由的基础，而不是威胁，社群主义对于他们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争取更容易地获取私有财产，而不是废除私有财产。托马斯•斯基德莫尔是一个机械工和教师，也是纽约市的工人党的早期领袖，他曾对此提出过一个建议。在他看来，财产的拥有权极为重要，他甚至批评杰斐逊没有把这项权利包括在独立宣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中；但他认为，财产必须平等地分配，真实的自由基础才能建立起来。他建议在每个人(他没有排除妇女和黑人)成年之前，政府应向他们提供一份“宽裕的生计来源”。
1837—1842年的经济萧条是迄至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63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之后，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保障工人经济自主权的运动：争取自由土地的运动。毫无疑问，美国人的自由观长期以来就是与对西部的期望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年来，民主党一直在鼓吹和提倡建立一项能够帮助民众便利地获取政府土地的政策。如安德鲁•杰克逊所说，“让每个有进取心的美国公民都有机会得到一个独立的家庭住所。”但在19世纪40年代，真正使西部自由宅地思想变得流行起来的却是乔治•亨利•埃文斯和一向超俗脱群、标新立异的霍勒斯•格里利。前者是一个新闻记者，杰克逊时代劳工运动的老将；后者曾经一度是辉格党人，社群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者和改良派废奴主义者。埃文斯认为：“土地的自由”将给工资奴隶带来“解放”，这是改变永久性依附关系的惟一变通方式。Thomas Skidmore, Th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New York, 1829); Wilentz,
并非只是北部的劳工和改良主义者才对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概念持批判的态度。在西进扩张的过程中，南部也与自由州一样，全力以赴地参与了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但没有推进南部的经济现代化，却使种植园奴隶制更进一步地演变成为南部生活的中心机制。奴隶制的迅速发展和一个鲜明的南部统治阶级的形成与巩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维护奴隶制的意识形态的兴起；这种意识形态借用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反差为武器，对北部自诩的“自由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类如约翰•卡尔霍恩和乔治•菲茨休这样的奴隶制的卫道士认为，北部的自由劳力与“我们故乡中的奴隶”比起来相差无几，相对于为一个家长式的主人所拥有、免受竞争激烈的市场的剥削的奴隶所处的位置来说，北部劳工实际上的情形更糟。事实上，这些奴隶制的卫道士强调说，自由劳动的思想本身是一种残酷的虚构，它听任有产阶级逃避他们本应承担的对社会中那些天生低贱无能者应担负的责任。对黑人进行奴役，等于为在白人内部争取“完美的平等”提供最可靠的保证，它将白人从北部工资制劳工们不得不从事的工厂劳动和家庭杂务这类“低贱的和体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为非奴隶主的白人提供了相当从容的空间来争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自主。一位议员声称，因为有了奴隶制，南部的白人才能“如在天空中任意翱翔的鸟儿一样的独立自由”。①
Chants Democratic, 19395; Jackson in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5966;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313; Bernard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New York, 1955), 85.
①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47; Eugene D. Genovese, The Slaveholders?Dilemma: Freedom and Progress in Southern Conservative Thought, 18201860 (Columbia, SC, 1992), 3334, 48; James 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90), 80; Congressional Globe, 35th Congress, 2d sess., 1339; Charleston Mercury, March 7, 1860. 如同在北部，追求平等的精神在南部白人社会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如同在北部一样，南部各州的宪法也都将自由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奉为神明，而且南部也全面参与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事实上，在1810年，南卡罗来纳州成为原始13个州中最先实行白人男性普选权的州(尽管它同时保留了许多对担任公职的人的财产资格要求)。 南部白人自称是美国革命的真正后代，64与建国之父们分享“同一种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在他们的政治语言中，充满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对比，同时也充满了对北部人要把他们贬降为奴隶的企图的指责。一群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称，如果他们向西部推进奴隶制的权利受到限制，南方人将变成“被北部所奴役的孩子”。南部?想的代言人时常启用陈旧的自由定义，认为自由是一种特权，一个“必须挣来的回报，而不是一种无需付出代价、可任意向所有人施舍的恩赐”。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乔治•麦克达菲则说，白人“是为自由而生的”，而黑人则“完全不配享有……理性的自由”。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7277; Chilton Williamson, American Suffrage: 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 17601860 (Princeton, 1960), 156; J. Mills Thornton III, 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Baton Rouge, 1978), 216; Bradley G. Bo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Mississippi 18301900 (Baton Rouge, 1995), 96; Richard K. Crallé, ed., The Works of John C. Calhoun (6 vols. New York, 185156), I, 55; “Diversity of the Races; Its Bearing upon Negro Slavery,”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 n.s., 3 (April 1851), 406; William M. Wiecek, The Sources of Antislavery Constitutionalism in America, 17601848 (Ithaca, 1977),18081.
1830年后，随着区域争端的逐渐加剧，一些南部的说教者开始放弃使用争取白人内部平等的理论来捍卫奴隶制，而转向使用另外一种理论，即认为奴隶制是一个有机的等级社会的基础。他们认为，自由不仅仅指一个人不受压迫或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自我更新的能力：自由的基础是对低等人行使的主权，这种主权不仅在家庭中存在(北部人对此并无异见，认为家庭中的依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必须在大的社会中存在，因为社会中的各种软弱和低贱的群体“要求某种形式的主人”来控制。南卡罗来纳州的名声显赫的种植园主詹姆士•亨利•哈蒙德彻底抛弃了杰斐逊的普遍天赋人权的说法，把人类平等的思想斥之为“荒谬可笑的”说法。许多南部的牧师，为了从宗教的角度维护奴隶制的合法性，也声称不平等以及高等人对低等人的统治是人类生存的“一条基本法则”。“人类社会中由不同级别和秩序组成的”等级制度，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长老会牧师约翰•B. 阿尔杰说，是“神意安排”的世界的一部分。乔治•菲茨休在这方面的结论最为极端，他不仅否定了杰斐逊的理想，同时也否定了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观念。对菲茨休来说，南部退出联邦的行动是比1776年的“普通事件”意义更为重大的事件，因为它不仅反抗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而且也反对洛克、斯密、杰斐逊和潘恩等作者，他们因强调自由基于“人类平等”和“天赋人权”而使现代自由的观念错误百出。菲茨休写道，“普遍自由”远不是人类世界的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特殊现象，是一个试验，先“在欧洲的一个角落里”实行了“一小会儿”，然后又转移到北美大陆，但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对于哪个民族或肤色的人来说，只有奴役状态才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的……正常的和自然的”基础。Drew G. Faust, ed., The Ideology of Slavery: Proslavery Thought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18301860 (Baton Rouge, 1981), 176, 285, 293; Mitchell Snay, Gospel of Disunion: Religion and Separatism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Chapel Hill, 1997), 6871; George Fitzhugh, “Revolutions of ‘76 and ’61 Contrasted.,” De Bow誷 Review, n.s., 4 (JulyAugust 1867), 3647; George Fitzhugh, Sociology for the South (Richmond, 1854), 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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