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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0
埃德蒙•伯克曾说过，“无论怎么说，没有人愿意当奴隶。”可以肯定，没有几个非奴隶主的南部白人会相信他们需要有“主人”来管理他们或处于奴役状态会给他们带来比已经享有的自由更大的自由。维护奴隶制的自由定义中同时包65含了关于种族和阶级的臆想。菲茨休本人有时说，所有的劳工如果都是奴隶的话，会过得更好；在其他场合下，他又讲奴隶制只适用于黑人，他们永远只能是“长不大的孩子”，自由对他们是一种“灾难”。但是，无论这些奴隶制卫道士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大多数南部白人愈来愈相信，如同《里士满绅士报》所说，“没有奴隶制，自由将是不可能的。”The Speeche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and in Westminster Hall (4 vols. London, 1816), I, 235; William W. Freehling, The Reintegr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Slavery and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4), 100; 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80.
不管是来自于愤怒抗议的北部工人，还是南部的奴隶制卫道士，自由工人与奴隶之间的类比对正在出现的由自由市场界定的经济自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这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社会，北部工资劳工阶级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推出“自由劳动”的思想，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基础，这种思想在认可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坚持捍卫工人的法律自由。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由许多不同的思想汇集而成，这种意识形态将帮助美国大众区分和理解奴隶和自由社会之间的差别。面对对于经济进步的信仰和一个迅速增大的工资工人阶级群体，内战前的经济学家力图找到一种办法，来消除两者间的冲突。他们转向亚当•斯密和其他18世纪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因为这些人声称，比起工资制来，奴隶制是一种成本要昂贵许多但效力远为低下的获取劳动力的手段，因为奴隶制阻止了工人自身的利益与公共福利挂钩。而在市场经济中，劳工的参与不断刺激日益扩展的社会需求，从而为生产性劳力提供了一种最为有效的工作动力。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Needs and Justice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Cambridge, UK, 1983),1315;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8793.
在19世纪50年代，新组成的共和党将把亚当•斯密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由意味着繁荣，奴隶制则制约经济增长。但在一代人以前，吸引北部劳工权益捍卫者的不是斯密对奴隶制的敌视，而是他的另外一个论点，即将劳动力转换为商品，并不与自由劳工的自立相矛盾。但斯密的美国信徒们在他的这个理论上加上了一层新的意思，目的是继续保持小生产者理想在美国的活力。斯密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阶级的分化。美国的经济学家则寻求使工资劳动制与美国作为无阶级的乌托邦世界的理想作到和谐一致；他们坚持认为，在美国，勤奋节俭的工人可以省下钱来，购买自己的房屋，最终购置一个农场或一个工场，并由此而逃脱陷入工资劳工的状况，逐渐融入到财产拥有者的共和社会中去。如同辉格党的领袖们所示， 手工行业的66雇主和制造业主们对这种小产业主的前景十分中意和欣赏。辉格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对阶级冲突的谈论，都是欧洲的舶来品，对美国这样一个由“自我造就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或者拥有财产，或者有足够现实而合理的理由获取财产。在美国，工资劳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地位，“受雇佣的劳工算不上是一个阶级。”的确，正像辉格派经济学家卡尔文•克尔顿所写到的，在美国，“高工资”与“自由是等同的”。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7186, 30304; Sean Wilentz, “Many Democracies: On Tocqueville and Jacksonian America,” in Reconsidering Tocqueville誷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Abraham S. Eisenstadt (New Brunswick, 1988), 21819; John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Pa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46 (London, 1983), 68; Calvin Colton, The Rights of Labor, 3d ed. (New York, 1847), 9.
作为一个跨区域的政党，辉格党不愿把自由劳动与奴隶制进行对比，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比对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来说十分关键，这个任务却是由杰克逊时代美国的另一股力量——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来完成的。在废奴运动的理论中，捍卫自由劳动，只是一个小的分支；废奴主义总是把道德而不是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尽管如此，废奴主义对将北部的劳动与南部奴隶制等同起来，却十?反感。废奴运动的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北部的劳工会觉得“工资奴隶制”的说法“完全不可思议”。就劳工而论，菲利普斯写道，“马萨诸塞的自由概念”意味着不受限制的工资关系和自愿辞职不干的权利。内战后，菲利普斯会作出一个有关北部劳资关系的不同的结论，甚至还接受了劳工改革党拥举他作为该党竞选马萨诸塞州长候选人的提名。但在内战以前，他和其他废奴主义者坚持指出奴隶制独特的邪恶性，从而强烈突出了奴隶制的非法压迫性与北部劳力的情况之间的鲜明对比。废奴主义者同时也广泛传播了相应的观念，如自由是自身拥有的一种财产，一个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劳动的成果，自由不是对财产的拥有等。“他不是拥有他的自身吗？”一位废奴主义者在解释为什么不能将北部的劳工看成奴隶时这样问道。Eric Fon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80), 65; Jonathan A. Gilckstein, “ ‘Poverty Is Not Slavery’: American Abolitionists and the Competitive Labor Market,”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bolitionists, ed. Lewis Perry and Michael Fellman (Baton Rouge, 1979), 20711; Phillips in John R. Commons, et al.,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10 vols. Cleveland, 191014), VII, 22021; Phillips in Liberator, February 10, 1845, October 1, 1847.
对于黑人废奴主义者来说，工资奴隶制的类比尤其具有欺骗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逃离奴隶制后，在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得到了第一份有收入的工作，他把工资看成是一种自由的象征：“我成了自己的主人。”对道格拉斯来说，工资所代表的不是一种压迫的标记，而是公平交易的象征，表示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可以享受到自己劳动的成果。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所作的鲜明对比，废奴运动有力地促使工资关系得以合法化，尽管这种制度也在受到严厉的批判。工资奴隶制，威廉•洛伊德•加里逊写道，是一种“语言的滥用”。“我们看不出给予和接受工资有什么不对。”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Boston, 1845), 113; Liberator, March 26, 1847.
尽管工资奴隶制的说法很有影响，但正在出现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对北部工人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事实上，自由劳动思想的另一个根源来自劳工队伍自己具有的一种分裂的精神状态： 67一方面劳工为工人的独立与平等权利而欢呼；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他们在出卖劳力时被贬低成为了工资制下的奴隶。将无产者纳入政治民主中来的斗争，又同时强化了自身的拥有是自由的基础这一思想。政治权利的获得非常微妙地与将工人描述成工资奴隶的语言形象发生了冲突。Robert J. Steinfeld, “Property and Suffrage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Stanford Law Review, 41 (January 1989), 33576; Rowland Berthoff, “Independence and Attachment, Virtue and Interest: From Republican Citizen to Free Enterpriser, 17871837,” in Uprooted Americans, ed. Richard L. Bushman, et al. (Boston, 1979), 11516.
革命后的数十年内，美国经历了戈登•伍德称之为“劳工的价值转换”的过程。从古代到18世纪的传统一直认为，不劳动的自由要远远地优越于劳动的自由，既然文明进步的基础是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式的创造。尽管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可追溯到新教的宗教革命时期，但直到19世纪的美国(南部除外)，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而不是体力劳动，才被看作是名声不好的事，而用作骂人的“不生产者”这个词则刚刚开始流行起来。将所有的劳动当成一种有尊严的而不是低贱的事业来看待和尊重——这是19世纪30年代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标准内容——自然对工人有吸引力。挣取一份诚实的生计可以成为独立和自由的一部分内容，仅这一点就将北部的工人与南部的奴隶和贵族不生产者区分开来。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33, 13639, 171, 277; New York Tribune, November 11, 1857;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6467.
的确，在一个经济波动剧烈的时代，一份好的工资收入可能要比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但前景难测的商业得到更为真实的独立(19世纪50年代，在有些工业行业中，十分之八的产业遭到失败)。一个奴隶为他们的主人所拥有，一个自由劳工可随时辞去工作，这种对比不单单是喻义上的，它界定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现实。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工人说，“进入工厂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认为他将在那里呆上一辈子。”工人流动的频率非常高，对于许多工人来说，现实而具体的流动能力，“流动的自由”是在劳工市场上取得优势的重要方式，也是在一个市场社会中生存和争取可能的进步时采用的一种基本战略。一位德国移民从加利福尼亚写信回家说：“在美国，没有人是老板，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不喜欢一个地方，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平等的。”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288; Charles Stephenson, “ ‘There誷 Plenty Waitin’ at the Gates’: Mobility, Opportunity,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in Life and Labor: Dimensions of WorkingClass History, ed. Charles Stephenson and Robert Asher (Albany, 1986), 7291; Jonathan Prude, 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Order: Town and Factory Life in Rural Massachusetts, 18101860 (New York, 1983), 11415; Clark,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30513; Walter D. Kamphoefner, et al., eds., News From the Land of Freedom: German Immigrants Write Home (Ithaca, 1991), 393.
没有任何别的演说和作品能比阿伯拉罕•林肯的语言更为明确地表现出自由劳动意识形态的广泛感召力和更为集中地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冲突。尽管他生活在一个正在经历市场革命的社会(同时他还在为全国最大的公司之一的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担任律师)，林肯的美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世界。1860年的伊利诺斯州，拥有财产的农场主、工匠和小店主的人数加起来， 远远超过挣工资谋生的人，68林肯和成千上万的伊利诺斯人的生活表现了北部社会向自食其力的人提供的机会。林肯对类似于乔治•菲茨休这样的奴隶制卫道士的作品深为吃惊，同时又感到极为愤怒。南部对工资奴隶制的批判促使林肯下决心捍卫北部的自由社会。他认为，大多数的北部人口，“既不雇人也不为人所雇佣”，而只是“在他们的农场、房屋和工场里，为自己”而工作，“全盘负责自己的产品，既不要求资本的恩惠，也不要求雇工或奴隶的帮助。”拿工资的人一般为年轻的“初出茅庐的人”，他们的受雇完全是“出于自愿”；与南部的批评相反，他们并没有“不可变更地被终生固定在那样的情形之中”。但即便是林肯的雄辩，也无法回避自由劳动思想内部的矛盾。工资劳动制究竟是一个正常的、可以为北部社会秩序接受的部分，还是一个与缺乏真正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暂时性的社会地位呢？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1139; James A. Stevenson, “Lincoln vs. Douglas Over the Republican Ideal,” American Studies, 35 (Spring 1994), 6667; 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II, 364, 405, III, 462, 47779.
尽管有这些涵义模糊的地方，到内战前夕，“自由劳动”成为了北部社会自由定义的一个中心内容。“自由劳动”思想的内涵是根据它与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奴隶劳动”——的并列而决定的。在自由劳动的旗帜下，不同背景和利益的北部人可以集合起来，捍卫他们社会的优越性，即便此刻批评者仍在质问：与奴隶制的对比是否掩盖了北部自由劳工面临的种种强制性劳动形式。但是，无论他们的经济地位有何差别，所有的北部人在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既不是奴隶，也不拥有奴隶。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竭力宣扬和推崇自由劳动的好处的共和党人，成为了北方的政治多数。对于南部那种奴隶制是自由的基础的说法，共和党人以这样的口号予以了回应：“自由是国家的普遍原则”。奴隶制只是一种终将被时间所埋葬的异常状态。美利坚共和国的“普遍原则”是自由。Foner,Free Soil,9,43,83; George E. Baker, ed., The Works of William H. Seward (5 vols. Boston, 185384),I,74
不管是来自于愤怒抗议的北部工人，还是南部的奴隶制卫道士，自由工人与奴隶之间的类比对正在出现的由自由市场界定的经济自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这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社会，北部工资劳工阶级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推出“自由劳动”的思想，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基础，这种思想在认可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坚持捍卫工人的法律自由。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由许多不同的思想汇集而成，这种意识形态将帮助美国大众区分和理解奴隶和自由社会之间的差别。面对对于经济进步的信仰和一个迅速增大的工资工人阶级群体，内战前的经济学家力图找到一种办法，来消除两者间的冲突。他们转向亚当•斯密和其他18世纪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因为这些人声称，比起工资制来，奴隶制是一种成本要昂贵许多但效力远为低下的获取劳动力的手段，因为奴隶制阻止了工人自身的利益与公共福利挂钩。而在市场经济中，劳工的参与不断刺激日益扩展的社会需求，从而为生产性劳力提供了一种最为有效的工作动力。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Needs and Justice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Cambridge, UK, 1983),1315;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8793.
在19世纪50年代，新组成的共和党将把亚当•斯密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由意味着繁荣，奴隶制则制约经济增长。但在一代人以前，吸引北部劳工权益捍卫者的不是斯密对奴隶制的敌视，而是他的另外一个论点，即将劳动力转换为商品，并不与自由劳工的自立相矛盾。但斯密的美国信徒们在他的这个理论上加上了一层新的意思，目的是继续保持小生产者理想在美国的活力。斯密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阶级的分化。美国的经济学家则寻求使工资劳动制与美国作为无阶级的乌托邦世界的理想作到和谐一致；他们坚持认为，在美国，勤奋节俭的工人可以省下钱来，购买自己的房屋，最终购置一个农场或一个工场，并由此而逃脱陷入工资劳工的状况，逐渐融入到财产拥有者的共和社会中去。如同辉格党的领袖们所示， 手工行业的66雇主和制造业主们对这种小产业主的前景十分中意和欣赏。辉格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对阶级冲突的谈论，都是欧洲的舶来品，对美国这样一个由“自我造就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或者拥有财产，或者有足够现实而合理的理由获取财产。在美国，工资劳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地位，“受雇佣的劳工算不上是一个阶级。”的确，正像辉格派经济学家卡尔文•克尔顿所写到的，在美国，“高工资”与“自由是等同的”。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7186, 30304; Sean Wilentz, “Many Democracies: On Tocqueville and Jacksonian America,” in Reconsidering Tocqueville誷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Abraham S. Eisenstadt (New Brunswick, 1988), 21819; John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Pa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46 (London, 1983), 68; Calvin Colton, The Rights of Labor, 3d ed. (New York, 1847), 9.
作为一个跨区域的政党，辉格党不愿把自由劳动与奴隶制进行对比，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比对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来说十分关键，这个任务却是由杰克逊时代美国的另一股力量——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来完成的。在废奴运动的理论中，捍卫自由劳动，只是一个小的分支；废奴主义总是把道德而不是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尽管如此，废奴主义对将北部的劳动与南部奴隶制等同起来，却十?反感。废奴运动的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北部的劳工会觉得“工资奴隶制”的说法“完全不可思议”。就劳工而论，菲利普斯写道，“马萨诸塞的自由概念”意味着不受限制的工资关系和自愿辞职不干的权利。内战后，菲利普斯会作出一个有关北部劳资关系的不同的结论，甚至还接受了劳工改革党拥举他作为该党竞选马萨诸塞州长候选人的提名。但在内战以前，他和其他废奴主义者坚持指出奴隶制独特的邪恶性，从而强烈突出了奴隶制的非法压迫性与北部劳力的情况之间的鲜明对比。废奴主义者同时也广泛传播了相应的观念，如自由是自身拥有的一种财产，一个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劳动的成果，自由不是对财产的拥有等。“他不是拥有他的自身吗？”一位废奴主义者在解释为什么不能将北部的劳工看成奴隶时这样问道。Eric Fon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80), 65; Jonathan A. Gilckstein, “ ‘Poverty Is Not Slavery’: American Abolitionists and the Competitive Labor Market,”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bolitionists, ed. Lewis Perry and Michael Fellman (Baton Rouge, 1979), 20711; Phillips in John R. Commons, et al.,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10 vols. Cleveland, 191014), VII, 22021; Phillips in Liberator, February 10, 1845, October 1, 1847.
对于黑人废奴主义者来说，工资奴隶制的类比尤其具有欺骗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逃离奴隶制后，在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得到了第一份有收入的工作，他把工资看成是一种自由的象征：“我成了自己的主人。”对道格拉斯来说，工资所代表的不是一种压迫的标记，而是公平交易的象征，表示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可以享受到自己劳动的成果。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所作的鲜明对比，废奴运动有力地促使工资关系得以合法化，尽管这种制度也在受到严厉的批判。工资奴隶制，威廉•洛伊德•加里逊写道，是一种“语言的滥用”。“我们看不出给予和接受工资有什么不对。”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Boston, 1845), 113; Liberator, March 26, 1847.
尽管工资奴隶制的说法很有影响，但正在出现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对北部工人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事实上，自由劳动思想的另一个根源来自劳工队伍自己具有的一种分裂的精神状态： 67一方面劳工为工人的独立与平等权利而欢呼；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他们在出卖劳力时被贬低成为了工资制下的奴隶。将无产者纳入政治民主中来的斗争，又同时强化了自身的拥有是自由的基础这一思想。政治权利的获得非常微妙地与将工人描述成工资奴隶的语言形象发生了冲突。Robert J. Steinfeld, “Property and Suffrage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Stanford Law Review, 41 (January 1989), 33576; Rowland Berthoff, “Independence and Attachment, Virtue and Interest: From Republican Citizen to Free Enterpriser, 17871837,” in Uprooted Americans, ed. Richard L. Bushman, et al. (Boston, 1979), 11516.
革命后的数十年内，美国经历了戈登•伍德称之为“劳工的价值转换”的过程。从古代到18世纪的传统一直认为，不劳动的自由要远远地优越于劳动的自由，既然文明进步的基础是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式的创造。尽管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可追溯到新教的宗教革命时期，但直到19世纪的美国(南部除外)，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而不是体力劳动，才被看作是名声不好的事，而用作骂人的“不生产者”这个词则刚刚开始流行起来。将所有的劳动当成一种有尊严的而不是低贱的事业来看待和尊重——这是19世纪30年代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标准内容——自然对工人有吸引力。挣取一份诚实的生计可以成为独立和自由的一部分内容，仅这一点就将北部的工人与南部的奴隶和贵族不生产者区分开来。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33, 13639, 171, 277; New York Tribune, November 11, 1857;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6467.
的确，在一个经济波动剧烈的时代，一份好的工资收入可能要比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但前景难测的商业得到更为真实的独立(19世纪50年代，在有些工业行业中，十分之八的产业遭到失败)。一个奴隶为他们的主人所拥有，一个自由劳工可随时辞去工作，这种对比不单单是喻义上的，它界定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现实。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工人说，“进入工厂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认为他将在那里呆上一辈子。”工人流动的频率非常高，对于许多工人来说，现实而具体的流动能力，“流动的自由”是在劳工市场上取得优势的重要方式，也是在一个市场社会中生存和争取可能的进步时采用的一种基本战略。一位德国移民从加利福尼亚写信回家说：“在美国，没有人是老板，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不喜欢一个地方，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平等的。”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288; Charles Stephenson, “ ‘There誷 Plenty Waitin’ at the Gates’: Mobility, Opportunity,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in Life and Labor: Dimensions of WorkingClass History, ed. Charles Stephenson and Robert Asher (Albany, 1986), 7291; Jonathan Prude, 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Order: Town and Factory Life in Rural Massachusetts, 18101860 (New York, 1983), 11415; Clark,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30513; Walter D. Kamphoefner, et al., eds., News From the Land of Freedom: German Immigrants Write Home (Ithaca, 1991), 393.
没有任何别的演说和作品能比阿伯拉罕•林肯的语言更为明确地表现出自由劳动意识形态的广泛感召力和更为集中地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冲突。尽管他生活在一个正在经历市场革命的社会(同时他还在为全国最大的公司之一的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担任律师)，林肯的美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世界。1860年的伊利诺斯州，拥有财产的农场主、工匠和小店主的人数加起来， 远远超过挣工资谋生的人，68林肯和成千上万的伊利诺斯人的生活表现了北部社会向自食其力的人提供的机会。林肯对类似于乔治•菲茨休这样的奴隶制卫道士的作品深为吃惊，同时又感到极为愤怒。南部对工资奴隶制的批判促使林肯下决心捍卫北部的自由社会。他认为，大多数的北部人口，“既不雇人也不为人所雇佣”，而只是“在他们的农场、房屋和工场里，为自己”而工作，“全盘负责自己的产品，既不要求资本的恩惠，也不要求雇工或奴隶的帮助。”拿工资的人一般为年轻的“初出茅庐的人”，他们的受雇完全是“出于自愿”；与南部的批评相反，他们并没有“不可变更地被终生固定在那样的情形之中”。但即便是林肯的雄辩，也无法回避自由劳动思想内部的矛盾。工资劳动制究竟是一个正常的、可以为北部社会秩序接受的部分，还是一个与缺乏真正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暂时性的社会地位呢？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1139; James A. Stevenson, “Lincoln vs. Douglas Over the Republican Ideal,” American Studies, 35 (Spring 1994), 6667; 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II, 364, 405, III, 462, 47779.
尽管有这些涵义模糊的地方，到内战前夕，“自由劳动”成为了北部社会自由定义的一个中心内容。“自由劳动”思想的内涵是根据它与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奴隶劳动”——的并列而决定的。在自由劳动的旗帜下，不同背景和利益的北部人可以集合起来，捍卫他们社会的优越性，即便此刻批评者仍在质问：与奴隶制的对比是否掩盖了北部自由劳工面临的种种强制性劳动形式。但是，无论他们的经济地位有何差别，所有的北部人在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既不是奴隶，也不拥有奴隶。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竭力宣扬和推崇自由劳动的好处的共和党人，成为了北方的政治多数。对于南部那种奴隶制是自由的基础的说法，共和党人以这样的口号予以了回应：“自由是国家的普遍原则”。奴隶制只是一种终将被时间所埋葬的异常状态。美利坚共和国的“普遍原则”是自由。Foner,Free Soil,9,43,83; George E. Baker, ed., The Works of William H. Seward (5 vols. Boston, 185384),I,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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