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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1
Women, Marriage, and Property in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Ithaca, 1982), 1726; Marylynn 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Chapel Hill, 1986), 4144.
① Amy D. Stanley, “Home Life and the Morality of the Market,” in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s, 18001880, ed. Melvyn Stokes and Stephen Conway (Charlottesville, 1996), 7679; 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91850 (Ithaca, 1989), 11221; Carolyn L. Karcher, The First Woman in the Republic: A Cultural Biography of Lydia Maria Child (Durham, NC, 1994), 12728; Reva B. Siegel, “Home as Work: The First Woman誷 Rights Claims Concerning Wives’ Household Labor, 18501880,” Yale Law Journal, 103 (March 1994), 108990; Faye E. Dudden, Serving Women: Household Serv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Middletown, CT, 1983), 18, 59.在城市工匠和工资制工人中，妇女的工作经常表现出自立与依附甚至纯粹的生存之间的差别。这些家庭也同样隐藏着实际上由妇女承担的支付工资的工作——尤其那些在工厂外接受最低的生计工资的工人所付出的血汗劳动。至1850年时，波士顿的女缝衣工人数超过该行业男性劳动力的人数。南部和北部的小农场中的妇女工作——包括在田野里干活、生养孩子、打扫卫生、煮饭、洗衣服、缝制衣物和其他物品以备自用或出售等——终年不断。北部早期的工业化实际上强调了妇女工作的重要性。类似于制鞋、制帽和纺织的行业广泛实行一种“厂外分做”的做法，使妇女可以在家工作，挣钱来添补家用，尽管她们同时还继续执行原来的家务责任。与此同时，早期的工厂还为那些来自农村家庭的未成年女子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下，小生产者自夸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妇女工作的结果，不管这种工作是她们在家里所干的那些没有被计算在内的家务事，还是她们在家庭或外面所从事的有工资的劳动。因此，自由劳动表现出一个为所谓“自由”与“奴隶”对比的话语所遮掩的矛盾：某些人的独立是基于另外一些人的依附性劳动之上的。Amy Bridges, A City in the Republic: Antebellum New York and the Origins of Machine Politics (New York, 1984), 5658; Thomas Dublin, “Women and Outwork in a Nine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Town,”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America,ed. Steven Hahn and Jonathan Prude (Chapel Hill, 1985), 5166; Mary H. Blewett, Men, Women, and Work: Class, Gender, and Protest in the New England Shoe Industry, 17801910 (Urbana, 1988), 4561; Boydston, Home and Work, 40,59, 7693; McCurry, “Politics,” 28, 37.
将工作场所当作家庭以外的世界，这样做等于抹煞了妇女们的实际劳动。在有关自由劳力的讨论中，74家庭主妇、家庭佣人和女性厂外工队伍很少被提及，除了在援引她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蔓延是如何降低了男人的地位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男性应该拥有一份“养家工资”，以保证他能养活妻子和儿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时髦和流行的关于社会正义的定义。这种思想在中产阶级地位的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因为在他们看来，男人有能力来维持一个家庭，使妇女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家庭生活，正是资产阶级地位最具有特别性的特征；这一点，对工人阶级家庭的男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工人权利倡导者报》说：资本主义硬把妇女从她们“幸福而独立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拉下来，强迫她们进入劳力市场，从而破坏了家庭中的自然秩序，也损害了男性家长的权威。为“养家工资”而斗争成为下几代劳工组织和运动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养家工资”或“男人工资”(这在后来被当成一种荣誉的象征)与“女人工资”(一种表示轻蔑的说法)之间的对比使得这样一种思想更具合法性：即如果工资制工人的劳动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的话，他们所处的位置便是一种合宜的美国男人应占据的地位。Boydston, Home and Work, 4755; KesslerHarris, A Woman誷 Wage, 310, 3639;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125; Martha May, “Bread Before Roses: American
如果将妇女排除在政治和经济自由之外继续保持了一种由来已久的长期实践，民主与种族间的相互认同便标志着一种新的转折。尽管美国人的话语愈来愈多地强调平等，革命时期的一些短暂存在过的思想却逐渐生长成为一个发育完全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是经“科学”的支持而完成的。作为对美国国籍范围的限制，“种族”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一位参加1857年俄勒冈州制宪大会的代表说，黑人“生来就奴性十足”；这样的思想当时为报纸、平版印刷品以及类似由白人扮黑人的滑稽戏团这样的大众娱乐业广为传播。在革命时期，只有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明确地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范围内，尽管在其他地方，地方习俗也给自由黑人使用投票权制造了不少障碍。直到1800年，没有一个北部州以种族为理由来限制公民的选举权。但那年以后加入联邦的各州，除缅因外，无一例外地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公民范围之内。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州内，自由黑人的投票权不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是被彻底地被取消了。1821年，同一届纽约州制宪大会取消了对白人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却把对黑人选民的财产资格提高到每人250美元，这个数额超出了该州几乎所有黑人居民的经济能力。16年后，尽管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黑人，已经组成了一个政治上敢言、经济上成功的社区，但该州却彻底取消了黑人的选举权。到1860年时，只有在五个新英格兰州，黑人才能与白人在同等的条件下行使选举权。①
Workingmen, Labor Unions and the Family Wage,” in Women, Work and Protest: A Century of U.S. Women誷 Labor History, ed. Ruth Milkman (Boston, 1985), 37.
① Rowland Berthoff, “Conventional Mentality: Free Blacks, Women, and Business Corporations as Unequal Persons, 18201870,”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76 (December 1989), 76073; Robert J. Dinkin, Voting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A Study of Elections in the Original Thirteen States, 17761789(Westport, 1982), 4142; Ira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New York,1974), 7, 91; Leon F. Litwack,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7493. 尽管有种族不平等现象存在，许多革命时期的白人仍把黑人视为“黑色的北方佬”，认为他们应至少享有一些公民的和作为政治社会未来成员的权利。但到了19世纪，75随着南部各州不断紧缩法律，致使解放奴隶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随着北部的黑人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受到隔离，在经济上倍受歧视，这一切使得政治社会的界限变得更加难以突破和逾越。到1837年，一位出席宾夕法尼亚州制宪大会的代表可以公然宣称，美国是“一个白人的政治社会”。黑人是外来者，不是美国人，是“我们中间的侵入者”，明尼苏达的一位政治领袖这样说道。随着围绕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日益激化，美国政治语言中充满了种族排斥的话语。这种话语甚至在内战前夕，也为联邦最高法院所采用。在古代罗马，奴隶解放后，可获得自由和公民身份。但在美国，根据首席大法官罗杰•B. 坦尼1857年的司各特案判决，黑人不能成为公民，也不能享有白人生来就享有的一切权利。坦尼认为，美国人民构成一个仅限于白人的“政治大家庭”。对于来自不同祖先的、缺乏自由的历史传统的黑人来说，他们永远不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事实上，种族取代了阶级，成为划分那些有权或无权享有政治自由的美国男性的界限。Gary Nash, Forging Freedom: The Formation of Philadelphia誷 Black Community 17201840 (New York, 1988), 17273;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77; Berthoff, “Conventional Mentality,” 78083; Kenneth L. Karst, Belonging to America: Equal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New Haven, 1989), 4445; Priscilla Wald, “Terms of Assimilation,” in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ed. Amy Kaplan and Donald E. Pease (Durham, NC, 1993), 64.
对自由劳动的推崇，虽然是北部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但却没有把北部的非裔美国人包括在内。从本质上讲，自由劳动的思想基于一种普遍意义的理论之上。从本性上讲，人对奖励机制要比对强迫机制的反应更为积极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进步中自由劳动优于奴隶劳动的原因所在。但是，如同政治民主一样，自由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据对一些人的排斥来界定的，而这种排斥的理由则来自事物的自然秩序。林肯在提到只有那些“具备依附性本性”的人才不会抓紧机会逃离工资制工人的地位去争取拥有财产的独立时，对这些自然界限作了隐约的提示。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II, 405, III, 479.
谁是“具有依附性本性”从而被剔除在自由劳工队伍以外的人呢？如同在政治民主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回答来自于美国社会的历史经验之中。1860年时，将近400万非裔美国人以奴隶的身份在从事劳作；除此之外，无论是自由黑人还是其他有色种族的成员都很难被同化吸收进那种以非常生硬的“自由”或“奴隶”划分的劳工体制中。在这些人中，学徒和契约佣工的形式长期地实施着，而这种半自由劳工形式的中途站，早在19世纪早期已经在白人中逐渐消失了。Gary B. Nash and Jean R. Sonderlund, Freedom by Degrees: Emancipation in Pennsylvania and It誷 Aftermath (New York, 1991), 17377.
西部提供的经济自主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在那些由白人所想像的(而且也是经常体验到的)保障经济独立的西部土地上，76同时也掩藏着印第安人的契约佣工、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抵债苦工以及在长期劳工契约束缚下的中国移民的工作。这些劳工形式一直实行到19世纪中叶之后；事实上，由于高度市场化和劳动力密集性企业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商业性农业中的发展，这些劳工形式又得以再生。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就在墨西哥人和移居该州的白人移民拥有的庄园上，以“学徒制”的形式安置了一万名印第安人。最令人震惊的是，领土的扩张也推动了奴隶制的扩张。杰斐逊曾认为，欧洲人对美国农作物产品的需求将支撑美国经济的生长和小农场主的经济自主化。但对大批量生产的纺织品的要求比起对美国粮食的要求来得更为持久。当南部向西扩张时，正是棉花这种由奴隶种植园生产的作物，而不是由勤劳的自耕农种出的谷物，变成了南部的经济命脉和整个自由帝国的首要出口商品。Howard Lamar, “From Bondage to Contract: Ethnic Labor in 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Countryside, ed. Hahn and Prude, 293326;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38; Tomás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White Supremacy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13141.
如果美国社会中有什么群体可被认作是工资奴隶的话，那就是北部的自由黑人。他们是最后经历契约佣工形式的群体，因为北部解放黑奴的法律通常要求奴隶母亲所生的子女在获得自由前必须要为母亲的主人工作一段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是28年，远远长于白人契约佣工的例行时期)。直到1830年大规模移民开始后，非裔美国人才构成北部社会中工资无产阶级成员中的一个相当可观的部分。当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在不断鼓吹社会地位的进步时，黑人在现实上却体验着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降。在北部废除奴隶制时，由于18世纪的工匠普遍拥有奴隶，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北方黑人成为了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尽管许多白人工匠对南部奴隶制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却把自由黑人看成是低工资的竞争者，其中大多数人还竭力阻止黑人进入技术行业。“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追求平等权利的排头兵，”一位黑人编辑对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的激进派工匠这样评论道。但白人技术工人的敌视只是众多将黑人限制在劳力市场底层的原因之一。除了又脏又累的力气活儿，白人雇主拒绝雇佣黑人，白人顾客也不愿让黑人伺候他们。其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北部黑人工资工人中的大多数不是从事无技能的工作就是充当家庭佣人。自由黑人也无法利用西部开放的机会——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来改进自己的经济地位。联邦法禁止他们得到公共土地，四个州——印第安纳、伊利诺斯、衣阿华和俄勒冈——则完全禁止他们进入。77争取经济独立的目标，对自由黑人来说与对白种美国人一样具有一样诱惑力。但由于这个目标是如此难以想像地遥不可及，对绝大部分黑人来说，他们的一生将永远只能是处于经济从属的地位。Nash and Sonderlund, Freedom by Degrees, 17377; Gary B. Nash, Forging Freedom: The Formation of Philadelphia誷 Black Community 17201840 (Cambridge, MA, 1988), 146; Graham R. Hodges, New York City Cartmen, 16671850 (New York,1986), 15859; Leonard P. Curry, The Free Black in Urban America 18001850 (Chicago, 1981), 260;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261.
当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划分属于一个非白人群体(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剥削另一个非白人群体(黑奴)的劳动和兼并另一个由非白人(墨西哥人)组成的国家的一大部分领土时，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自由不可避免地要获得强有力的种族性特征。在19世纪40年代，当美国从墨西哥夺得大片土地时，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达到了顶峰，领土扩张被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天生优越的证明(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概念基本上是依它的对立面——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天主教徒等——而界定的)。“种族”，《民主评论》宣称道，是“所有国家的历史以及所有帝国兴盛和衰落的关键”。19世纪的“种族”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涉及肤色、文化、民族血统和宗教等内容。但美国自由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天生具有的热爱自由的素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念为报纸杂志、政治论文以及这一时代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写作广为宣扬。在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美国仍有一个小小的天主教群体，但到了1840年代，由于爱尔兰的马铃薯大饥荒和美墨战争，大批的天主教徒突然变成了美国人口的一部分。结果，长久以来新教对“天主教教皇”敌意又再度回升，重新复活，并强化了自由与美国社会中假定存在着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间的联系。在类似爱默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天才”这样的讲演中，公共演说家将盎格鲁-撒克逊的优越性、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性定义和天定命运论等糅合成一体，将其奉为一种单一的国家使命。Democratic Review,18 (June 1846), 434;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Cambridge, MA, 1981), 14,14653; Anita H. Goldman, From Emerson to King: Democracy,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New York, 1997), 13132.
在为新生共和国提供精神支柱的过程中，沃尔特•H. 普雷斯科特、弗朗西斯•帕克曼和乔治•班克罗夫特等社会地位很高的学者创造了一套爱国主义的历史叙事，其中没有给予印第安部落、黑人或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班牙和法国传统的文化以任何位置。在他们对于美国自由的长篇叙述中，美国自由的种子，根植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之中，在美国革命和西进运动中生长开花。1845年对得克萨斯的兼并以及随后不久对墨西哥大部的征服，变成了一种文明、进步和自由战胜天主教会的专断和“杂交种族们”那种天生的无能的胜利。既然领土扩张意味着“扩展自由的地域”，那些阻挡美国扩张的人——欧洲强权、土著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统统被定义为自由的障碍。 78(这种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解放等同起来、将反对美国的人与对自由的仇恨等同起来的话语，直到今天，一直渗透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之中，时常令其他国家感到困惑或厌烦。)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10412; Dorothy Ross, “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omance to
在整个19世纪，西进扩张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获取的领土上的居民是否可以被吸纳入美国人民之中，是否能够得以享受美国自由的恩惠？在大多数情形下，欧洲人后裔的居民——法兰西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被允许成为美国公民。杰斐逊和他那一代人曾希望，印第安人能够最终抛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学会定居式的农业耕作，皈依基督教，从而被同化为美国人。这种期望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过，但彻罗基部落的经验表明，印第安人的惟一命运是被排除在(美国公民)之外，尽管彻罗基人几乎成为了标准的共和国人民(他们采用了一部成文宪法，从事农业生产，拥有奴隶，而且按照美国传统，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到法院打官司)。虽然它们顽强地予以抵抗，但在19世纪30年代，彻罗基和其他“文明化了的部落”被从东南部强行迁移。当佐治亚州企图将自己的司法权扩及到彻罗基人的土地上并夺走了后者大片土地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印第安人的特殊地位作了定义。但他最终也只是把印第安人描述成为受联邦政府保护的“被监护者”，需要父亲般的重视和保护。但法律上讲，印第安人缺乏公民的地位，最高法院不能保护它们的自然权利和条约权利。事实上，1831的彻罗基部落诉佐治亚案判决接受了在美国存在的“自由的偶然性”，即自由依据群体成员的资格而定。①
Uncertain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June 1995), 652; Thomas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1985), 16465; Major L. Wilson, Space, Time, and Freedom: The Quest for Nationality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18151861 (Westport, 1974), 32.
① Daniel W. How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Chicago, 1979), 3842;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190; Priscilla 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Cultural Anxiety and Narrative Form (Durham, NC, 1995), 243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部非白人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某一外国势力从前赋予这些人的权利以及这个外国势力是否坚持要求美国政府对这些先前赋予的权利予以继续的承认。1803年将路易斯安那转让给美国的条约承诺，所有自由的居民都将享有“公民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尽管美国的统治造成了路易斯安那州自由黑人地位的直线下降，但他们能够继续享有那些生活在美国其他地方的黑人从未听说过的特权——比如说，组成民兵的权利——这是西班牙和法国人的统治留下来的遗产之一。1848年的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允许那些居住在被美国兼并的领土上的墨西哥人享有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这一条是为了保护加利福尼亚的大土地主的财产而设计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例子说明种族划分界限有时可以变得非常地难以确定，79而且会为地方的情势所影响。当加利福尼亚在1850年加入联邦后，它却剥夺了所有非白人公民的选举权。与黑人、印第安人和亚洲人不同的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墨西哥人自称是西班牙人的后裔，或者他们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爱尔兰移民通婚，所以，他们被认作是白人。而新墨西哥的人口却被认为“太墨西哥化”(也就是说，太印第安人化了)而不配享有民主的自治政府，因此，新墨西哥的州地位要推迟到1912年才正式予以确立，尽管它早就满足了加入联邦所必须拥有的人口总数的要求。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11720; 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1993), 17780;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49; Robert W. Larson, New Mexico誷 Quest for Statehood 18461912 (Albuquerque, 1968), 12428;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90), 308.
① Amy D. Stanley, “Home Life and the Morality of the Market,” in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s, 18001880, ed. Melvyn Stokes and Stephen Conway (Charlottesville, 1996), 7679; 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91850 (Ithaca, 1989), 11221; Carolyn L. Karcher, The First Woman in the Republic: A Cultural Biography of Lydia Maria Child (Durham, NC, 1994), 12728; Reva B. Siegel, “Home as Work: The First Woman誷 Rights Claims Concerning Wives’ Household Labor, 18501880,” Yale Law Journal, 103 (March 1994), 108990; Faye E. Dudden, Serving Women: Household Serv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Middletown, CT, 1983), 18, 59.在城市工匠和工资制工人中，妇女的工作经常表现出自立与依附甚至纯粹的生存之间的差别。这些家庭也同样隐藏着实际上由妇女承担的支付工资的工作——尤其那些在工厂外接受最低的生计工资的工人所付出的血汗劳动。至1850年时，波士顿的女缝衣工人数超过该行业男性劳动力的人数。南部和北部的小农场中的妇女工作——包括在田野里干活、生养孩子、打扫卫生、煮饭、洗衣服、缝制衣物和其他物品以备自用或出售等——终年不断。北部早期的工业化实际上强调了妇女工作的重要性。类似于制鞋、制帽和纺织的行业广泛实行一种“厂外分做”的做法，使妇女可以在家工作，挣钱来添补家用，尽管她们同时还继续执行原来的家务责任。与此同时，早期的工厂还为那些来自农村家庭的未成年女子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下，小生产者自夸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妇女工作的结果，不管这种工作是她们在家里所干的那些没有被计算在内的家务事，还是她们在家庭或外面所从事的有工资的劳动。因此，自由劳动表现出一个为所谓“自由”与“奴隶”对比的话语所遮掩的矛盾：某些人的独立是基于另外一些人的依附性劳动之上的。Amy Bridges, A City in the Republic: Antebellum New York and the Origins of Machine Politics (New York, 1984), 5658; Thomas Dublin, “Women and Outwork in a Nine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Town,”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America,ed. Steven Hahn and Jonathan Prude (Chapel Hill, 1985), 5166; Mary H. Blewett, Men, Women, and Work: Class, Gender, and Protest in the New England Shoe Industry, 17801910 (Urbana, 1988), 4561; Boydston, Home and Work, 40,59, 7693; McCurry, “Politics,” 28, 37.
将工作场所当作家庭以外的世界，这样做等于抹煞了妇女们的实际劳动。在有关自由劳力的讨论中，74家庭主妇、家庭佣人和女性厂外工队伍很少被提及，除了在援引她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蔓延是如何降低了男人的地位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男性应该拥有一份“养家工资”，以保证他能养活妻子和儿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时髦和流行的关于社会正义的定义。这种思想在中产阶级地位的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因为在他们看来，男人有能力来维持一个家庭，使妇女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家庭生活，正是资产阶级地位最具有特别性的特征；这一点，对工人阶级家庭的男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工人权利倡导者报》说：资本主义硬把妇女从她们“幸福而独立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拉下来，强迫她们进入劳力市场，从而破坏了家庭中的自然秩序，也损害了男性家长的权威。为“养家工资”而斗争成为下几代劳工组织和运动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养家工资”或“男人工资”(这在后来被当成一种荣誉的象征)与“女人工资”(一种表示轻蔑的说法)之间的对比使得这样一种思想更具合法性：即如果工资制工人的劳动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的话，他们所处的位置便是一种合宜的美国男人应占据的地位。Boydston, Home and Work, 4755; KesslerHarris, A Woman誷 Wage, 310, 3639;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125; Martha May, “Bread Before Roses: American
如果将妇女排除在政治和经济自由之外继续保持了一种由来已久的长期实践，民主与种族间的相互认同便标志着一种新的转折。尽管美国人的话语愈来愈多地强调平等，革命时期的一些短暂存在过的思想却逐渐生长成为一个发育完全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是经“科学”的支持而完成的。作为对美国国籍范围的限制，“种族”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一位参加1857年俄勒冈州制宪大会的代表说，黑人“生来就奴性十足”；这样的思想当时为报纸、平版印刷品以及类似由白人扮黑人的滑稽戏团这样的大众娱乐业广为传播。在革命时期，只有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明确地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范围内，尽管在其他地方，地方习俗也给自由黑人使用投票权制造了不少障碍。直到1800年，没有一个北部州以种族为理由来限制公民的选举权。但那年以后加入联邦的各州，除缅因外，无一例外地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公民范围之内。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州内，自由黑人的投票权不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是被彻底地被取消了。1821年，同一届纽约州制宪大会取消了对白人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却把对黑人选民的财产资格提高到每人250美元，这个数额超出了该州几乎所有黑人居民的经济能力。16年后，尽管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黑人，已经组成了一个政治上敢言、经济上成功的社区，但该州却彻底取消了黑人的选举权。到1860年时，只有在五个新英格兰州，黑人才能与白人在同等的条件下行使选举权。①
Workingmen, Labor Unions and the Family Wage,” in Women, Work and Protest: A Century of U.S. Women誷 Labor History, ed. Ruth Milkman (Boston, 1985), 37.
① Rowland Berthoff, “Conventional Mentality: Free Blacks, Women, and Business Corporations as Unequal Persons, 18201870,”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76 (December 1989), 76073; Robert J. Dinkin, Voting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A Study of Elections in the Original Thirteen States, 17761789(Westport, 1982), 4142; Ira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New York,1974), 7, 91; Leon F. Litwack,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7493. 尽管有种族不平等现象存在，许多革命时期的白人仍把黑人视为“黑色的北方佬”，认为他们应至少享有一些公民的和作为政治社会未来成员的权利。但到了19世纪，75随着南部各州不断紧缩法律，致使解放奴隶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随着北部的黑人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受到隔离，在经济上倍受歧视，这一切使得政治社会的界限变得更加难以突破和逾越。到1837年，一位出席宾夕法尼亚州制宪大会的代表可以公然宣称，美国是“一个白人的政治社会”。黑人是外来者，不是美国人，是“我们中间的侵入者”，明尼苏达的一位政治领袖这样说道。随着围绕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日益激化，美国政治语言中充满了种族排斥的话语。这种话语甚至在内战前夕，也为联邦最高法院所采用。在古代罗马，奴隶解放后，可获得自由和公民身份。但在美国，根据首席大法官罗杰•B. 坦尼1857年的司各特案判决，黑人不能成为公民，也不能享有白人生来就享有的一切权利。坦尼认为，美国人民构成一个仅限于白人的“政治大家庭”。对于来自不同祖先的、缺乏自由的历史传统的黑人来说，他们永远不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事实上，种族取代了阶级，成为划分那些有权或无权享有政治自由的美国男性的界限。Gary Nash, Forging Freedom: The Formation of Philadelphia誷 Black Community 17201840 (New York, 1988), 17273;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77; Berthoff, “Conventional Mentality,” 78083; Kenneth L. Karst, Belonging to America: Equal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New Haven, 1989), 4445; Priscilla Wald, “Terms of Assimilation,” in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ed. Amy Kaplan and Donald E. Pease (Durham, NC, 1993), 64.
对自由劳动的推崇，虽然是北部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但却没有把北部的非裔美国人包括在内。从本质上讲，自由劳动的思想基于一种普遍意义的理论之上。从本性上讲，人对奖励机制要比对强迫机制的反应更为积极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进步中自由劳动优于奴隶劳动的原因所在。但是，如同政治民主一样，自由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据对一些人的排斥来界定的，而这种排斥的理由则来自事物的自然秩序。林肯在提到只有那些“具备依附性本性”的人才不会抓紧机会逃离工资制工人的地位去争取拥有财产的独立时，对这些自然界限作了隐约的提示。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II, 405, III, 479.
谁是“具有依附性本性”从而被剔除在自由劳工队伍以外的人呢？如同在政治民主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回答来自于美国社会的历史经验之中。1860年时，将近400万非裔美国人以奴隶的身份在从事劳作；除此之外，无论是自由黑人还是其他有色种族的成员都很难被同化吸收进那种以非常生硬的“自由”或“奴隶”划分的劳工体制中。在这些人中，学徒和契约佣工的形式长期地实施着，而这种半自由劳工形式的中途站，早在19世纪早期已经在白人中逐渐消失了。Gary B. Nash and Jean R. Sonderlund, Freedom by Degrees: Emancipation in Pennsylvania and It誷 Aftermath (New York, 1991), 17377.
西部提供的经济自主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在那些由白人所想像的(而且也是经常体验到的)保障经济独立的西部土地上，76同时也掩藏着印第安人的契约佣工、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抵债苦工以及在长期劳工契约束缚下的中国移民的工作。这些劳工形式一直实行到19世纪中叶之后；事实上，由于高度市场化和劳动力密集性企业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商业性农业中的发展，这些劳工形式又得以再生。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就在墨西哥人和移居该州的白人移民拥有的庄园上，以“学徒制”的形式安置了一万名印第安人。最令人震惊的是，领土的扩张也推动了奴隶制的扩张。杰斐逊曾认为，欧洲人对美国农作物产品的需求将支撑美国经济的生长和小农场主的经济自主化。但对大批量生产的纺织品的要求比起对美国粮食的要求来得更为持久。当南部向西扩张时，正是棉花这种由奴隶种植园生产的作物，而不是由勤劳的自耕农种出的谷物，变成了南部的经济命脉和整个自由帝国的首要出口商品。Howard Lamar, “From Bondage to Contract: Ethnic Labor in 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Countryside, ed. Hahn and Prude, 293326;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38; Tomás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White Supremacy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13141.
如果美国社会中有什么群体可被认作是工资奴隶的话，那就是北部的自由黑人。他们是最后经历契约佣工形式的群体，因为北部解放黑奴的法律通常要求奴隶母亲所生的子女在获得自由前必须要为母亲的主人工作一段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是28年，远远长于白人契约佣工的例行时期)。直到1830年大规模移民开始后，非裔美国人才构成北部社会中工资无产阶级成员中的一个相当可观的部分。当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在不断鼓吹社会地位的进步时，黑人在现实上却体验着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降。在北部废除奴隶制时，由于18世纪的工匠普遍拥有奴隶，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北方黑人成为了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尽管许多白人工匠对南部奴隶制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却把自由黑人看成是低工资的竞争者，其中大多数人还竭力阻止黑人进入技术行业。“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追求平等权利的排头兵，”一位黑人编辑对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的激进派工匠这样评论道。但白人技术工人的敌视只是众多将黑人限制在劳力市场底层的原因之一。除了又脏又累的力气活儿，白人雇主拒绝雇佣黑人，白人顾客也不愿让黑人伺候他们。其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北部黑人工资工人中的大多数不是从事无技能的工作就是充当家庭佣人。自由黑人也无法利用西部开放的机会——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来改进自己的经济地位。联邦法禁止他们得到公共土地，四个州——印第安纳、伊利诺斯、衣阿华和俄勒冈——则完全禁止他们进入。77争取经济独立的目标，对自由黑人来说与对白种美国人一样具有一样诱惑力。但由于这个目标是如此难以想像地遥不可及，对绝大部分黑人来说，他们的一生将永远只能是处于经济从属的地位。Nash and Sonderlund, Freedom by Degrees, 17377; Gary B. Nash, Forging Freedom: The Formation of Philadelphia誷 Black Community 17201840 (Cambridge, MA, 1988), 146; Graham R. Hodges, New York City Cartmen, 16671850 (New York,1986), 15859; Leonard P. Curry, The Free Black in Urban America 18001850 (Chicago, 1981), 260;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261.
当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划分属于一个非白人群体(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剥削另一个非白人群体(黑奴)的劳动和兼并另一个由非白人(墨西哥人)组成的国家的一大部分领土时，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自由不可避免地要获得强有力的种族性特征。在19世纪40年代，当美国从墨西哥夺得大片土地时，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达到了顶峰，领土扩张被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天生优越的证明(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概念基本上是依它的对立面——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天主教徒等——而界定的)。“种族”，《民主评论》宣称道，是“所有国家的历史以及所有帝国兴盛和衰落的关键”。19世纪的“种族”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涉及肤色、文化、民族血统和宗教等内容。但美国自由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天生具有的热爱自由的素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念为报纸杂志、政治论文以及这一时代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写作广为宣扬。在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美国仍有一个小小的天主教群体，但到了1840年代，由于爱尔兰的马铃薯大饥荒和美墨战争，大批的天主教徒突然变成了美国人口的一部分。结果，长久以来新教对“天主教教皇”敌意又再度回升，重新复活，并强化了自由与美国社会中假定存在着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间的联系。在类似爱默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天才”这样的讲演中，公共演说家将盎格鲁-撒克逊的优越性、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性定义和天定命运论等糅合成一体，将其奉为一种单一的国家使命。Democratic Review,18 (June 1846), 434;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Cambridge, MA, 1981), 14,14653; Anita H. Goldman, From Emerson to King: Democracy,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New York, 1997), 13132.
在为新生共和国提供精神支柱的过程中，沃尔特•H. 普雷斯科特、弗朗西斯•帕克曼和乔治•班克罗夫特等社会地位很高的学者创造了一套爱国主义的历史叙事，其中没有给予印第安部落、黑人或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班牙和法国传统的文化以任何位置。在他们对于美国自由的长篇叙述中，美国自由的种子，根植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之中，在美国革命和西进运动中生长开花。1845年对得克萨斯的兼并以及随后不久对墨西哥大部的征服，变成了一种文明、进步和自由战胜天主教会的专断和“杂交种族们”那种天生的无能的胜利。既然领土扩张意味着“扩展自由的地域”，那些阻挡美国扩张的人——欧洲强权、土著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统统被定义为自由的障碍。 78(这种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解放等同起来、将反对美国的人与对自由的仇恨等同起来的话语，直到今天，一直渗透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之中，时常令其他国家感到困惑或厌烦。)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10412; Dorothy Ross, “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omance to
在整个19世纪，西进扩张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获取的领土上的居民是否可以被吸纳入美国人民之中，是否能够得以享受美国自由的恩惠？在大多数情形下，欧洲人后裔的居民——法兰西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被允许成为美国公民。杰斐逊和他那一代人曾希望，印第安人能够最终抛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学会定居式的农业耕作，皈依基督教，从而被同化为美国人。这种期望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过，但彻罗基部落的经验表明，印第安人的惟一命运是被排除在(美国公民)之外，尽管彻罗基人几乎成为了标准的共和国人民(他们采用了一部成文宪法，从事农业生产，拥有奴隶，而且按照美国传统，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到法院打官司)。虽然它们顽强地予以抵抗，但在19世纪30年代，彻罗基和其他“文明化了的部落”被从东南部强行迁移。当佐治亚州企图将自己的司法权扩及到彻罗基人的土地上并夺走了后者大片土地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印第安人的特殊地位作了定义。但他最终也只是把印第安人描述成为受联邦政府保护的“被监护者”，需要父亲般的重视和保护。但法律上讲，印第安人缺乏公民的地位，最高法院不能保护它们的自然权利和条约权利。事实上，1831的彻罗基部落诉佐治亚案判决接受了在美国存在的“自由的偶然性”，即自由依据群体成员的资格而定。①
Uncertain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June 1995), 652; Thomas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1985), 16465; Major L. Wilson, Space, Time, and Freedom: The Quest for Nationality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18151861 (Westport, 1974), 32.
① Daniel W. How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Chicago, 1979), 3842;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190; Priscilla 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Cultural Anxiety and Narrative Form (Durham, NC, 1995), 243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部非白人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某一外国势力从前赋予这些人的权利以及这个外国势力是否坚持要求美国政府对这些先前赋予的权利予以继续的承认。1803年将路易斯安那转让给美国的条约承诺，所有自由的居民都将享有“公民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尽管美国的统治造成了路易斯安那州自由黑人地位的直线下降，但他们能够继续享有那些生活在美国其他地方的黑人从未听说过的特权——比如说，组成民兵的权利——这是西班牙和法国人的统治留下来的遗产之一。1848年的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允许那些居住在被美国兼并的领土上的墨西哥人享有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这一条是为了保护加利福尼亚的大土地主的财产而设计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例子说明种族划分界限有时可以变得非常地难以确定，79而且会为地方的情势所影响。当加利福尼亚在1850年加入联邦后，它却剥夺了所有非白人公民的选举权。与黑人、印第安人和亚洲人不同的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墨西哥人自称是西班牙人的后裔，或者他们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爱尔兰移民通婚，所以，他们被认作是白人。而新墨西哥的人口却被认为“太墨西哥化”(也就是说，太印第安人化了)而不配享有民主的自治政府，因此，新墨西哥的州地位要推迟到1912年才正式予以确立，尽管它早就满足了加入联邦所必须拥有的人口总数的要求。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11720; 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1993), 17780;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49; Robert W. Larson, New Mexico誷 Quest for Statehood 18461912 (Albuquerque, 1968), 12428;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9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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