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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0
想像的共同体
到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职时期，“人民”当家作主的名言已经变成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一句老生常谈。但美国民主的巨大活力以及民主在界定自由和民族性时所处的中心位置，都使界定政治社会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随着一些旧的排他性限制——如对选举权的财产和宗教资格的要求——逐渐被取消，其他的限制却得以保留，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限制又被加了进来。内战前，富有活力的美国公共生活既具有开放性和扩展性，同时又具有局限性和排斥性；它的局限性如同它的广泛性一样，对美国民主的本质是同等重要的。美国民主有能力将国内贫穷的白人和从海外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纳入其中，但却设置了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来阻止妇女和非白人男性参与民主。这些群体同时也被排斥在对市场革命的全面参与之外。Daniel T. Rodgers and Sean Wilentz, “Languages of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ed. Penelope J. Corfield (Oxford, 1991), 254;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10.
如果说自由的话语掩盖了年轻共和国在经济上对奴隶劳工有相当程度的依赖这一事实的话，奴隶制的存在却对19世纪美国人的一系列中心思想，如民族性、阶级和自由等，提出了新的并自相矛盾的内容。奴隶制为美国自由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具有排斥性的维度，强化了白人中存在的一种种族主义化的世界观。奴隶制的存在支持和保证了美国71经济的迅速增长，扩大了许多美国白人的经济机会，但却严重地限制了自由黑人应享有的权利。与此同时，奴隶制与自由的对比却提供了一种政治话语，通过运用这种话语，那些被排除在美
70废奴主义者将费城的旧国会钟采用来作为他们事业的象征品，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自由钟。它最终成为了美国最受尊崇的自由象征物之一。(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Fair,The Liberty Bell[Boston,1839])
国自由的界限之外的群体能够对他们遭排斥的现实提出挑战，并通过这种挑战来转化美国自由本身的意义。
如果自由是一种普遍的人权，那么，这种信仰如何解释南部的黑人没有自由、北部的黑人享受不到自由人的权利、妇女不能参与政治和被剥夺了自由劳动的机会这种种现实呢？随着民主的胜利，对于民主排他性的理论解释也开始从经济依附转向到自然能力的缺乏方面。但自然本身划定的界限并不能作为一种排斥的理由。当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反问道的：“对那些掌握了统治权的人来说，世界上的所有统治不都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吗？”尽管如此，穆勒在他的传世之作《论自由》(1859年)中推崇的普遍自由，也只适用于那些智能发育成熟的人类。不成熟的人类则不仅包括了儿童，而且也包括了所有那些还不“文明”的“种族”，因为这些人没有具备足够的成为民主社会公民所必需的素质。在美国，性别与种族也同样被广泛地认为是天赋自然等级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妇女当初是怎么为男人所征服并处于她们今天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的？”《纽约号角报》在1852年问道，“这是因为她的本质和她的性别所致；如同黑人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直至世界末日都将比白种人低贱，并因此注定要为白人所统治。”极为矛盾的是，男性白人的自由是一个开放的个人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允许每个人充分发展自身内部拥有的所有潜力，而对公民资格、种族和性别的讨论，却是以存在主义为前提的，认为非白人和妇女的特性与能力是天生不变的。John Stuart and Harriet Taylor Mill, Essays on Sex Equality,ed. Alice S. Rossi (Chicago, 1970), 137; 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A Historical Argument (University Park, 1992), 2528; New York Herald in Elizabeth Cady Stanton, Susan B. Anthony and Matilda J. Gage, eds., History of Women Suffrage (6 vols. Rochester, 18811922), I, 854.
因此，人们通常描述的基于“所有男性白人的选举权”之上的美国民主，对于那些享有美国自由的人来说，并不矛盾。除了新泽西在1776至1807年间有过一次堂吉诃德式的例外之外，美国各州的妇女，无论婚否或是否拥有财产，都没有得享选举权。出席弗吉尼亚州1829年州制宪大会的一位代表说，上帝意定要把妇女“变得比男人软弱胆小，从而将她不仅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也在男人的保护之下”。既然选举权的使用必须要包括自主意志和智识能力，自然本身就决定了妇女“没有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Joan R. Gunderson, “Independence, Citizenship,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igns,13 (Autumn 1987), 6566; Merrill D. Peterson, ed., Democracy, Liberty, and Property: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1820誷 (Indianapolis, 1966), 29394.
早期的“共和母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认为妇女在培养未来公民方面能够扮演一个公共角色，但这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却微妙地转换成为一种“家政崇拜”。如果这种72转换肯定了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道德领袖的角色，给予了她们在家庭中较大的权利，但却将她们哪怕对公共政治的非直接性的参与减少到了最低的程度。对于男女两性来说，自由都意味着实现她们各自的天生素质和能力。男人生性理智，富于进取精神，不甘屈就；而妇女总是和风细雨，善于无私奉献，但却为情感左右，因此不适合参与公共生活。屈从他人意志，是一个自由的男人不能接受的做法，对于妇女来说，这样的事则应该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政治领域和竞争激烈的市场是为男人保留的专门领域，而家庭则成为妇女的领域，此刻家庭被明显地与公共生活隔绝，并不再具备经济上的重要性。男性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领域”流动到另一个“领域”，而妇女则被禁锢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之中。Christopher Lasch, Women and the Common Life: Love, Marriage, and Feminism (New York, 1997), xxiii; Joan C. Williams, “Domesticity as the Dangerous Supplement of Liberalism,” Journal of Women誷 History,2 (Winter 1991), 6988; Paula Baker,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9 (June 1984), 62831.
分离的领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实也因此而分叉。到19世纪30年代时，通过对禁酒运动、废奴运动和其他改革运动的参与，妇女已经在公共事务中建立起了影响。然而，19世纪的政治世界，作为一个对美国自由的享有具有如此关键意义的领域，却是部分地以局限于家庭的女性领域作为其对立面而构建的。1776年时，杰斐逊曾提倡“把选举权(或者说，一个公民的权利)赋予”所有在社会中有永久利益的美国人。这种“永久利益”，他接着说，其中包括了“拥有家庭”。如果民主的稳固意味着财产的拥有不再是政治身份的条件，那“拥有家庭”则继续作为政治秩序的中心内容得以保留。实际上，一个自由的人仍然部分地被定义为一家之主。婚姻体制也继续规定男女双方的公民地位，增强前者的权力，削弱后者的权力，甚至对那些选择不婚的人的权力也有影响。妇女在政治世界中由男人来代表，这种思想与那种工人将由雇主来代表的思想是同类的，但在后者消失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前者将继续存在。
“分离的领域”对美国自由的思想有极其深刻的含义，因为它严重地阻碍了这个国家平等和民主理想的实现。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等于私人生活领域中的自由。那些“最狂热的激进分子”，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1840年的日记中写道：“在谈到婚姻的理论时”很容易变成一个保守派。《纽约号角报》宣称，妇女除了从丈夫那里得到“得体的待遇”的权利和法律上允许她控制的财产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公共社会所关心的……任何权利”。Julian Boyd, ed.,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Princeton, 1950), I, 50305; 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Cambridge, 1988), 34; Jeanne Boydston, Home and Work: Housework, Wages, and the Ideology of Labor in the Early Republic (New York, 1990), 44; Anne Philips, Engendering Democracy (University Park, 1991), 25; Edward W. Emerson and Wallace E. Forbes, eds., Journal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10 vols. Boston, 190914), VI, 72. New York Herald, April 4, 1858.
家庭生活也将妇女从自由劳动的机会中排斥出来。在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涵义越来越多地被表示为产生货币价值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像自由劳力的队伍中仅仅只包括了男人。妇女无法自由地竞争工作机会，73因为可供她们选择的低收入的工作实在太少。她们也不能当成可以自由签约的工资制工人。根据普通法，结了婚的妇女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签订合约，也不能起诉；直到内战后，各州才允许妇女有控制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即便如此，丈夫仍保留了要求妻子为其做家务事的一种“业主权利”。Stephanie McCurry, “The Politics of Yeoman Households in South Carolina,” in Divided Houses: Gender and the Civil War, ed. Catherine Clinton and Nina Silber (New York, 1992), 31; Alice KesslerHarris, A Woman誷 Wag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1990), 810, 36; Norma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流行的性别观把妇女视为存在于劳力市场之外的群体，但这种性别观与那些曾经当过工资制工人的妇女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即便是对中产阶级来说：家政崇拜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家庭本身也是一个工作场所。为了帮助妇女面对市场革命的真正世界，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在182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勤俭的家庭主妇》的畅销书(书中有一章甚至以“如?度过贫困”为题目)。蔡尔德以自己的写作来维持她的家庭生机，但她的日记透露，在某一年的时间内，她同时还缝制了36件衣服，准备了700顿餐食。正是通过家庭佣人——这是19世纪妇女就职人数最多的行业，同时也是一种中产阶级地位的普遍象征——工资劳动制度进入了家庭，尽管主佣关系一般被理解成为一种道德和管束问题，而不是一种劳工问题。①
到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职时期，“人民”当家作主的名言已经变成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一句老生常谈。但美国民主的巨大活力以及民主在界定自由和民族性时所处的中心位置，都使界定政治社会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随着一些旧的排他性限制——如对选举权的财产和宗教资格的要求——逐渐被取消，其他的限制却得以保留，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限制又被加了进来。内战前，富有活力的美国公共生活既具有开放性和扩展性，同时又具有局限性和排斥性；它的局限性如同它的广泛性一样，对美国民主的本质是同等重要的。美国民主有能力将国内贫穷的白人和从海外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纳入其中，但却设置了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来阻止妇女和非白人男性参与民主。这些群体同时也被排斥在对市场革命的全面参与之外。Daniel T. Rodgers and Sean Wilentz, “Languages of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ed. Penelope J. Corfield (Oxford, 1991), 254;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10.
如果说自由的话语掩盖了年轻共和国在经济上对奴隶劳工有相当程度的依赖这一事实的话，奴隶制的存在却对19世纪美国人的一系列中心思想，如民族性、阶级和自由等，提出了新的并自相矛盾的内容。奴隶制为美国自由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具有排斥性的维度，强化了白人中存在的一种种族主义化的世界观。奴隶制的存在支持和保证了美国71经济的迅速增长，扩大了许多美国白人的经济机会，但却严重地限制了自由黑人应享有的权利。与此同时，奴隶制与自由的对比却提供了一种政治话语，通过运用这种话语，那些被排除在美
70废奴主义者将费城的旧国会钟采用来作为他们事业的象征品，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自由钟。它最终成为了美国最受尊崇的自由象征物之一。(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Fair,The Liberty Bell[Boston,1839])
国自由的界限之外的群体能够对他们遭排斥的现实提出挑战，并通过这种挑战来转化美国自由本身的意义。
如果自由是一种普遍的人权，那么，这种信仰如何解释南部的黑人没有自由、北部的黑人享受不到自由人的权利、妇女不能参与政治和被剥夺了自由劳动的机会这种种现实呢？随着民主的胜利，对于民主排他性的理论解释也开始从经济依附转向到自然能力的缺乏方面。但自然本身划定的界限并不能作为一种排斥的理由。当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反问道的：“对那些掌握了统治权的人来说，世界上的所有统治不都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吗？”尽管如此，穆勒在他的传世之作《论自由》(1859年)中推崇的普遍自由，也只适用于那些智能发育成熟的人类。不成熟的人类则不仅包括了儿童，而且也包括了所有那些还不“文明”的“种族”，因为这些人没有具备足够的成为民主社会公民所必需的素质。在美国，性别与种族也同样被广泛地认为是天赋自然等级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妇女当初是怎么为男人所征服并处于她们今天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的？”《纽约号角报》在1852年问道，“这是因为她的本质和她的性别所致；如同黑人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直至世界末日都将比白种人低贱，并因此注定要为白人所统治。”极为矛盾的是，男性白人的自由是一个开放的个人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允许每个人充分发展自身内部拥有的所有潜力，而对公民资格、种族和性别的讨论，却是以存在主义为前提的，认为非白人和妇女的特性与能力是天生不变的。John Stuart and Harriet Taylor Mill, Essays on Sex Equality,ed. Alice S. Rossi (Chicago, 1970), 137; 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A Historical Argument (University Park, 1992), 2528; New York Herald in Elizabeth Cady Stanton, Susan B. Anthony and Matilda J. Gage, eds., History of Women Suffrage (6 vols. Rochester, 18811922), I, 854.
因此，人们通常描述的基于“所有男性白人的选举权”之上的美国民主，对于那些享有美国自由的人来说，并不矛盾。除了新泽西在1776至1807年间有过一次堂吉诃德式的例外之外，美国各州的妇女，无论婚否或是否拥有财产，都没有得享选举权。出席弗吉尼亚州1829年州制宪大会的一位代表说，上帝意定要把妇女“变得比男人软弱胆小，从而将她不仅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也在男人的保护之下”。既然选举权的使用必须要包括自主意志和智识能力，自然本身就决定了妇女“没有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Joan R. Gunderson, “Independence, Citizenship,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igns,13 (Autumn 1987), 6566; Merrill D. Peterson, ed., Democracy, Liberty, and Property: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1820誷 (Indianapolis, 1966), 29394.
早期的“共和母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认为妇女在培养未来公民方面能够扮演一个公共角色，但这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却微妙地转换成为一种“家政崇拜”。如果这种72转换肯定了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道德领袖的角色，给予了她们在家庭中较大的权利，但却将她们哪怕对公共政治的非直接性的参与减少到了最低的程度。对于男女两性来说，自由都意味着实现她们各自的天生素质和能力。男人生性理智，富于进取精神，不甘屈就；而妇女总是和风细雨，善于无私奉献，但却为情感左右，因此不适合参与公共生活。屈从他人意志，是一个自由的男人不能接受的做法，对于妇女来说，这样的事则应该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政治领域和竞争激烈的市场是为男人保留的专门领域，而家庭则成为妇女的领域，此刻家庭被明显地与公共生活隔绝，并不再具备经济上的重要性。男性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领域”流动到另一个“领域”，而妇女则被禁锢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之中。Christopher Lasch, Women and the Common Life: Love, Marriage, and Feminism (New York, 1997), xxiii; Joan C. Williams, “Domesticity as the Dangerous Supplement of Liberalism,” Journal of Women誷 History,2 (Winter 1991), 6988; Paula Baker,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9 (June 1984), 62831.
分离的领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实也因此而分叉。到19世纪30年代时，通过对禁酒运动、废奴运动和其他改革运动的参与，妇女已经在公共事务中建立起了影响。然而，19世纪的政治世界，作为一个对美国自由的享有具有如此关键意义的领域，却是部分地以局限于家庭的女性领域作为其对立面而构建的。1776年时，杰斐逊曾提倡“把选举权(或者说，一个公民的权利)赋予”所有在社会中有永久利益的美国人。这种“永久利益”，他接着说，其中包括了“拥有家庭”。如果民主的稳固意味着财产的拥有不再是政治身份的条件，那“拥有家庭”则继续作为政治秩序的中心内容得以保留。实际上，一个自由的人仍然部分地被定义为一家之主。婚姻体制也继续规定男女双方的公民地位，增强前者的权力，削弱后者的权力，甚至对那些选择不婚的人的权力也有影响。妇女在政治世界中由男人来代表，这种思想与那种工人将由雇主来代表的思想是同类的，但在后者消失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前者将继续存在。
“分离的领域”对美国自由的思想有极其深刻的含义，因为它严重地阻碍了这个国家平等和民主理想的实现。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等于私人生活领域中的自由。那些“最狂热的激进分子”，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1840年的日记中写道：“在谈到婚姻的理论时”很容易变成一个保守派。《纽约号角报》宣称，妇女除了从丈夫那里得到“得体的待遇”的权利和法律上允许她控制的财产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公共社会所关心的……任何权利”。Julian Boyd, ed.,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Princeton, 1950), I, 50305; 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Cambridge, 1988), 34; Jeanne Boydston, Home and Work: Housework, Wages, and the Ideology of Labor in the Early Republic (New York, 1990), 44; Anne Philips, Engendering Democracy (University Park, 1991), 25; Edward W. Emerson and Wallace E. Forbes, eds., Journal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10 vols. Boston, 190914), VI, 72. New York Herald, April 4, 1858.
家庭生活也将妇女从自由劳动的机会中排斥出来。在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涵义越来越多地被表示为产生货币价值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像自由劳力的队伍中仅仅只包括了男人。妇女无法自由地竞争工作机会，73因为可供她们选择的低收入的工作实在太少。她们也不能当成可以自由签约的工资制工人。根据普通法，结了婚的妇女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签订合约，也不能起诉；直到内战后，各州才允许妇女有控制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即便如此，丈夫仍保留了要求妻子为其做家务事的一种“业主权利”。Stephanie McCurry, “The Politics of Yeoman Households in South Carolina,” in Divided Houses: Gender and the Civil War, ed. Catherine Clinton and Nina Silber (New York, 1992), 31; Alice KesslerHarris, A Woman誷 Wag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1990), 810, 36; Norma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流行的性别观把妇女视为存在于劳力市场之外的群体，但这种性别观与那些曾经当过工资制工人的妇女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即便是对中产阶级来说：家政崇拜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家庭本身也是一个工作场所。为了帮助妇女面对市场革命的真正世界，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在182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勤俭的家庭主妇》的畅销书(书中有一章甚至以“如?度过贫困”为题目)。蔡尔德以自己的写作来维持她的家庭生机，但她的日记透露，在某一年的时间内，她同时还缝制了36件衣服，准备了700顿餐食。正是通过家庭佣人——这是19世纪妇女就职人数最多的行业，同时也是一种中产阶级地位的普遍象征——工资劳动制度进入了家庭，尽管主佣关系一般被理解成为一种道德和管束问题，而不是一种劳工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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